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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曼麗 X 簡秀枝談「藝術國家隊」出擊策略: 如何讓台灣的文化實力被世界看見

林曼麗 X 簡秀枝談「藝術國家隊」出擊策略: 如何讓台灣的文化實力被世界看見

我在2017年再度擔任董事長的時候,就跟國藝會的同仁討論,是否可能超越這種總是躲在幕後給資源的角色。既然國藝會是國家的藝術理事會,我們在國際上有一定的定位,相較於藝術家以個人或民間團體的角色來說,可能更有機會與國外機構建立合作關係。因此我們在2018年成立了一個新品牌「ARTWAVE」,也就是一個推動國際交流的平台,對象不僅限於視覺藝術,也包括表演藝術、文學等類別。
形塑文化認同的好時機
簡秀枝(簡稱「簡」):非常感謝林董事長接受典藏的訪問,從今年的總統大選到近期國內對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過程,有一股台灣的價值意識在普遍抬頭,近來文化部與文策院也有推展「藝術國家隊」的概念:如果說我們的口罩或醫療有國家隊,那藝術當然也要有國家隊,所以《典藏.今藝術&投資》特別在六月號做了「藝術國家隊」的專題。林董事長在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有30年的教學經驗,也擔任過臺北市立美術館(以下簡稱北美館)館長、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故宮)院長,同時也投入許多台灣美術史的爬梳工作,那麼從「藝術國家隊」的概念,或怎麼把這個隊伍帶出去的角度,請董事長談一下您的看法? 
林曼麗(簡稱「林」):簡社長拋出來的問題其實很大,我可能主要還是從自己的經驗來切入。與其要談所謂的國家隊,我覺得台灣要有自己的文化主體性,才是最重要的事。我們都知道台灣經歷過不同的政權統治,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台灣也就像是一個隘口,有著各種文化在此匯聚,文化上的多樣與多元,其實是我們的獨特性,某種程度來說也是我們的優勢,但或許因為長久以來在政治或外交上的弱勢,我們對於文化或文化主體性的議題一直不是很重視。 
從過往留學日本,或在北美館、故宮推動國際交流事務的過程,我的確深刻感受到台灣在國際上的弱勢,而這次在防疫的過程裡,的確有讓世界看到台灣。過往其實我們也做過很多努力,再加上目前世界局勢的改變,我覺得現在是一個很好的時機點,台灣可以更凸顯自己作為一個國家的主體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文化認同。
每個國家有自己的文化獨特性,就像每個人有自己的臉一樣,沒有文化主體性的國家,就像一個人的臉是模糊的,人家根本不知道你是誰。當我們想要成為一個偉大的國家,偉大並不是很強大的意思,你可以很小,但還是一個被尊敬的國家,我覺得政府對文化這件事,應該要有更深入的思考。
國藝會現任董事長接受本刊影片專訪,從其自身經歷回顧起,縱觀台灣博物館與美術館策略,並細細剖析國藝會之於藝術外交的整體策略。(本刊資料室)
國家級MoMA與世界級MOCA
簡:那是不是應該從史觀開始?
林:在文化上我們很多元、很多樣,很多東西我們都可以接納、都可以涵容,然後也都可以內化,這個是台灣文化一個很大的特色。但同時到底「我們是什麼」的這件事情,它還是必須被慢慢地凝聚或形塑出來,這當然也是一個歷史的過程。這部分過去也有很多人在努力地慢慢累積,但我覺得做得還是不夠。其實也不只是美術史,還有許多與文化相關的歷史並沒有被爬梳、被整理、被廣為推廣,或是內化成為台灣人民生活的一部分。
如果從結論來說,我覺得現在台灣,特別是在首都,其實有一件早就該做而沒有做,現在應該趕快急起直追的事情,那就是在台北應該要有一個國家級的「MoMA」(Museum of Modern Art),也就是國家級的現代美術館;也要有一個世界級的「MOCA」(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也就是世界級的當代美術館。
簡:以公立美術館的結構,我們目前有市級的北美館和高雄市立美術館(以下簡稱高美館),然後是國立台灣美術館(以下簡稱國美館),此外現在六都也都在蓋美術館,其中也涉及是否要以法人化的方式經營的問題,您認為目前美術館的數量是不足的嗎?如果是,我們應該如何發展?
林:現在台灣各縣市都有建美術館的計畫,這當然是一件好事,我們也很需要在地方扎根的工作,但它們都還是地方型的機構。不過無論層級或規模,成立美術館本身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最大的挑戰是永續經營。如果沒有思考美術館的定位、意義、軟體、人才培育以及永續經營的條件,建個盒子在那邊也沒有用,到時候又變成一個蚊子館,就算不是蚊子館,都是委外做展覽或只是提供場地租借,也沒有辦法累積真正的專業和內涵。
不過我覺得更重要的還是國家的博物館政策,因為博物館政策是國家文化政策的基石。博物館不只是收藏文物的寶庫,當然有好的保存才有辦法再傳承下去,但更重要的是要能展示與推廣。博物館不是寶物樓,也不是倉庫,它是一個開放平台的概念,它要跟每一個世代的人、科技、思維與美學重新對話,並在對話的過程再創造新的文化,如此國家才有過去、現在和未來。所以我常說,博物館的存在不是要回到過去,而是要創造無限可能的未來,傳承與創新是一體的兩面。你會發現,所謂的先進國家在這方面都做得淋漓盡致,台灣其實有很豐富的內涵與條件,但我們沒有好好利用這個優勢。
林曼麗任職故宮期間,曾邀請藝術家王俊傑,以《毛公鼎》、《雕橄欖核小舟》與《象牙球》三件國寶文物為焦點,為經典引入新科技,創發「Old」與「New」之間的對話。(© 國立故宮博物院)
美術館法人化
簡:台灣大概在1980年代從北美館開始,接著是國美館、高美館陸續成立,那是第一次的美術館時代,如果現在是第二次,那麼透過法人化經營是比較好的作法?因為美術館不只是硬體,也包括軟體,像是有許多老畫家或其家屬,希望能把老畫家的作品捐給美術館,但好像苦於沒有一個好的架構,透過一個以美術史為主軸的美術館來保存這些老畫家的作品,或是一個好的規劃。
林:法人化是一個經營制度的設計,也是一個複雜且專業的政策。放眼世界,所有民主國家的博物館、美術館,大多都是採取法人化的制度與經營,法人的優點是它可以既不受政治的牽制,也不受民間商業利益的影響,而能站在針對人類幸福或社會公益等更高的層次,有效率地達成政策任務。
我個人是覺得這幾年,台灣在表演藝術部分的政策規劃還不錯,包括臺中國家歌劇院、高雄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等都成立了,臺北表演藝術中心也快完工了,再加上臺北流行音樂中心、高雄流行音樂中心等,不過這些也都是有前人種樹的努力成果,它們目前都是以法人化的經營模式在推動。
當然法人制度並非萬靈丹,除了制度的設計與配套的規劃外,最重要的是人民和社會的成熟度。不久前我在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簡稱「國藝會」)開啟了一個研究計畫,打算用一年的時間,對法國、英國、日本三國博物館法人化的經驗,進行一個比較深入與全面性的研究,希望可以提供未來在博物館的營運發展上一個比較客觀、專業而具體的基礎。
國藝會已積極透過研究計畫,為會內的政策方向提供分析與調查基礎,圖為去年「掀起海波浪—談國藝會國際交流補助與網絡平台」座談會上,國藝會研究發展組總監杜麗琴、劇場研究者陳佾均、清大教授邱誌勇(由左至右)分享國際交流補助的趨勢與觀察。(攝影/呂國瑋,國藝會提供)
簡:但目前在視覺藝術領域的整合好像還沒有到這個地步?
林:是的。北美館當然是一個很好的美術館,但它到底還是市級的單位,而且如果無法改制的話,它還是會被鎖在一個狹隘的官僚體制裡,除了營運上會受到很多限制之外,它的專業可能也無法得到應有的重視。如果不能用更好的條件讓更好的人才發揮,它怎麼可能跟國際上其他美術館競爭,或發揮台灣更好的文化能量,儘管它的位置在首都。不過北美館現在也有針對法人化在努力。高美館已經完成法人化,所以它就有比較大的空間,但它到底還是屬於地方型的美術館。至於國美館,它是從省美館轉型過來,背負了很沉重的歷史包袱,工作範疇更是包羅萬象,現在又要做台灣美術史……。
我覺得現在應該大刀闊斧,再不做也太慢了,就是要有一個國家級的MoMA,也就是國家級的現代美術館,這個概念的重點並不在於是否要花大錢大興土木,而是組織與結構的問題,應該盤點我們現有的資源,也可以整合現有的國美館或相關館舍,以近現代台灣美術史為架構,建構我們的文化與歷史傳承。其實包括我最近正在處理黃土水的作品在內,現在還有很多重要的藝術家作品在外面流離失所,這其實是國家的責任,而不是藝術家家屬或收藏家的責任。
簡:而且時間不等人。
林:對,時間不等人,在沒有良好的修復與保存情況下,這些東西都在劣化的過程中。
「不朽的青春:臺灣美術再發現」展覽總策畫林曼麗(右一)與正修復《少女》胸像(1920)的修復師森純一先生。(北師美術館提供)
藝術外交
簡:再回到我們希望台灣藝術可以走出去,如果就推展藝術外交來說,我們一直覺得,故宮其實可以比我們的外交部做更多的發揮,但現在似乎並沒有應用的很多元、彈性?
林:故宮絕對是台灣很重要的資產,所以我們要好好利用它。我還記得當年我擔任故宮博物院院長的時候,有一些台灣意識比較強的朋友跟我說:「曼麗,你去做什麼故宮院長,東西還回去好了!」我的回應是:「你怎麼這麼沒自信」。
這些文物是在特殊的時空背景之下落腳台灣,站在保存人類文明資產的立場,好好保存它們,也是我們作為一個文明國家的責任;另一方面,台灣人應該要有自信去把它變成自己的東西,我一直覺得這是一個態度的問題。
所以我當時說故宮博物院的使命,不只是要發揚中華文化,也是要創造台灣新文化,我講這句話並沒有政治的意涵,完全是站在人類文明歷史發展的基本態度。文明的發展就是不斷地融合跟創新,好的文化其實是越多元、越豐富,你才能夠再創新更多、更豐富的文化,台灣就是有這個條件。同時在國際上,它又是代表華夏文明的重要收藏,所以當然也是我們在文化外交上一個很好的優勢。
不過我也覺得台灣不能永遠只有故宮,我們還有其他很多元的文化內涵,所以我前面才會提到國家應該要有可以逐步落實的博物館政策,同時這絕對不只在於討論建築物的層次,我們都知道美術館、博物館的那個殼子就只是殼子,不管你找來多厲害的建築師,做出多麼讓大家驚豔的建築物,它真正靠的還是你的文化實力。你的文化實力才是可以讓你的博物館或美術館在世界立足的關鍵,也正是我長期以來經歷的工作經驗,讓我可以充分理解到台灣文化的豐富度。
林曼麗曾於故宮提出「Old is new」的概念,2005年邀請音樂創作者林強拍攝新形象影片。

簡:我們知道國藝會創辦了一個「ARTWAVE—台灣國際藝術網絡平台」(ARTWAVE-Taiwan International Arts Network,簡稱「ARTWAVE」)」,希望做台灣跟國際的鏈結,可以談一下這方面的成果?
林:國藝會的角色是一個藝術理事會,透過補助的方式,長期以來對台灣的藝文生態給予協助跟支持,針對國際交流這個項目,在常態補助或專案計畫裡也都有涵蓋。國藝會成立20幾年來,對台灣的藝文生態有非常深入的了解,所以我在2017年再度擔任董事長的時候,就跟國藝會的同仁討論,是否可能超越這種總是躲在幕後給資源的角色。既然國藝會是國家的藝術理事會,我們在國際上有一定的定位,相較於藝術家以個人或民間團體的角色來說,可能更有機會與國外機構建立合作關係。因此我們在2018年成立了一個新品牌「ARTWAVE」,也就是一個推動國際交流的平台,對象不僅限於視覺藝術,也包括表演藝術、文學等類別。 
2020年「TPAM表演藝術會in橫濱」期間,國藝會主辦之Reception「台灣茶會」現場。(攝影/林育全,國藝會提供)
2020TPAM「台灣茶會」上,台灣藝術家與來自全球藝術家及專業藝術經理人交流互動。(攝影/林育全,國藝會提供)
「ARTWAVE」成立以來,我覺得效益還不錯,舉例來說,在表演藝術的部分,我們連續以國藝會領軍的方式參與「橫濱國際表演藝術會議」(TPAM, Performing Arts Meeting in Yokohama)。過去我們也支持一些藝術家去參與過,但沒有以組織的型態出去,可以影響的層面相對小,同時在經驗的傳承和資源的累積上,發展的面向也無法更廣。國藝會連續兩年透過策劃展演,以及舉辦台灣茶會講座工作坊等,在展會中提出很有特色的台灣主題,包括2019年我們邀請台灣策展人姚立群與旅美日本策展人恩田晃(Aki ONDA)雙策展,演出四組藝術家的作品;2020年則邀請到跨域編舞家梅田宏明(Hiroaki Umeda)主持「能動者平台」,讓台、日的舞蹈工作者一起進行實驗性的創作與演出。而在去年我們前往時,參與台灣的講座和表演的人數,是明顯超越以往的。  
梅田宏明策劃之「能動者平台#1 台灣日本」,於2020 TPAM演出現場。(國藝會提供)
2020 TPAM中「能動者平台#1 台灣/日本」計畫參與者,前排左起:王甯、中村優希、余宛倫;後排左起:方駿圍、nouses成員Rion Watley、策畫人梅田宏明、nouses成員山本晃。(攝影/林育全,國藝會提供)
在視覺藝術的部分,舉我們在2019年舉辦的「當代策展的新挑戰─國際論壇暨青年策展工作坊」(Curators’ Intensive Taipei 19: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nd Workshops 以下簡稱「CIT19」)為例。我在1998年做「台北雙年展」(Taipei Biennale)時邀請了南條史生(Fumio Nanjo)擔任策展人,開啟了台灣國際雙年展的先河。當時就是期望能藉此開始培育台灣的國際策展人,20幾年下來,我覺得這部分的成果似乎還有進步的空間,所以我們就與北美館,以及立方計劃空間的主持人,同時也是具有豐富國際經驗的策展人鄭慧華合作策劃「CIT19」,包括一個大型的國際論壇,和一系列以年輕人為主要對象的策展工作坊。在論壇的部分邀請來自台灣及國際約20位講者參與,包括2020年「橫濱三年展」(Yokohama Triennale)策展團隊印度「瑞克斯媒體小組」(Raqs Media Collective),以及2020年「雅加達雙年展」(Jakarta Biennale)與2022年第15屆「卡塞爾文件大展」(Kassel Documenta)策展團隊「ruangrupa」等。
時任臺北市立美術館館長的林曼麗(右四),於1998年台北雙年展,邀請南條史生出任策展人。(© 臺北市立美術館)
「CIT19當代策展的新挑戰――國際論壇暨青年策展工作坊」開幕現場。(攝影/郭景捷,立方計劃空間提供)
「CIT19」第一場工作坊在講師墨夫.艾斯皮納 (Merv ESPINA)及葉紹斌(YAP Sau-Bin,中)的帶領下,學員透過文本閱讀與小誌(ZINE)實作,展開對展覽策劃中權力結構的討論。(攝影/郭景捷,立方計劃空間提供)
「CIT19」第二場工作坊由講師劉文棟(Alexander LAU,前排左二)、周安曼(Freya CHOU,前排右二)帶領,學員透過共同討論,為虛構的藝術家關丹策劃個展。(立方計劃空間提供)
「CIT19」第三場工作坊由講師鄧富權(TANG Fu-Kuen,右二)、袁志偉(YUEN Chee-Wai )帶領,學員為當時正於台北當代館展覽「超音樂・異聲驅動」(賴依欣策展)中展出的六件作品,重新設計Live Art的展演方式。(立方計劃空間提供)
「CIT19」第四場工作坊由講師許芳慈(HSU Fang-Tze,中)、維帕.布利貞農(Vipash PURICHANONT)帶領,每位學員以七個重要物件為出發點,彼此分享經驗與記憶,並以此為基礎共同思考將個人敘事相互交融的可能。(立方計劃空間提供)
後來瑞克斯媒體小組ruangrupa都提出想趁參與論壇的機會,多停留幾日進行一些田野調查,我們便主動在資源與專業上給予他們協助,很高興在今年的橫濱三年展中,瑞克斯媒體小組邀請了張徐展、何采柔、武玉玲三人參展,這應該也是台灣參加橫濱三年展人數最多的一次。而在ruangrupa的部分,我們也已經展開針對今年雅加達雙年展的合作討論,不過因為疫情的關係,目前展覽延到明年。
印尼藝術團體ruangrupa總監Ade Darmawan拜訪台灣藝術家葉偉立。(國藝會提供)
橫濱三年展策展人Raqs Media Collective成員Monica Narula造訪藝術家張徐展工作室。(國藝會提供)
張徐展與何采柔、武玉玲入選今年橫濱三年展,張徐展作品《AT5》(2020)目前正於橫濱美術館主展場一樓一棄置員工廚房中展出。(文化部駐日本臺灣文化中心提供)
在國藝會的推動下,何采柔相繼前進澳亞藝術節與橫濱三年展,圖為她為三年展Plot 48展區入口量身打造的新作《搖欄III》(2020),亦為該系列規模之最。(文化部駐日本臺灣文化中心提供)
「CIT19」系列,我們會繼續發展下去,我們的目的就是要把目前在世界上有影響力的策展人都找來,當然不是來開個國際研討會而已,而是給他們更瞭解台灣的機會。不只在台灣,我們也嘗試與其他國際組織合作,分別是2017年與Bengal基金會及Britto藝術信託合作,在孟加拉達卡所舉辦的第一屆「亞洲策展論壇」;以及2019年轉戰德里,與印度長期支持藝評、策展及藝術書寫的Prameya藝術基金會、印度尼赫魯大學(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合作的第二屆,主要邀請的對象是東亞、東南亞及南亞等地的亞洲策展人。這個項目目前也受到其他國家的邀請,想跟我們合作。在實體的論壇之外,我們也發展了虛擬的國際策展書寫平台。 
講者Umair Badeeu(右二) 於2018「第一屆亞洲策展論壇」孟加拉達卡現場,介紹馬爾地夫的地理與經濟結構。(國藝會提供)
2018「第二屆亞洲策展論壇」中,印度策展團體「Raqs Media Collective」成員Monica Narula(中)與Jeebesh Bagchi(右)分享策展時所收集的不同材料與靈感,包括來自歷史、文學、媒體,思考如何讓作品之間產生連結形成策展的概念。(國藝會提供)
國藝會主辦的2019 「第二屆亞洲策展論壇」,於印度尼赫魯大學開幕現場,由左至右之各國講者與主辦單位代表為:北藝大關渡美術館館長黃建宏、Prameya藝術基金會策展人Anushka Rajendran、策展人高森信男、紐約亞洲協會美術館館長陳文輝、泰國藝術雙人組Jiandyin成員Jiradej & Pornpilai Meemalai、亞洲藝術文獻庫公共項目總監Özge Ersoy、日本前橋美術館館長住友文彥、日惹雙年展基金會總監Alia Swastika、越南Zero Station創辦人阮如輝、瑞克斯媒體小組成員Monica Narula & Jeebesh Bagchi、2018年印度科欽雙年展策展人Anita Dube。(國藝會提供)
簡:是近期上線的「策展學╱Curatography」
林:沒錯,透過線上的書寫,就沒有國境的界限。我對這個平台的期待是,它可以成為一個跨國的策展人書寫平台,同時也希望藉此爭取台灣對相關領域的話語權。說實話,國藝會其實並沒有很大的資源,但我覺得如果策略跟方法是精準的,它的效果還是很大的。
國藝會委託台灣文化產業學會籌組 「亞洲策展聯盟」,並搭建台灣第一個研究國際當代藝術策展文化的線上書寫平台「策展學/Curatography」,於今年5月上線。(國藝會提供)
民間力量
簡:其實台灣還有一個非常強的資源是我們有很強的民間收藏。我覺得我們的收藏家非常愛台灣,除了有很強的經濟實力外,他們的收藏裡有很多都是美術館等級的作品,但是私人要成立美術館其實很困難,如果能夠把這些力量整合起來,作為我們後方的助力,我覺得對台灣的發展可以有更多可能性。
林:你剛才講的這個民間的力量,的確是我們很大的資產,台灣的民間力量是很厲害的,比政府腳步更快。台灣許多收藏家收藏這些藝術作品,最終就是希望能保留給他們心愛的土地,成為我們很好的文化資產,所以我覺得政府就是要去創造一種環境或者一些可能性,讓這些力量可以匯聚。
如果說要有一個國家級的MoMA,著重的是一種對內的文化主體性或認同的建構;那麼要有一個世界級的MOCA,則是關注如何有理想的條件去跟國際交朋友。據我了解,台灣收藏家在國際當代藝術方面的收藏實力也是非常堅強的,其中也有不少人有想成立美術館的念頭,但也都知道永續經營一個美術館不是件容易的事,這正是政府應該好好利用的資源,其實可以借力使力、官民協作,共同完成一個對全民有利的目標。如我前面所提到的,博物館政策是國家文化政策的重要基礎,要把這個基礎打好了,才能帶動整個藝術環境的活力,也才能逐步完善一個環環相扣的藝術生態鏈。
其實所有的公共政策還是需要經過充分的辯證和討論,凝聚大家的共識之後才能往下走,今天所談的都是從我個人的專業和經驗出發所提出的一些思考方向,供大家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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