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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界線中前行: 2019新加坡雙年展

在界線中前行: 2019新加坡雙年展

2019新加坡雙年展共有77個藝術家參與,作品遍佈島內11個場域,相較於上一屆的新加坡雙年展(Singapore Biennale 2016),展館從7處擴增到11處,主展場也由正在進行翻修工程的新加坡藝術博物館,轉為新加坡國家美術館(National Gallery Singapore)以及吉門營房(Gillman Barracks)。隨著新展館的加入,此屆雙年展在地理空間及作品數量上皆更勝以往(在撇除2006年第一屆新加坡雙年展的狀況下),不難看出其野心。在硬體條件的搭配下,來自菲律賓的藝術總監派翠克.弗洛斯(Patrick Flores)更拋出了一個開放式的命題:「邁向正確方向的每一步」,為新加坡雙年展搭起了廣闊的舞台。
王良吟《每一步都很重要》(2019)。(新加坡藝術博物館提供)
走過正在進行翻新工程的新加坡藝術博物館(Singapore Art Museum),你很難忽略上述顯眼的藍底白字標語。這是新加坡藝術家王良吟(Amanda Heng)為此次新加坡雙年展(Singapore Biennale 2019)創作的藝術計畫:《每一步都很重要》(Every Step Counts)。其計畫名稱正完美呼應了2019新加坡雙年展的命題:正確方向的每一步(Every Step in the Right Direction)。該計畫亦邀請觀眾和藝術家一起從新加坡藝術博物館步行到濱海藝術中心(Esplanade),透過日常每日都會進行的步行,感受自己的身體、投入環境與人群。正如王良吟所說:「藝術不該只是珍藏在美術館的東西,是存在於任何地方、在你身邊可以注意到的。」該屆新加坡雙年展便秉持著同樣的理念,將雙年展策劃為一場「藝術慶典」,在「節慶—研討會式」(festival-seminar)的架構上,邀請藝術家、觀眾一同思考,面對現今混亂的世界,我們要如何採取正確的行動、走向正確的方向?
2019新加坡雙年展共有77個藝術家參與,作品遍佈島內11個場域,相較於上一屆的新加坡雙年展(Singapore Biennale 2016),展館從7處擴增到11處,主展場也由正在進行翻修工程的新加坡藝術博物館,轉為新加坡國家美術館(National Gallery Singapore)以及吉門營房(Gillman Barracks)。隨著新展館的加入,此屆雙年展在地理空間及作品數量上皆更勝以往(在撇除2006年第一屆新加坡雙年展的狀況下),不難看出其野心。在硬體條件的搭配下,來自菲律賓的藝術總監派翠克.弗洛斯(Patrick Flores)更拋出了一個開放式的命題:「邁向正確方向的每一步」,為新加坡雙年展搭起了廣闊的舞台。
黄晨晗《一屋套一屋》(2019)。(新加坡藝術博物館提供)
與界線抗爭
面對這樣的提問,雙年展的藝術家們以不同的形式、媒材、角度等作出回應,其中牽涉的議題其實並不難想像:環境、族群、文化、政治等。有趣的是,這些議題大多數都和實際地理概念上的「方向」有關,而這樣的方向往往又會涉及到「界線」的問題。黄晨晗(Boedi Widjaja)的裝置作品《一屋套一屋》(Black-Hut, Black-Hut )便揉合了他自身的散居經驗,於印尼出生、在新加坡生活的他,以熱帶和亞熱帶架高的房屋建築為靈感,用樓梯層層架構出空間、亦區隔了空間。智利藝術家特隆科索(Verónica Troncoso)訪問了新加坡的外籍勞工與本地學生,將對話懸掛在展場內,道出他們的心聲。這些外籍工作者和移民通常是為了尋求更好的生活而跨過國家、族群等界線,但這樣的移動真的造就了更好的生活嗎?根據統計,在新加坡的常住人口中,有30%是外籍人士。新加坡本是一個多族群的國家,又加上外籍人口的流入,由此衍生的議題的確值得重視。同樣身為外籍人士的我,在展內看到這些作品時也不禁產生共鳴。 
除了國家間的移動外,還有人類為了更大的空間及資源,對自然、人文遺跡的擴張。現居新加坡的英籍藝術家Zai Tang,其「逃逸速度」(Escape Velocity)系列錄製了新加坡萬禮(Mandai)地區的大自然聲效,展場內播放了原版的聲效,和經過後製的聲效,暗示著人類對自然的介入。另一本地藝術團體後美術館(Post-Museum)的「武吉布朗索引」(Bukit Brown Index)系列運用了大量佈景裝置,甚至搭起了中元節的歌台,紀錄了2011年至2014年間,政府欲開發武吉布朗墓園而引起的爭議。上述論及的議題與作品僅是冰山一角,但在本質上都存在著同樣的訴求,整個雙年展皆把箭靶指向同一個方向:因為相異而產生的界線要如何保持平衡關係?人類為了區別他者與自身而定義了各種界線,而現在,我們反倒為界線所困。
如果暫且跳脫作品論述來看,2019新加坡雙年展亦挑戰了展覽中的界線議題。如前述,此次新加坡雙年展在場域及展品數量上都擴增不少,展品佈及室內室外,將展覽的地理範圍拉得更廣,展場與非展場間的界限變得模糊,觀者在各個場館的移動也融為觀展體驗的一部分。就作品媒材而言,此次的展品包含了非常大量的錄像、聲音作品,讓人不禁好奇究竟有多少觀眾能全程觀看完所有錄像作品(還有要花費多少時間)。再者,有部分錄像裝置並沒有配置耳機,其附帶的聲效便不受空間所限,可跨越作品間的界線在展場內擺盪。波蘭藝術家布瑞秋拉(Karolina Breguta)在台灣拍攝的作品《廣場》(Square)為九頻道錄像作品,故事由一個小鎮廣場上會唱歌的老舊雕像開始,敘述了居民從一開始的欣賞態度,到後期感到不堪其擾的過程。此展品在單獨的展間內展出,由九個裝置同時播放影像,在同個空間內,小鎮居民的對話毫無時序地混雜在一起,呼應了作品中人們在公共空間與私生活界限間的拉扯狀態。
同在吉門營房展出的還有新加坡藝術家陳坷睿(Kray Chen)的作品《一場婚禮的五個預演》(5 Rehearsals of a Wedding),藝術家以詼諧的方式,演出了在新娘缺席的狀況下進行的婚禮預演,顯現出人們對傳統華人婚禮的焦慮,以及社會所給予的壓力。其中亦包含了新加坡及馬來西亞婚禮特有的敬酒環節,新人和親友們必須一同站在舞台上,和台下的賓客齊聲大喊三次「飲勝」(Yam Seng),飲字喊得越大聲、越長,就代表對新人的祝福越多。錄像中藝術家及四位好友單一且重複的聲音貫穿了整個展場,與其他作品的聲音疊合在一起,無形中形成了巨大的壓迫感。類似的情況也可見於其他場館中,錄像作品的聲效穿透了空間,並佔據了觀者的聽覺,彷彿各方作品在同一個時空內對話,在崗位上吶喊著自身的訴求。
在走出展場後,我忽然感覺到一陣寧靜,這是我少數在觀展後會鬆了一口氣的展覽,但心上彷彿還壓著沈甸甸的石頭。數量眾多的展品、展館的廣闊分佈、藝術家們對社會的質問、展場內喧囂的各路聲音……平心而論,此屆新加坡雙年展並不是一個讓人看了會身心愉悅的展覽,如果是帶著參與「節慶」心情觀展的觀眾或許會期待落空。相反地,觀者要耗費相當的時間與心力,去消化吸收展覽的龐大訊息,面對特定作品還需具備先備知識才得以理解。觀展過後,或許會覺得困惑、沮喪或憤恨不平,國家、自然、文化、政治間的界線依然模糊又難以跨越,這些議題都是老生常談但難以解決。不過,這就是2019新加坡雙年展所要呼籲大眾重視的,這些朝向「正確方向的每一步」,藝術在其中扮演了何種角色,無論過程與結果如何,每次嘗試都是朝著正確方向所邁出的一步。2019新加坡雙年展堅信著,藝術蘊含了可以重新塑造世界的潛力,並持續在藝術演進的道路上前行。
後美術館《武吉布朗索引》(2015)。(攝影/洪楷晴)
邁向未來的每一步
從2006年第一屆新加坡雙年展開始,走到2019年已是第六屆,新加坡雙年展透過不斷嘗試走出自己的道路。2012年,新加坡國家藝術理事會(National Arts Council)宣布不參與2013威尼斯雙年展(La Biennale di Venezia),此舉在當時引發了強烈的爭論,甚至有眾多藝術家連署請願不要退出威尼斯雙年展,但當局政府希望將資源更多的挹注在當地的藝術社群中,希冀提供更多舞台給在地的藝術家和藝術活動。2013新加坡雙年展便做出了大膽的嘗試,邀請了27位來自東南亞的策展人組成策展團隊,並將目標更加鎖定在東南亞藝術,參與展出的藝術家共有82位,分別來自13個國家。其後每年的新加坡雙年展皆朝著同樣的方向前進,以區域為主軸,聚焦東南亞藝術,試圖掌控東南亞藝術的話語權。2019新加坡雙年展仍聚焦東南亞,有半數以上的藝術家來自東南亞地區,更有不少作品是因應雙年展而委託製作,讓藝術深入區域的同時,也能以區域的視角望向世界。
時至今日,新加坡雙年展已經成為東南亞具代表性的藝術活動,除了雙年展之外,政府亦不遺餘力地支持各項藝術展演:新加坡國家美術館的重新開幕、吉門營房藝術區的規劃,還有對藝博會的資助等,新加坡能在東南亞藝術中站穩腳步,很大一部分需歸功於政府的大力支持。在新加坡雙年展舉辦的同時,新加坡藝術週(Singapore Art Week 2020)、夜晚之光光影節(Light to Night Festival 2020)也馬不停蹄地舉行,這段期間的新加坡藝術呈現了百花齊放的熱鬧光景。
布瑞秋拉《廣場》(2018)。(攝影/洪楷晴)
但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在政府單位大力推動藝術活動的同時,其審查制度也確實存在並實行著。首屆新加坡雙年展的策展人南條史生(Fumio Nanjo)就曾提及,當時在會田誠(Aida Makoto)的行為藝術錄像中,出現了「日本首相是笨蛋」這句話,在當時被要求刪除而展出了刪減後的版本。時序回到今日,僅管新加坡對藝術的審查有逐漸放寬之勢,但有時藝術還是必須為此作出妥協。來自香港的藝術組合C&G的作品《我是鬼嗎?》(Am I A Ghost?),在展場設置了一個電話亭,觀眾必須先回答問卷上的問題,再將答案號碼輸入電話,透過電話亭的燈亮與否就可以得知你是否是鬼。此作品直接反映了香港現今的局勢,但因審查的問題,原本在問卷設計中有直接點名「香港」的字眼,最後都被建議去除。
陳坷睿《一場婚禮的五項預演》(2017)。(新加坡藝術博物館提供)
雖然作品被拿去了關鍵字,然而作品表達的立場卻是顯而易見。整場雙年展中亦有許多涉及政治議題的作品,藝術總監弗洛斯並不擔心,他認為藝術即是反映世界,在展覽中仍有許多抽象但帶有政治意涵之作,但他也表示:「我不喜歡很容易捕捉、辨認的作品。」究竟是策展人的個人偏好或為配合體制,我們無從得知。整場雙年展看下來,藝術家透過藝術表達的訴求並沒有因此降低聲量,無論是抽象或是具象作品,皆可以找到與觀者溝通的方式。不過,就如同2019新加坡雙年展的中心思想,每次嘗試都是邁向正確方向的每一步,走過的路將永遠不會被抹去,藝術家和作品為了展覽調整、修正的痕跡亦不會被忘記。新加坡雙年展在此種多元的文化語境下,在不同的界限和挑戰中游移,而這樣的嘗試是否能激起國際觀眾和在地藝術社群的共鳴?無論結果如何,新加坡雙年展所跨出的每一步,都在向前行。

第六屆新加坡雙年展

展期:2019.11.22-2020.3.22
地點:新加坡國家美術館、吉爾曼軍營藝術區等

 

洪楷晴( 1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