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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園藝景III:植物園與知識生產

植物園藝景III:植物園與知識生產

在植物園的邊界變得越來越通透有彈性的時候,藝術創作也朝著多樣的形式實驗著。走著不同路線的人們也許正朝著同樣的目標前進,卻經常輕易地就被歷史建構出的框架限制,草率區分敵我。但在面臨全球環境危機的現在,我們也許急需更多對他者的信任和包容。
前情提要:
植物園藝景:植物園作為藝術場域
植物園藝景II:植物園介入都市空間
 
勇於嘗新的老植物園:荷蘭萊登植物園(Hortus Botanicus Leiden)
萊登植物園大有來頭,不僅是荷蘭歷史最悠久的植物園,知名的植物學家們:鬱金香之父卡羅盧斯.克盧修斯(Carolus Clusius)、現代分類學之父卡爾.林奈(Carl Linnaeus)也都曾在此擔任園長。相較起其他植物園的排場,萊登植物園卻顯得很是精巧。
跟萊登植物園教育推廣組的組長兼組員Henneke女士約在園內的咖啡廳進行訪談。植物園裡咖啡廳的有無、規模、賣店的品項等,大約透露一個研究型植物園裡,研究及推廣經費的來源及分配。
萊登植物園隸屬萊登大學,但大學方面只負擔研究設備、資材與植栽消耗、硬體的修護等植物學研究相關的支出。其他部分,例如推廣及教育活動,以及遊客服務軟硬體等開銷,皆由植物園門票(6歐元)及其他收入,如咖啡廳、賣店、結婚場地租金、私人捐獻,以及其他補助等收入來支付。Henneke認為這是個健康且永續的經營方式,植物園在大學的支持下有穩定經費維持空間及植栽,而半自籌經費的經營方式,則能督促經營團隊積極籌劃活動、創意運用有限的資源而變得靈活且有韌性。萊登植物園就是一個相當優秀的例子。
由於教育經費自籌,所以要靈活運用各種資源。 萊登植物園運用加入歐盟的計畫Big Picnic獲得的經費,添購兩輛腳踏車,走出植物園、走入民眾。(賴怡辰提供)
由於植物分類學上的許多研究轉向基因分析;加上交通、研究器材的進步以及國際研究機構間的合作,植物學家們現在多直接前往植物棲地進行研究,不再需要依賴植物園培養活體植物。大學等研究機構對植物園的需求相對減少,也因此漸漸停止經營植物園,以節省經費。目前荷蘭的26座植物園中,僅存包含萊登植物園共三個植物園尚由大學經營。越來越多植物園被迫面對「沒有了植物學實驗的植物園,存在的意義是什麼?」的提問。
Henneke認為,雖然植物學上的實驗減少,但具備空間、遊客,及豐富的科學與歷史底蘊的植物園,仍是一個實驗科學溝通和教育設計方法再好不過的場域。經由她的安排,臨近大學或機構的教育推廣研究,得以在萊登植物園試驗及發展。園區教育推廣經費及人事的需求,也藉由與大學合作教育研究計畫或實習訓練而使雙方得利。
與Henneke的交流也是個值得一提的有趣經驗,間接反映了許多科學研究機構對「藝術」的想像與態度。在我們當初接洽的書信往返中,Henneke在信裡反覆強調萊登植物園甚少有藝術上的合作,見面後更不斷強調植物園方對藝術作品入園的遲疑,再三說明園丁整理園區若要再顧慮藝術作品,會讓他們非常困擾云云。排山倒海的拒絕姿態,我幾乎能描繪出她心目中那「藝術」的唯一形貌——那些園丁澆水時必須費心閃避的脆弱裝飾品,與無謂的保險開銷。Henneke對「藝術介入植物園」的排斥,與她對「植物園空間」的創造力之間的反差,讓我不禁懷疑,究竟埋頭在不同專業裡的我們,有多麼不了解其他專業?在植物園的邊界變得越來越通透有彈性的時候,藝術創作也朝著多樣的形式實驗著。走著不同路線的人們也許正朝著同樣的目標前進,卻經常輕易地就被歷史建構出的框架限制,草率區分敵我。但在面臨全球環境危機的現在,我們也許急需更多對他者的信任和包容,並將所面臨的困境視為所有人類必須共同承擔、且有能力分擔的狀態,才有機會從多重角度關照、處理那些無比複雜、無限牽連的議題。
文化園區裡的自然科學實驗室:德國波茲坦科學小站(Wissenschaftsladen Potsdam)
我相信藝術不只是製造或展示物件,更多是抽離而得以檢視,然後行動、介入,是合作、動員、串聯,是創造一個情境,讓改變的動能得以出現並累積——這正是回應生態環境危機所需要的特質。棲地保育或生物多樣性的監測,絕不是只靠單一機構就有辦法完成的,我們需要的是多面向、跨領域的串聯及合作動員,讓地球上的所有公民有所察覺、共同分享、承擔並且行動。
本次拜訪的波茲坦科學小站,是一個在文化園區裡進行市民科學實踐的非政府組織,雖然不是以藝術為號召,但其空間的包容力與實驗精神,是我認為可以讓許多機構在經營上參考的。
現在歐洲的許多城市都設有的「科學小站」 (Wissenschaftsladen、 Science Shop),大多由大學系所或非政府組織經營,1970年代首先在荷蘭出現。科學小站的目的在提供市民一個免費或低花費就能使用科技設備,獲得相關技術、資訊協助,而得以進行獨立科學研究的地方。這些科學小站裡進行的研究不只限於自然科學,也包含社會科學、人文領域的各種知識類目。每個科學小站根據經營者不同,分別有各自的專長和特色。波茲坦科學小站便因為經營者之一Björn Huwe來自生物背景,有一間生物實驗室「bioPUNK Kitchen」。
科學小站裡的生物實驗室BioPUNKkitchen。(賴怡辰提供)
關鍵字:#plants to people。(賴怡辰提供)
德國波茲坦的科學小站與波茲坦Maker Bar結合,是一個民間營運的空間,位在一個叫做FreiLand的文化園區裡。波茲坦政府把這個鄰近波茲坦火車站,佔地1.2公頃的文化園區,設置成為一個文化自治實驗園區。園區裡有五棟建築物和大片的戶外空間,有一間café、一間club、一個室內表演空間、一個廣播電臺、一個運動中心、一間印刷工作室,以及更多的工作室空間,並已極低的價格租給個人及團體。特殊的是,這個文化園區是由園區的使用者所組成的社群所經營,管理辦法和使用條件,也是使用者相互討論磨合下的產物,目的是要實驗一種更草根、去中心化的經營方式。我問Björn,這樣開會不就都得開得天長地久、精疲力竭?的確,每次的討論都是無止盡的進退、說服、協調。雖然在不同議題上有各自的態度,但大家也都相信,就是在這樣的氛圍裡,才能練習理解不同立場的價值判斷及學習共享共治。
科學小站裡的Maker Bar。(賴怡辰提供)
例如,Björn在園區裡設置了一個開源的魚菜共生系統,作為引發對話的平臺:從Open Source開源的概念、到魚菜共生、到植物生理,到動物權的辯論——在建置這個魚菜共生系統的時候,遭到vegan人士抗議將魚隻飼養在水槽裡剝奪了魚類生存在自然棲地的權力。由於這個契機,當初在選擇系統裡要飼養的魚隻時,Björn特別作了研究,才選用了一種波茲坦當地需要被復育的原生魚種。如此一來,當這些魚隻在這個人工水槽裡成長穩定後,便能重新放回自然溪流,且不會擾亂當地環境的基因庫。立場不同所帶來的衝突,成為修正及反省的最佳時刻。
FreiLand裡的魚菜共生系統 。(圖片來源:FreiLand)
來自生態學背景的Björn,他的博士論文正是研究如何利用市民科學進行物種保育工作。由上而下的保育工作因為速度太慢、太昂貴、加上研究機構應變速度來不急因應物種滅絕危機,現在已經有許多單位轉向研究如何利用民間的力量來進行更靈活(agile)的物種保育。Björn在波茲坦經營科學小站、建立魚菜共生系統,就是要實踐這個方法。
從空間的經營到物種保育的手段,在FreiLand的波茲坦科學小站,不停地在實驗的是一個自身與他者之間更包容的、共同存在的方法。
為知識共享造園:FoAM Amsterdam Lab|藝術家Theun Karelse
FoAM是一個跨國的創作者網絡,從比利時布魯塞爾發起,串聯至荷蘭阿姆斯特丹、英國康瓦耳、瑞典斯德哥爾摩、馬爾他菲爾夫拉島(Filfla),還外加一個叫Lab Earth的流動「實驗室」。雖然都關注藝術、科學、自然以及日常生活的跨域,但由於創作者們背景和所在城市文化不同,各個實驗室紛紛發展出各自的特色。
FoAM的阿姆斯特丹實驗室由藝術創作者Theun Karelse與Cocky Eek成立於2002年,用藝術關注科技與自然環境的交會。
Theun Karelse自2010年開始嘗試使用樸門設計方法來造園,現在阿姆斯特丹的FoAM Lab是兩個庭園,包含一個教堂的前庭花園,實驗「放任式農法」(Do nothing gardening)和一個「實驗站」(Experimental Station)。
「實驗站」是荷蘭在1990年代的公立機構,提供土地給市民進行農業及園藝上的實驗。但隨著知識生產的專業化,知識、資訊、實驗的權力漸漸集中到少數機構上。也因此,很容易就因為研究經費的關係,讓土地的未來和農業的研究方向,透過大學和研究機構,被少數財團的利益引導。關注知識開放的Theun改造了一個咖啡館的水泥庭園成為實驗站,便是要讓公民拿回實驗和生產知識的權力,讓知識再度成為公有財產。目前知識站裡已經有蜂農進駐、有實驗濕地、溫室圖書館、還培養出一個start-up,提供設計和設置雨水收集系統的服務。
牆上伸出的管子是雨水排水設備,設置的團隊現已成立公司。(賴怡辰提供)
實驗站門上貼著庭園改造前的樣子,是一大塊鋪著水泥磚的廣場。(賴怡辰提供)
實驗站之外,Theun在2010年說服一個教堂讓他使用教堂的前庭,來實驗起源於澳洲的樸門農法因應荷蘭本土氣候及原生植物下的版本。Theun在與社區居民共同種下幾棵蘋果樹、撒下原生草花種子之後,便放任庭園內的生物自行消長,只靜靜觀察園中植物的歲時變化。一年一到兩次的總整理,也只是把太強勢的族群削弱,或添加幾棵想測試的品種。因為花園的包容力,除了土壤裡原本的植物,動物、風、還有附近的老太太,過去十年內也在花園裡悄悄栽下不同的草花和大叢大叢的玫瑰,長成了一個「群眾外包(crowdsourcing)園」。建立初期,都市住民們不習慣無人為控制的植物聚落,頻頻抗議。Theun更是把握這個機會來討論「自然景觀」的「應該」與「不應該」。他再次說服這個扮演社區活動中心角色的教堂,拿一次的禮拜聚會來為野草平反。活動中不僅提供野草茶與草花點心,Theun還寫了一首關於野草的讚頌,讓居民們詠唱。活動成功,提供居民用另一個角度來欣賞這個欣欣向榮的庭園。
除此之外,Theun還想了許多的方法來說服周邊居民保留這一塊實驗荒地,例如在庭園內用輾碎的貝殼鋪上一條小徑,用來暗示這是一個「經過設計」的庭園等。可以說,在這塊公有地上嘗試樸門農法,是一連串探索「讓荒地存在都市公共空間」方法的創作行為:正因為這個庭園是一個在公共空間(都市)裡的公共空間(教堂和其庭園)上,而不是在一個與世隔絕的封閉空間內進行的「實驗」,創作者必須正視他在這塊公有地上進行的活動與周邊環境的互動,並且發展出方法來對大眾解釋正在進行的嘗試、或者處理可能的爭執和疑問。我認為這些在溝通方法上的嘗試正是這件作品的核心創作,也是這個空間的目的之一。
教堂的庭院,刻意種植的蘋果樹與各種草花共榮,還有附近老太太悄悄栽種的玫瑰花。(賴怡辰提供)
Thuen與他在教堂前經營的樸門庭園。(賴怡辰提供)
賴怡辰( 3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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