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藏家雲集，速寫中國當代藝術40年

1978年，中國人均生產總值是 156 美元；2017 年，數字增至8,827美元，升幅高達50倍。回顧過去40年，人民財富積累，效應波及文化發展。中國人素有好古的習慣，收藏行為活躍於民間。隨著經濟持續快速增長，收藏需求亦反映於當代藝術市場。香港藝術中心第五屆「收藏家當代藝術藏品展」正透過整理五位不同年代、不同風格的藏家藏品，概覽中國當代藝術及藏家風貌，策展人更期望做到「兼顧藏家藏品」之餘，也「為這40年畫一張速寫」。

自 2013 年起，香港藝術中心舉辦「收藏家當代藝術藏品展」。香港藝術中心總幹事林淑儀表示希望透過每屆與各地收藏家合作，讓公眾進一步瞭解收藏家在亞洲藝術界的角色，認識他們對藝術界及藝術家發展的影響及貢獻，並從收藏家藏品出發，探索一個地方的歷史和發展。來到第五屆，藝術中心以探索中國當代藝術收藏多元面貌為題，邀請上海大學上海美術學院美術史論系副教授凌敏策展，帶來高名潞、費大為、管藝、鄭好和陸尋的藏品。五人藏家先後出生於1940至1980年代，收藏規模、內容、想法各有千秋。凌敏形容他們猶如不同時間節點上的「觀景」，並嘗試聯繫起來，以窺探過去40年中國當代藝術、藏家及其藏品，以及收藏理念的演變。

展覽試圖從藏品、文獻、藏家三個側面來勾勒中國當代藝術的大體模樣，取樣集中於是在東部及沿海地區。其中 1949年生於天津的高名潞，現為美國匹茲堡大學藝術史及建築史系研究教授，早年積極介紹和評論前衛藝術，並身兼策展和文化雜誌編輯工作。出生於 1954 年的費大為背景亦類似，從事策展及藝術評論，並於北京創辦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因著二人與藝術圈子的密切接觸，他們的收藏大多是收藏是一些他們親自參與過的重要展覽活動之文獻檔存。

據於高名潞和費大為提供的文獻基礎，展覽引入管藝、鄭好和陸尋的藏品。1960年後的管藝，收藏齊備早期中國當代藝術家的作品與文獻。是次展品包括鍾鳴引起美術界廣泛對「畫家是否應存在個性」及「自我表現」爭議的《他是他自己－－薩特》（1980）等。凌敏認為，管藝關注藝術觀念演化，其藏品有助觀眾從歷史角度出發，了解中國當代藝術觀念的流變。1970年後的鄭好身兼收藏家和企業家，巧妙地以藏品連接旗下酒店和美術館 。凌敏形容，鄭好擅以「溫馨形式將大師的作品呈現給大家」，所以特選約瑟夫‧博伊斯等國際當代藝術名家，並把具有代表性的 《大白兔奶糖》帶到香港。凌敏稱，1980年後的陸尋的收藏思路特別。他相信一件作品產生的過程遠比作品本身更有收藏價值， 關注空間環境與藝術家駐地創作。他亦曾策劃了多個藝術家駐地項目，並將整個過程和結果都視為收藏對象。其中徐震於四方當代美術館的永久性駐地專案《運動場》，相關的相片紀錄將於是次展覽陳示。

策展人凌敏指，中國藏家特點在於變化多、差異大，大體來說還是處於起步摸索階段。管藝、鄭好、陸尋三人藏品特點鮮明，她認為五位藏家的藏品以及他們的收藏觀念和實力差別甚大，甚至可以想像有人看了這次展覽之後會因此感到驚訝。驚訝，正是凌敏嘗試打開的討論——如何透過五位藏家呈現中國當代藝術發展，梳理過去40年的經濟文化脈絡。

在凌敏眼裡，中國在過去40年「從東部沿海到中西部地區，方方面面都發生了前所未有的歷史性變化」。社會正從農業文明轉向工業文明，從關注鄉村到著力於都市發展，尤其面對全球化、數位化、網絡化大潮，中國融入國際社會的速度更急劇加快。

凌敏認為，經濟發展對中國當代藝術發展有決定性影響。她引用兩組經濟數據說明，指 1978 年至 2018 年間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增幅達 244 倍，中國外貿總額也增長了198倍，收藏活動與經濟增長的軌跡不謀而合。文化方面，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中，整個社會受思想解放和新啟蒙運動影響，出現一股「文化熱」；到1980年代末的時局變化，部分從事當代藝術的人移居國外；部分人也改變了實驗方向，甚至開始「下海經商」，加上在華外資的推動，促進「市場化」的速度。進入廿一世紀之後，凌敏認為 2006 年是重要的標竿。一批有海外教育背景和國際商業經驗的新一代藝術家、收藏家開始嶄露頭角，中國當代藝術進入擁抱「全球化」的階段。

觀乎是次展覽的五位焦點藏家及其藏品，凌敏指「無論在時間節點上，還是在思想觀念和個人運作行為上，經濟與文化這兩大因素對他們的影響是非常明顯而直接的。」他們很多不光是藏家，也建立起民間美術館，陳示自己的藏品。她表示，官營機構收藏不多，其中當代藝術的藏品更是幾乎不成系列。相對於官營機構，她認為「當代藝術因其實驗性、挑戰性，對民間場館的依賴要遠遠大於體制內機構。」這次展覽合作對象都是民間機構，她也直言選擇「並非巧合」。豐富多彩、意趣不同、宗旨各一的民間藝術場館，與體制內的機構互補不足，民間美術館的興盛不單有助藝術市場健康運行，「更為重要的是對藝術新潮的形成，對創作自由，對藝術批評和研究，也會產生多重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