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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相非相】西方藝術中的道與禪

【諸相非相】西方藝術中的道與禪

【Through Appearance Beyond Appearance】Taoism and Zenismin Western Art

2004年美國柏克萊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出版研討會論文集《當代藝術裡的佛心》(Buddha Mind in Contemporary Art),邀請了12位學者就當代藝術的精神性作深入探討,討論的藝術範圍包括身體、行為、裝置和錄像等各種形式,彰化師範大學退休教師李長俊探討杜象創作與佛教和觀音信仰相關的文章〈天下有火;灑水吧!這是生命〉(Fire Down Below and Watering, That’s Life)也收錄其中。20世紀初,許多前衛藝術家與抽象繪畫運動先驅都受諸多神秘主義或思想啟發,並成為結合神秘主義和佛教的神證學(Theosophy)信仰者,包含康丁斯基(Wassily Kandinsky)、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以及杜象周邊的一些朋友。

「香蕉/膠布」、「塗鴉/碎紙機」、小便斗、4分33秒……,無論支持或反對,喜歡或厭惡,唯一可以確定的是,當代藝術中存在著許許多多初乍見下「理解不能」的作品。更有甚者,許多這一類型的作品甚至是藝術史上重要的創建。舉例來說,杜象(Marcel Duchamp)的小便斗便是影響20世紀藝術發展最重要的作品,其重要性不僅超越了畢卡索(Pablo Picasso)那突破西方繪畫傳統的《亞維儂的少女》(Les Demoiselles d’Avignon),甚且可以說「當代」的藝術現象、視野與思維,皆可回溯至達達(Dada)的反藝術觀念革命之上。

或許真正有趣的是,隱藏於這撩亂的當代藝術現象下的思維源流,乃是十分「亞洲」的態度與思維。更為精確地說,當代藝術的起源,乃是十分「佛」、「道」的思維態度與視野。於是奠基於西方二元對立性的邏輯辯證法的藝術史及美學,其理性甚至於某種客觀定性的分析、詮釋乃至於評判,在面對當代藝術的紛陳表現上,出現了失語難言亦或者追捧那無以名狀的藝術狀態。或許禪宗公案般的機鋒話語,才真正得以勾勒當代藝術那光怪陸離的面貌。

由史蒂格里茲拍攝,藝術家杜象享譽全球的作品《小便斗》。©Wikipedia

《六祖壇經》有則故事是這麼說的:無盡藏是唐朝武周時期的一位比丘尼。一日,無盡藏尼對六祖慧能說:「我讀《涅般經》多年,仍有許多不解之處,希望能得到指教。」慧能答:「我不識字,請你把經讀給我聽,也許我能幫你釋疑。」無盡藏尼忍不住笑道:「你連字都不識,怎談得上解釋經典呢?」慧能告訴她:「真理與文字不是一回事。真理有如天空的明月,文字只是指月的手指;手指能表示明月的所在,但手指並不就是明月,看月也並不一定非透過手指不可。」於是無盡藏尼將經文讀給慧能聽,慧能一句一句為她解釋,使無盡藏尼大受啟迪。在禪宗思想中,更進一步發展為「不立文字,教外別傳」,其用意便在於本體才是目的所在,而非之間的文字、說法。今日,當代藝術或許正是「說法無其形,用辨非聲色」,「見諸相非相,即見藝術」的機鋒。「指月」雖說意在「月」(佛法真理)而非「指」(禪宗公案),然而,或許世人所見、所逐,皆為其指,於是「見證藝術史誕生」的一刻,即將時時刻刻。

當代藝術裡的東方思想

在整個20世紀的西方現代主義研究中,「現代主義與東方文化」之間的關係一直鮮少引起歐美學術界的關注。直到1980、90年代,奠基於薩伊德(Edward Wadie Said)東方主義理論產生的影響,文學領域上逐漸有學者開始就「西方現代主義的形成和發展曾受東方文化影響」進行辯證,而其眼光也不再只是「印度和聖經之地」或薩伊德的穆斯林「東方」,更進一步擴及20世紀初期,對歐美世界而言位處遠東的「東方」,尤其指稱的是中國和日本。而視覺藝術方面的研究,則要到21世紀才鮮明起來,研究範疇也從形式主義的採擷、互動,擴及精神層面、內涵的影響。

2004年美國柏克萊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出版研討會論文集《當代藝術裡的佛心》(Buddha Mind in Contemporary Art),邀請了12位學者就當代藝術的精神性作深入探討,討論的藝術範圍包括身體、行為、裝置和錄像等各種形式,彰化師範大學退休教師李長俊探討杜象創作與佛教和觀音信仰相關的文章〈天下有火;灑水吧!這是生命〉(Fire Down Below and Watering, That’s Life)也收錄其中。20世紀初,許多前衛藝術家與抽象繪畫運動先驅都受諸多神秘主義或思想啟發,並成為結合神秘主義和佛教的神證學(Theosophy)信仰者,包含康丁斯基(Wassily Kandinsky)、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以及杜象周邊的一些朋友。杜象的好朋友,也是抽象繪畫最早的創始人之一,捷克畫家庫普卡(František Kupka)則對宗教歷史有廣泛認識,並在巴黎的最初幾年勤於打坐冥想,作品題材也有不少是與東方印度教或佛教有關。1910至11年間,杜象曾在巴黎吉美美術館(Musée Guimet)聆聽梵文學者與佛學專家福舍(Alfred Foucher)的演講,李長俊則根據資料推論杜象應當在1912年的慕尼黑之行(學界普遍認為此旅程為杜象生涯的轉捩點),參訪了當時於皇家人類學博物館(Royal Ethnographical Museum)相當盛大的亞洲文物展,為當時館長薛爾曼(Lucien Scherman)教授珍藏的2,000件東南亞文物。若從杜象的交友與生平來看,被尊為「現代藝術之父」的杜象有充足的機會、經驗與興趣認識佛學,甚至曾言:「我對『藝術』(art)這詞的來源很有興趣。如我所知,它是源自梵文,它原來的意思是指『工作』。」慕尼黑之行後,杜象開始了包含各種現成物的創作。

由杜象和克勞德.吉瓦丹(Claude Givaudan)構思的杜象展覽海報。李長俊認為杜象以隱晦的手法,暗示代表觀世音菩薩的「施無畏印」。(佳士得提供)

杜象作品中的佛教思想

李長俊的論文命名為「天下有火;灑水吧!這是生命」是結合了杜象兩件作品,1919年的《L.H.O.O.Q.》,以及1920年請曼.雷(Man Ray)替他拍攝男扮女裝的肖像攝影,並為他的女性身分取名「Rrose Sélavy」。李長俊以杜象擅長的語言雙關遊戲,以及藝術家曾於訪談中暗示「這個標題要用發音法去唸」、「由四個字母組成」,解讀《L.H.O.O.Q.》並非普遍認為每個字母分開、快速讀取後產生的情慾解讀「她有一個紅騷屁股」(elle a chaud au cul),而應根據「發音法」,H不發音,Q發音同K,解釋為「LOOK」(看)。而從杜象數件與「看」有關的作品深入探討,李長俊也認為杜象的創作其實與佛教的觀音信仰有關:「觀就是看,看就是觀」。而「cul」這字除了「屁股」的意思外,還有「底下或下面」之意;若從天上的高度向下「看」,當時遍地烽火的歐洲確實「下面有火」、「天下有火」。而第二個部份「灑水吧!這是生命」(Watering, that’s life)則同樣先從發音解釋「Sélavy」。「Sélavy」(瑟拉薇)應當就是法文「c’est la vie」的諧音,意即「這就是生活」,但學界對名字「Rrose」則有不同討論。「Rrose」若R、r分別以法語發音,會類似「eros」(情慾、性愛),但若以英語發音則會像是「arrose」,意即「飲酒」、「灑水」之意。李長俊傾向「灑水」的解釋來自於其研究顯示杜象對「灑水觀音」這個議題應有所涉獵,18世紀的法國工藝品上更早已可見相關主題。

藝術家杜象的作品《L.H.O.O.Q.》。©Wikipedia
大都會博物館藏明觀音瓷像。(大都會博物館提供)

關於杜象與佛教信仰的關係,李長俊也認為杜象和曼.雷在1920年發表的另一件作品,杜象將自己男扮女裝的照片貼在一個香水瓶上,其標題「Belle Haleine, Eau de Voilette」應為「戴頭巾女人的水」,並從圖象學上推斷應與「白衣觀音」有關。杜象最有名的作品《噴泉》(Fountain),則和莊子所說的「道在屎尿」不謀而合。老莊思想在當時已傳入歐洲,也為當時前衛藝術家們所知悉。如果從杜象曾書寫「Art =Shit」,以及達達運動發起人查拉(Tristan Tzara)曾作的詩句「達達是這個;達達是那個;達達終究是屎尿。」來看,杜象和查拉只是分別用「藝術」和「達達」來取代莊子的「道」。而從杜象友人對《噴泉》一作相關的文獻記載來看,杜象的女友以「浴室裡的佛陀」來評論此作,負責拍攝的史蒂格里茲(Joseph Eugene Stiglitz)除了在打燈方面下了相當功夫,為了符合杜象要求「讓它看起來像個戴頭巾的人」,以及寫信告知他的太太畫家歐姬芙(Georgia O’ Keeffe)說他們原本是把它當作在拍攝一個佛像的,後來畫廊展出的標題則是「浴室裡的聖母」。1923年杜象的《懸賞尋人》(Wanted With Reward)海報中,裡面有一段文字:「照片裡的人姓Welch綽號叫Bull」,Welch是德文的「誰」,因此作者藉此作品表達「尋找他自己,追求我是誰」。而「Bull」(牛),在中國佛教禪宗裡面正好是被用來比喻「每個人的本性」。宋朝晚年的寓言體禪宗畫「十牛圖」,正是把牧牛看成一個人自我發現的過程,尋牛、見跡、見牛……,「見牛」便是已經找到牛(自己),看到自己的本性等意思。研究杜象多年的李長俊從諸多線索探討,認為杜象的作品乍看之下或許毫無意義,但內裡的思維卻與佛教信仰、老莊思想有所連結。

藝術家杜象將自己男扮女裝的照片貼在一個香水瓶上的作品《戴頭巾女人的水》。©Wikipedia

美國達達、蘇黎世達達、包浩斯與約翰.凱吉

隨著歐美對東方思想研究的擴展,東方文化對西方現代藝術發展史上所扮演的思維突破角色也更趨明顯。2009年,古根漢美術館(Guggenheim Museum)的展覽「第三心靈」(The Third Mind)強調了亞洲哲學和精神文本對美國現代主義發展的重要性。二戰過後,禪宗佛學尤其引發了美國藝術家與作者廣泛的興趣。展覽鑿鑿有據地反映了禪宗與現代主義的聯繫,但文化史學者與獨立策展人貝斯(Jacquelynn Bass)則認為該展並未包含另一個較早的聯繫—道教與美國達達。在其2012年發表的《禪宗之前—美國達達中的「無」》(Before Zen: The Nothing of American Dada)中便著墨於「達達『無』的反思想理想從何而來?」,認為最直接的便是從道教的莊子與《道德經》而來。

洛克曼(Erin Megan Lochmann)則在其2011年的學位論文中探討了蘇黎世達達與佛教的關係。雖然沒有足夠的材料證明相關藝術家的佛學背景,但蘇黎世達達確實在其活動、寫作、與作品創作中引用了多樣的東方思維,於是提供了足夠的材料將達達、道教和禪宗佛教的關係相連結。也因此,常常被用來定義、描述達達藝術家創作與活動的詞彙,諸如反藝術、對傳統與邏輯的抗拒、對社會權威文化形式的顛覆、無政府主義、虛無主義等,儘管在某種程度上適用,但「虛無主義」(nihilism)、「虛無」(nothingness)乃至於「無」(nothing)的差異,便可能改變我們對達達過往的認識。而透過對單一城市「蘇黎世達達」的研究,我們也因此有可能對作為整體的「達達」有更多面向本質的討論,甚至進而改變了我們對其他藝術史上藝術運動的認識。2010年後,東方思想與包浩斯的關係,對約翰.伊登(Johannes Itten)色彩學的影響,以及佛教、禪宗思想在約翰.凱吉(John Cage)音樂扮演的角色等,各方面的研究逐步擴展並改變了我們對西方現當代藝術發展的認識。在此基礎上,我們似乎也擴張了另一個與世界藝術嫁接的可能。


本專題「諸相非相:當代藝術裡的東方原刊載於《今藝術&投資》2020年1月號32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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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貽安(Yian Chu)( 153篇 )

大學學習西班牙文,後修讀中國藝術史,有感於前生應流有鬥牛士的血液,遂復研習拉丁美洲現代藝術。誤打誤撞進入藝術市場,從事當代藝術編輯工作。曾任《典藏投資》編輯、《典藏.今藝術&投資》企劃主編,現為典藏雜誌社(《典藏.今藝術&投資》、典藏ARTouch)副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