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閱讀
在迫降中著陸的展演生產模式 從「再現危機」測探第12屆臺北雙年展

在迫降中著陸的展演生產模式 從「再現危機」測探第12屆臺北雙年展

在過去五、六年間,當「人類世」漸漸成為藝術世界廣泛討論的關鍵詞之時,台灣自解嚴後興起的生態藝術創作,也在台北雙年展(以下簡稱北雙)「國際化」的潮流下,一併攪入全球生態政治思辨的漩渦裡。

從2019年延燒到今年初的澳洲大火才剛緩解不久,在中國爆發的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便緊接著在短短的一兩個月內侵襲世界各國,並且在全球動盪的政經環境之中,突顯出另一次讓人們不得不直面自身生命處境的生態災變。如果說,第一波疫情已在各國紊亂的防疫作為下,揭露了新自由主義經濟體制長年失序的真實面貌,那麼自夏末開始蔓延至今的第二波感染潮,則是彷彿在永無止盡的緊急狀態裡,展現當前所謂「返回常態」的荒謬本質。的確,面臨今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生存危機,沒有甚麼情況比追求「常態」的想望還要來得更為荒唐。尤其是在台灣,看似因政府相對嚴謹的防疫政策和完善的配套措施,讓看棒球、聽演唱會、逛夜市、參觀展覽以及追求景氣復甦的日常得以被安全地保留下來,但愈趨水深火熱的勞動狀態、日益緊張的中台政治局勢,乃至於持續被地方政府忽略的環保議題等現實困境,卻使國內堪稱防疫桃花源般的「後疫情」社會,顯得格外諷刺和弔詭。假如能夠以一句話來形容2020年,或許可以說:如今人們若不是因新冠病毒得病,很可能就是因過勞、焦慮和恐慌而患疾。

2020年台北雙年展峨塞.達給伐歷壁畫作品《病毒系列》(2020)。(藝術家及臺北市立美術館提供)

這尚且是我們身為人,以自身的感受所描述出來的當代社會情境。與此同時,另一個同樣迫切的問題也在於,一直以來,人類為了維持想像中的「常態」,究竟在既有的物質基礎與生產模式上,改變、甚至破壞了多少與其他物種和生態圈之間的多重連結?此一提問,不僅是1970年代聯合國環境署和生態政治學(Political ecology)共同聚焦的重要命題之一,其中人類經濟體制與生態關係的探究和分析,甚至可以追溯到19世紀至20世紀初,各個學科領域在批判資本主義和工業革命時所開展的論述脈絡。(註1)而作為回應與開拓時代精神的藝術實踐,亦隨著生態政治學發展的腳步,孕生出豐富的創作語彙,並透過近年來的各大國際雙年展,嘗試在不同層面的生態危機內,探尋更為複雜、多元的感性連結。尤其,在過去五、六年間,當「人類世」漸漸成為藝術世界廣泛討論的關鍵詞之時,台灣自解嚴後興起的生態藝術創作,也在台北雙年展(以下簡稱北雙)「國際化」的潮流下,一併攪入全球生態政治思辨的漩渦裡。

然而,在歷經多年密集、廣泛的討論和探索之後,面對今日依舊被政治與經濟角力綁架的生態和生存問題,除了組織一次次的論壇、社會抗爭、國際展覽以及少數散落在各地的小型在地計畫之外,我們是否能夠在釐清現況與翻轉視野的當下,進一步透過不同的行動模式來尋求得以扭轉災變的解方?特別是,此次由拉圖(Bruno Latour)、馬汀.圭納(Martin Guinard)以及公眾計畫策展人林怡華共同策畫的第12屆北雙「你我住在不同的星球上」,在依舊仰賴既存展演生產模式的狀態下,是否仍可能藉由拉圖「著陸」(atterrir)的論述軸線(註2),實際地開展在地連結與生態行動串連的潛能?或許在現階段,我們可以試著從拉圖過去策展經驗所著重的展演面向,為今年的北雙提出另一層面的思辨視野與觀察點。

1972年於瑞典斯德哥爾摩召開的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現場。©United Nation

拉圖視野下的再現危機與抵抗策略

大抵而言,「著陸」即意味著,在失序的全球現代性危機裡,重返跟各種生命相互依存、協商與共生的動態連結之中。(註3)此一概念在大方向上,不僅承接了上一屆北雙「後自然」關懷的核心議題,也和2014年「劇烈加速度」的文本脈絡遙相呼應。(註4)但今年展題所聚焦的「外交碰撞」,則試圖在實際展覽操作的部分,更加強調「在地」(Terrestre)生態的固有動能與多元實踐,同時透過發展已久的「協商劇場」或「物的議會」之對話/展演模式,彰顯拉圖長期探究「如何再現具衝突與爭議性之生態關係」的研究路徑。而關於「再現」(représenter)的思辨,可以說是串聯其論述、教學研究和策展工作的關鍵核心之一。

2020年台北雙年展開幕日的「協商劇場」試演場,以「離岸風電進行式」為主題。(臺北市立美術館提供)

2010年,拉圖在籌備巴黎政治學院之「政治藝術實驗學程」(SPEAP)的期間,曾論及「再現」對於重塑生態政治之內涵的重要性。(註5)他認為在現代化的進程裡,人們對於所謂「自然」和「自然物」(objets naturels)的認知與感受,其實是不斷地被科學、政治和藝術領域之「再現」的觀念所左右。即便大眾的認知與觀念會隨著視野的翻轉而有所進展,這三個領域的再現手法和工具,卻仍然遠不足以「描述」多重生態連結內之複雜的政治關係。因此,再現工具的匱乏,對拉圖來說,即是人類在生態災變中所面臨的「再現危機」。(註6)換言之,「再現」作為理解世界的技術,它的危機不只是藝術、政治和科學必須直面的困境;而另一方面,「再現」亦能從它媒介萬物的特質,呈現出其積極與災變斡旋(médiation)的潛能。(註7)不過,如何具體地創造出新興的再現工具,並串連起各個領域裡斡旋的實踐方案呢?除了拉圖自2002年開始至今,在德國卡爾斯魯爾藝術與媒體中心(ZKM)四檔展覽所強調的「視覺化」(visualisation)策略之外(註8),也包括了由「物的議會」之參與群眾共同組織的另類代議模式,以及參照法國大革命前夕之「陳情書」(cahiers de doléances)所發展出來的在地表述或意見地圖。(註9)

「視覺化」、「另類代議模式」和「在地表述」這三種策展實踐方案,似乎得以讓拉圖持續地在藝術、政治和科學領域之間,交互創生出另一種「描述/再現」的工具,並藉此重構和繪測出跟不同的行動者交流、協商的共存場域。然而,值得進一步觀察的是,當拉圖式的「外交碰撞」不得不仰賴全球化生產模式下的展演機制之時,恐怕也無可避免地在實際之生態政治行動與衝突的場景裡,反覆面臨如何「著陸」的難題。

展演機構的再現場域及其困境

或許我們猶然記得,2008年底因陳雲林訪台而迅速湧進中山北路的喧囂與衝突,竟是離當屆北雙詮釋下的政治語境如此地遙遠。當然,以12年的時空差距來類比和評判當今截然不同的脈絡,確實有失公允。但至少,生活在今日尚未緩解、甚至愈趨激化的地緣政治與社會矛盾裡,我們仍能藉由拉圖所揭示的再現危機,再次地重新提問:如果藝術從來不脫離社會,或難以自外於在地生態的脈動,那麼展覽作為描述世界的媒介(medium)(註10),究竟在藝術、政治和科學的「再現叢結」當中,出現了哪些問題,以至於每每跟實際的在地連結產生某種程度的落差?

印度思想家史碧華克(Spivak)在1988年的一篇訪談裡明確指出,「加以呈現、描繪」(Darstellung)和「代言」(Vertretung)作為「再現」的雙重意涵,其關鍵正是在於,突顯一政治主體不斷在兩者間位移的變動情形。(註11)於是,在這個觀點下所展現的再現危機,不僅意味著,單面化約「再現」之雙重意涵的傳統「代言」模式(譬如現存的代議民主制度),將喪失適切描繪生態災變的能力,同時更為重要的是,對於被壓迫的弱勢族群和各種生態行動者來說,也連帶地必須面對自我表述與發聲之「場域」的空缺。換言之,這是一個再現工具「雙重匱乏」的問題。一方面,由於欠缺描述在地之現實脈絡的合適途徑,以至於「易地而處」不免淪為僭越的狀態,並失去「代言」的正當性;而另一方面,在缺乏「共感」之在地連結與發言場域的情況下,致力於再現的「代理人」,則只能以全球化失速的迫降姿態,組裝出「離地」的土地感。(註12)於是,藉著史碧華克的論點,我們可以在北雙「著陸」和「離地」之間,提出兩個觀察點:其一、當拉圖計畫透過論述生產、視覺化展覽物件,以及協商劇場來重構再現工具時,肩負協商和「外交」身份的知識份子與菁英們─包括拉圖自身,是否能夠適切地「代言」和描繪在地的多重現實脈絡?其二、棲居於台灣在地生態連結裡的各種行動者們,又是否仍然需要外交代理人所主持的國際展演舞台,作為讓他們有效發聲和行動的事件性場域?而除了協商劇場和視覺化展演之外,其他急需被重構、串聯的共感場域又何在呢?

2018年台北雙年展「後自然:美術館作為一個生態系統」展展覽現場。(臺北市立美術館提供)

如果藉由拉圖「著陸」的論點來思考場域的問題,我們似乎已經能夠在展覽之前,捕捉到一條相當清晰的思考脈絡。也就是說,新創的再現工具所繪測的共存場域,應是包含著人類與非人行動者所共構而成的「土壤」(humus)。(註13)於是,身處於常態化的生存危機當中,唯有盡可能地表述和呈現錯綜複雜的在地現實之脈絡,共存的土壤與多重的生態連結,方能從「外交碰撞」的修辭和語句裡組構成形。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描述與再現的生態政治行動,同時也是一個將缺席與沉默的「在地」場域予以「機構化」的過程。(註14)是以,不管是陳情書、協商議會,抑或是策展現場,它們都是在特定的言說與展演機制內,作為「再現的機構」,呈現出被「重整」和「耕作」過之土壤的樣貌。但這也意味著,即便「土壤」所蘊含的是充滿強度與張力的生態關係和能量網絡,此一不斷機構化的在地場域,終究是無法捨去疆界的。畢竟,我們預期著陸的土壤,依然不得不透過一次次疆界的劃定,才得以開展不同行動者的界限協商,並加以彰顯各個生存領域的界線衝突。也因此,我們能夠經由今年北雙即將塑造出來的生態政治之場域與土壤,進一步提出第三個觀察點:容納著不同星球的展演實踐與論述,究竟形成了何種再現機構的複合體(complex)?它所堆疊出來的層層疆界何在、且又開展了哪些在地場域的多重義涵?

2020年「臨界區」(Critical Zones)展覽主視覺。© Zentrum für Kunst und Medientechnologie

小結:從火星著陸的人類學家

今年3月底,疫情在歐洲爆發大流行之初,拉圖在一篇反思全球化生產體制的文章最後,附上了一份衡量人們生存常態的6個問題,並邀請讀者以此為基礎,製作「自我描述」的調查筆記。(註15)這份調查的邀約,不免讓人想起王聖閎筆下所描繪的「火星人類學家」(註16)。他們或許也深深受到地球人失速日常的吸引,因而以高等智慧生物之姿,帶著踏查的任務和筆記,從蒼穹降落至此,準備帶領徬徨、迷失的人們走出困境。這就如同「著陸」的論點,乘著藝術世界全球化的羽翼,親臨這一片充滿殖民傷痕與再現叢結的土地,並試圖以「思想展覽」(exposition de pensée)的方針(註17),指導群眾重新認識、再現和形構在地的土壤。

當然,來自火星的人類學家,不必然是殖民者的化身或代理人。譬如在過去的歷史中,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的踏查與紀錄,並非呈現出現代征服者的視野,而是蘊含著「地理詩學」(Géopoétique)的生態連結。(註18)又或者像是常駐於台東南王部落的法國人類學家猶安娜.高葛蘭(Josiane Cauquelin),其編纂的卑南語字典,重構的正是今日逐漸流失的共存場域與土壤。此外,如果我們還記得1988年的「驅逐蘭嶼的惡靈」,相對於達悟族居民,王墨林等人不也是作為所謂的「外來者」,在各種協商和碰撞中開展在地之生態政治的共感場域?

如今,面對愈來愈缺乏公信力的國際性機構與組織(如WHO、COP21或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同時面臨愈發離地、失速的全球化展演體制與生產模式,或許在此情境下,持續地重省北雙著陸的各種狀態與運作機制,將能夠讓我們更加地體悟到重返在地現實脈絡的迫切性,以及探尋共存之實踐路徑、共感土壤與在地機構連結的必要性。

註1  例如19世紀烏克蘭經濟學者波多林斯基(Sergueï Podolinsky)結合經濟學和熱力學的研究。請參見:Serge Latouche. 2013. Les Précurseur de la Décroissance : Une Anthologie, Paris : Le Passager Clandestin.

註2 Bruno Latour. 2017. Où Atterrir ? Comment s’orienter en politique, Paris : La Découverte。

註3 同上註。

註4 我們可以從2018年「後自然」展覽目錄所收錄的拉圖文章,以及2014年北雙策展人於展覽論述中提及的「物的議會」,觀察拉圖與這兩屆北雙之間的連結。

註5 B. Latour. 2010. L’Alternatif Compositionniste : Pour en finir avec l’indiscutable, Presses de Sciences Po, N°40, p. 81-93.

註6 B. Latour. 2017. Où Atterrir ?, op. cit., p. 119-125. Franck Leibovici et Valérie Pihet. 2011. Pour une école des arts politiques ?, Tracés. Revue de Sciences Humaines .5286 (Accessed 2020/11/10)。

註7 F. Leibovici et V. Pihet. Ibid.

註8 拉圖在ZMK與不同策展人共同策畫的四檔展覽分別為2002年「圖像衝突:在藝術、科學與宗教圖像之外」(Iconoclash. Beyond the Images Wars in Sciences, Religion and Art)、2005年「讓物件公共化」(Making Things Public)、2016年「重啟現代性!」(Reset Modernity!),以及2020年「關鍵帶」(Critical Zones)。而關於「視覺化」展覽策略,請參見:B. Latour. 2010. L’Alternatif Compositionniste, op. cit.

註9 B. Latour. 2019. Les nouveaux cahiers de doléances : À la recherche de l’hétéronomie Politique, Esprit, mars, p. 103-113。另外,關於「意見地圖」,請參見陳榮泰。2019。〈通往「全球」,無法抵達「本土」的飛機,該如何降落:評《面對蓋婭》〉,OpenBook。(2020/11/14瀏覽)。

註10 請參考拉圖2017年於北美館講座「重啟現代性!」當中,所聚焦的「思想展覽」(exposition de pensée)的觀點。(2020/11/15瀏覽)。

註11 Sarah Harasym. 1988. Practical Politics of The Open End: An Interview With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Volume X11, 1-2, p. 65-67. 關於史碧華克「再現」之雙重意涵的翻譯與詮釋,請參見:張君玫。2016。〈小販可以發言嗎?從 Spivak 看行動的雙面刃〉,《端傳媒》。(2020/11/15瀏覽)。

註12 同上註。史碧華克在解釋「再現」之雙重意涵時,特別強調字源中「地方」(place)的意涵:「加以呈現、描繪」(Darstellung)意即「放在那裡」(placing there);而「代言」(Vertretung)則是「站在他人的立場」(stepping in someone’s place)。

註13 同註2,頁110。

註14 關於「沉默的在地場域」,請參見:Jacques Rancière. 1992. Les Noms de l’Histoire : Essai de Poétique du Savoir. Paris : Éditions du Seuil, p. 92-96.

註15 B. Latour. 2020. Imaginer les gestes-barrières contre le retour à la production d’avant-crise, AOC. (Accessed 2020/11/17)。

註16 王聖閎。2020。〈論火星人與地球人的看展之道(科幻版)〉。《給火星人類學家》線上展覽。(2020/11/18瀏覽)。

註17 同註10。

註18 請參見Kenneth White關於洪堡與「地理詩學」之關係的論述。(2020/11/18瀏覽)。

吳祥賓( 5篇 )

現為法國巴黎第八大學美學、藝術科學與科技博士候選人。主要的研究領域包括:西歐與北美前衛藝術、台灣前衛藝術、藝術抗爭、當代美學論述以及東亞社會參與式的創作實踐。

Copyright © 2021 Artouch Inc. 保留一切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