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如何在攝影中展演？首屆TIPF台灣國際攝影節

由Lightbox攝影圖書室主辦的首屆TIPF台灣國際攝影節（以下簡稱TIPF）以「民主的相機」為題，集結兩個主題展「史泰德與法蘭克－攝影書與藝術民主化」（以下簡稱「史泰德與法蘭克」展）與「在我們得獎之後－New Wave台灣新銳攝影創作展」（以下簡稱New Wave展），以及一系列演講、論壇及其他形式的展示。TIPF自九月起、持續近一個月，不僅帶來多層次的豐富觀展體驗與知識分享，也足以引發不同的討論。

羅伯・法蘭克與史泰德：攝影書與展覽形式的民主實踐

在當代，任何與羅伯・法蘭克（Robert Frank，1924-2019）這位傳奇攝影藝術家有關的展覽都會引發關注，一方面在於這位攝影家本身的藝術造詣及其代表作《美國人》（The Americans）的攝影史傳奇地位，另一方面因其銀鹽原作大多已脆弱而難以公開展覽，每一次展示時所採取的策略和形式都令人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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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史泰德與法蘭克」展由法蘭克生前長期合作的出版人、德國Steidl出版社創辦人格哈德．史泰德（Gerhard Steidl）策劃，脫胎於近十年來的一系列經典回顧展「羅伯・法蘭克：書與電影，1947-2014」（Robert Frank: Books and Films, 1947-2014），這一巡迴於世界範圍內五十餘所大學、博物館和非營利空間的展覽由法蘭克生前與史泰德共同規劃。於TIPF開幕週來臺的史泰德，也透過國際論壇的主題演講和受訪，闡述法蘭克的攝影理念及其自身的出版哲學，描繪出他與法蘭克在攝影書製作和藝術民主化上多年的實踐與對話。

有別於博物館殿堂級的攝影展示，這次展覽中，法蘭克的作品以膠印形式出現在一公尺寬、從高處懸掛於展間內的平價新聞紙之上，這些紙本印刷品隨後將隨每一次展覽的結束而被銷毀，不留商業化流通的可能。這些臨時性的快閃展覽旨在傳遞法蘭克的藝術理念和美學價值，同時也強而有力地回應著成本高昂的當代展演系統，與貫穿本屆TIPF的「民主性」之概念異曲同工。

這一展覽也對於攝影展覽與創作本身之間的關係，打開了不同角度的探討路徑。史泰德強調了法蘭克對攝影作為獨立的藝術語言的堅持，這在當年可謂挑戰了照片作為插圖的傳統定位的革命性觀念。而法蘭克的攝影書是其除了平面攝影和電影創作之外，同樣具有本質上的創造性和作者性印記的產物，直覺性的圖像編排組合以及富含意味的留白，乃至文字的精簡，背後都存有創作者的刻意為之。

這樣的展覽形式凸顯了法蘭克作為「攝影書創作者」的身分，同時也提醒大家，法蘭克那早已成為攝影史經典的「美國人」系列，最初、或許也是最適切的觀看方式，是透過書頁——比起博物館典藏級的明膠銀鹽版本，顯得更加親民。而在史泰德精湛印刷工藝的協助下，法蘭克作品中顆粒感與對比度鮮明的特性，以及多重觀點的曖昧感，不僅以不亞於銀鹽相紙的品質呈現，甚至更具敏銳性和開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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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做書」的物質性過程，包含具有科普意味的史泰德工作流程，在整個展覽中被置於同等顯著的位置，這進一步豐富了攝影展覽的觀看層次。印有攝影作品的紙從高處懸掛而下，如詩句般排列於展間中，觀展過程也宛若翻開一冊設計得當的詩集，隨意相遇的字句皆可打開不同的體驗與想像。尤其令人驚喜的是，《美國人》的工作印樣也同時展示於現場；更有趣的是歷年來、不同展出或出版時，法蘭克對於同一張底片構圖的不同裁切方式，也部分被整理和揭露在這一展覽中。這些讓人看到這位著名攝影家在按下快門之後仍持續的工作中，在果決、踟躇、以及介於其間的時時刻刻之間，所作出的種種美學選擇，不啻為創作者最為坦誠相見的一面。

此外，法蘭克創作生涯中同樣佔據重要位置的電影，也以輪播形式出現於這次展覽中，這些影片創作年份跨越1959年至2008年，多數難得一見。就此，法蘭克的創作生命，透過其三種主要創作形式展現於這次展覽中：攝影、電影與攝影書。而在這些靜態或動態影像中看到法蘭克晚年與妻子於加拿大馬布（Mabou）居住的小屋，那簡陋而充滿生活氣息、但顯得不拘小節的生活與工作空間，讓人不禁感慨，這次位於C-LAB美援大樓這棟佈滿時間斑駁痕跡的歷史建物中的展場，比起精緻的白盒子空間，或許更貼近法蘭克本人的創作精神。

莎拉・格林諾與NGA：攝影在博物館中的挑戰與轉型

同樣受本屆TIPF之邀來臺，於開幕國際論壇中作主題演講的美國國家藝廊（National Gallery of Art，以下簡稱NGA）攝影部主任暨創始策展人莎拉・格林諾（Sarah Greenough），則闡述攝影在國家級藝術博物館中的「挑戰與轉型」之路。她強調，攝影不僅深刻參與塑造了當代文化、社會與美學，更是「所有藝術中最民主的一種」，因為它賦予人們保存並分享觀點的能力，讓通常被邊緣化的聲音被聽見。

格林諾的分享勾勒出一部20世紀攝影進入博物館典藏的小史。她服務半個世紀的NGA於1949年收到首批珍貴的攝影捐贈，即著名攝影師阿爾弗雷德・史蒂格利茲（Alfred Stieglitz）共計1600多張照片的「關鍵組件」（Key Set）。儘管如此，NGA的攝影典藏是在近三十年後，於格林諾1978年加入後的幾年間才真正成型。她採取不同於NGA傳統策展人的途徑，透過展覽來論證攝影之於文化表現的重要性，包括史蒂格利茲離世後首次大型回顧展（1983）、安塞爾・亞當斯（Ansel Adams）回顧展（1985）、「定影之藝術：攝影史150年」（On the Art of Fixing a Shadow: 150 Years of Photography，1989），這些展覽在專業領域和公眾反饋上都獲得巨大成功，最終使NGA高層認識到攝影作為一個藝術史研究領域的合理性和重要性。

格林諾隨後採納的「深度典藏」模式專注於主要藝術家作品的大量深入典藏，包括亞當斯、沃克・埃文斯（Walker Evans）和保羅・斯特蘭德（Paul Strand）的經典作品奠定了NGA的攝影典藏基礎，而最重要的里程碑則是獲贈法蘭克的作品，包括他極具影響力的著作《美國人》（The Americans）的所有底片、連絡印樣和工作印樣。利用這批收藏，NGA于2009年舉辦了《美國人》出版50週年展，呈現研究這份龐大典藏所獲得的深刻見解。

史泰德透過與法蘭克在創造性上的共鳴與合作，格林諾則研究與策展的角度，讓攝影得以藉由出版和展示的介面抵達公眾。20世紀後半葉，他們的前瞻性實踐都豐富了隨媒介社會不斷變遷之下，攝影作為一種藝術門類的審美潛力及社會價值。在其演講的後半程，格林諾細緻分析了法蘭克的美學觀念在影像內部及影像之間的運作方式，也進一步分享自己與法蘭克持續多年的實體書信往來，揭示了這位傳奇藝術家私下溫暖、幽默的特質，並展示了他持續探索圖片和文字如何相互激發、擴展和複雜化這項工作的成果。令人欣喜的是，格林諾也透露她正著手進行一個關於法蘭克圖文信件的展覽與出版的計畫。

當代臺灣攝影的公共想像與時代精神

本屆TIPF的本土內容則並未聚焦大師級攝影家，而是從策展、作品、共創等跟方面凸顯對年輕世代的關懷。去年的首屆「NEW WAVE攝影創作獎」引人思考一個極具時代特徵的問題：與法蘭克、史泰德和格林諾們所代表的20世紀截然不同，在影像爆炸、資訊過量的時代，攝影造就何種文化地景？又如何在個體與社會、主觀視角與時代精神之間形塑新的感知關係？

15位攝影師的作品聚集於「得獎之後」的脈絡下，TIPF邀請年輕策展人孫以臻與他們共同打造出New Wave展，獲獎作品從平面發展至空間展呈，試圖透過多樣化的影像佈局與裝置設計，營造出有別於傳統白盒子、也與影像現場拉開一定距離的第三空間，反芻諸如「影像會帶我們去哪裡」的開放性問題。

這樣一些開放性問題，恰也是在這個充滿不確定的多面時代，當代攝影創作者們之間共同形塑出的精神氛圍。其中關注社會議題者，例如具社工身分的楊承運關注跨國遷徙的《No Border – Mais Xeemvaaj & I》、唐佐欣關於都市原民生活的《還是要面對明天的太陽》；旅居臺灣的馬來西亞創作者卓杜信以故鄉變遷和個體經驗創作的《拉央的風箏已遠去》去年獲得New Wave首獎；蘇長慶的《政治劇場》將選舉造勢現場常見的紅色塑膠凳置於展場；而林祐農的《鰻寮群像：海景第一排》則如其拍攝對象一般懸掛於建築外牆。另一些作品，則包含背景更為模糊、也更指向普遍意義的社會性地景，如郭哲希拍攝臺灣各地具黨國意識形態意味的外來種南洋杉的《殖民地之杉》，嚴紹恩《旅遊複製年代的生活》在自身與他人的攝影、當下與過去之間描繪臺美文化交織的歷史地景，鄧璞的《在霧散之後》和連子勻的《In the Fog》分別將近乎抽象的香港與金門迷霧風景留在影像中。另有謝明澄《落果》、鐘苡綾《荒誕與荒謬的灰色地帶》等作品聚焦內在世界與環境的碰撞。許多作品中，都可見當代社會多重影像介面在源頭處對創作產生影響的痕跡，展覽並未下什麼概括性的結論，而是透過明確的動線、不同的感官層次來引導觀眾。

題為「親愛的台灣」的戶外影像展邀請三位年輕藝術家劉千鈺、卓杜信與林暐倫，分別以影像呈現台灣共生青年協會、g0v台灣零時政府和台灣資訊環境研究中心（IORG）的實踐與價值觀，最終呈現於通透的戶外金屬結構間。另一試圖將攝影與民主意識直接結合的創造物，是「Made in Democracy－民主相機計畫」中，一台由沿岸制作與動態自造實驗室共同打造、盡可能使用來自臺灣在內的民主國家製造的材料與零件的「民主相機」，以物質性載體呼應整個攝影藝術節的主題。

在貫穿了「民主」概念的首屆TIPF之中，可以看到不同層面上對「民主」的多重演繹：既有超越了傳統攝影創作和展示形式的「做書」實驗，及其所彰顯的民主化力量和人性價值；有透過機構典藏、策展實踐而辨識出的攝影文化與美學價值；也有「民主相機」從理念到物質層面的「民主」之難，以及尚未被充分討論的課題。這些努力同時也提醒我們，「民主」並非一個可以輕易被定義或套用的詞彙。它既包含賦權與平等的願景，其內部也暗藏倫理上的複雜性與文化歷史語境的種種差異。

歸根到底，攝影本身關乎主觀的創造過程和創造物，針對攝影的積極「民主」，可表現為平等地為不同形式、不同角度、不同觀點的創作提供平台，為包括創作、組織、觀賞、評論等不同角色賦權。相較於更需嚴謹辨識和分析的政治學定義下的「民主」，無論從策畫端還是受眾端角度來看，若是從哲學性層面上理解蘊藏於本屆攝影節的「民主」觀，或許可以打開更多理解的可能。正因為「民主」難以被單一化理解，它在本屆攝影節中的運用才格外引人思考；比起給出定論，更重要的，或許是分辨這個詞在不同語境下所打開的討論空間，以及它如何讓我們重新思考影像在當代公共生活中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