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稱「揚一益二」，天下之盛，揚州第一，蜀地益州第二；隋唐時期開通御河（通濟渠和山陽瀆，即洛陽至揚州間），確立了揚州江南商業重鎮的地位。中唐詩人張祜〈縱游淮南〉道盡揚州光彩無限城市風景：「十里長街市井連，月明橋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時代更迭，揚州的繁華起起伏伏，始終不變的是江南大城的地位，時至清人鄭燮的筆下，揚州仍是「畫舫乘春破曉煙，滿城絲管拂榆錢」的繁華勝景。
揚州所處兩淮地區產鹽頗豐，明代始設「巡視（按）兩淮鹽政監察御史」；清朝沿襲明制，並於康熙年間開始出現內務府包衣出身的官員「專差久任」，官位名稱也改為「兩淮鹽政」，此一官位自雍正朝起，多數時間皆由內務府官員擔任。擔任兩淮鹽政的內務府官員除需盡其督導鹽稅之責，經常還需要負責監督從內務府造辦處外發成做的文物，玉器當為其中一項。過去研究多集中在外發蘇州織造的玉器製品，但其實揚州也是當時外辦製作玉器的地點之一，同時，大件玉器作品無一例外皆發往兩淮鹽政。受限於資料，關於兩淮鹽政或揚州地區為什麼可以承包大型玉器製作，或者乾隆皇帝為什麼皆將大型玉器發往揚州，這背後的動機及因素，目前皆還無法明確解釋；但將特定物品發往特定機構成做，是乾隆皇帝下旨成做一貫的流程，顯示出他對於其疆域各地的物產製作情況瞭若指掌，妥善應用了宮廷到地方的傳遞、製作網絡。
兩淮鹽政製作大型玉器最佳代表，當為現今陳設於北京故宮寧壽宮樂壽堂的〈「大禹治水圖」玉山〉。〈「大禹治水圖」玉山〉高2.24公尺，含座更高達近3公尺，如此龐然巨大的玉器就算放在今天也是難能可貴。乾隆四十六年（1781）皇帝下旨要宮廷畫家賈銓用內府所藏〈大禹開山圖〉為底稿起紋樣，前後送了蠟樣、木樣到兩淮鹽政，耗費八年，最終於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完成。〈「大禹治水圖」玉山〉依著玉石本身為山體，刻劃著大禹治水、開鑿大山的情境，人物點綴其中，有的努力推車搬運石頭、有的則甩動著鐵鍊重擊山石等，猶如3D照片般將畫作立體化地表現在眼前。清宮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簡稱《活計檔》）清楚記載自乾隆四十六年起〈「大禹治水圖」玉山〉製作過程的種種細節，顯示乾隆皇帝對於此件作品的參與度相當高；作品完成後他更為其賦詩〈題密勒塔山玉大禹治水圖〉。文獻中也記載這件龐然大物是由宮廷畫家於宮中畫好樣稿後，將樣稿與玉籽一併發往兩淮鹽政製作。
〈「大禹治水圖」玉山〉是揚州製大玉山的巔峰，也是乾隆朝所製最後一件大玉山。根據文獻與檔案，兩淮鹽政負責所製作的大玉山有四件，除〈「大禹治水圖」玉山〉，尚有〈「丹臺曉春」玉山〉、〈「會昌九老圖」玉山〉及〈「秋山行旅圖」玉山〉，目前四件作品皆展陳於北京故宮樂壽堂，當中以〈「秋山行旅圖」玉山〉應是揚州製大玉山的起始點。〈「秋山行旅圖」玉山〉自乾隆三十一年（1766）開始製作，原為造辦處負責成做，但因進度嚴重落後，後發由兩淮鹽政成做，於乾隆三十五年完成。作品本體高130公分，觀賞視線是從最底層的一對旅人開始，馬匹駝著旅人、物品，慢行在陡峭的山徑間。忽隱忽現的山徑間一個轉彎，山中小屋突然出現於眼前。小路持續沿著巍峨的山勢不斷上升；到了山頭後，視線則隨著滾滾河水傾瀉而下。根據《活計檔》及乾隆皇帝御製詩〈和闐玉關山行旅圖〉所記，這件作品最初應該是由知名的宮廷畫師金廷標起草稿。
繼〈「秋山行旅圖」玉山〉後，兩淮鹽政又於乾隆三十九年完成〈「丹臺曉春」玉山〉、乾隆五十一年（1786）完成〈「會昌九老圖」玉山〉。〈「丹臺曉春」玉山〉主要由時任兩淮鹽政的李質穎承辦，李質穎的奏摺中清楚寫明製作〈「丹臺曉春」玉山〉的過程：乾隆三十六年，李質穎在北京的家僕收到內務府送來的一塊大玉及四張樣稿，一併送往揚州。李質穎一看玉籽甚大，謹慎地挑選好玉匠，刻好一個木樣後送到北京呈覽，經造辦處修定過後，發回揚州再按樣製作。一開始預估可能要花七、八年，李質穎希望速度可以加快，因此增選了數位玉匠，日夜趕工，他也緊密監工。作品完成後，是經由大運河送往北京。除了四件大玉山，揚州最少還成做了兩件大玉甕：〈青玉雲龍玉甕〉及〈海馬玉甕〉，目前都收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蘇州有專諸巷，揚州的製玉場所又在哪裡？不管是在乾隆朝造辦處檔案，或是奏摺當中，幾乎不見有關於這方面的說明，李質穎的奏摺也僅說明當地有巧手玉匠的事實。目前唯一有提到當時製玉場所的文獻，是清道光年間編修的《建隆寺志略》。建隆寺為清代揚州八大剎之一，位於揚州西北方，目前寺廟不存，僅有「建隆巷」地名留存。《建隆寺志略》中記載「兩淮見寺內房屋寬敞，用為辦工之所。乾隆四十年在寺鳩工辦九龍玉甕、大禹開山圖玉山。」文中所提到的「大禹開山圖玉山」應當就為前述〈「大禹治水圖」玉山〉。
如前所述，乾隆皇帝在下旨發配文物離京成做通常都是有所考量，揚州又何以在這款情況下脫穎而出？雖有學者指稱，揚州可能有製作大型玉器的特殊工具，但其實玉器雕琢的原理變化不大。玉器硬度高達6至6.5摩式硬度，必須用砣機與解玉砂、鋪以水才能碾玉，這也是「玉不琢，不成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最原始的意義。揚州被選中的原因，推測最有可能的原因是其財力雄厚之故。兩淮鹽政管理的正是當時最大鹽區，範圍包含江蘇、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河南等地，鹽稅豐厚。龐大的利益糾葛，不難想像鹽政與各地鹽商間盤根錯結的關係，貪污舞弊時有所聞，如乾隆初期即發生有「兩淮鹽引貪污案」。學者相信，將大型玉器發往揚州製作，是讓皇帝與地方官員、以至於地方豪商，達到一種互相利用、支持的微妙平衡關係。
當然，揚州在商業發展的情況下，定有大量奢侈工藝品的製作，背後也會有相對應的製作工坊誕生。同時，揚州為大運河沿岸重要大口岸，水路運輸發達，運送重達上百、上千斤的大型玉器製品，是再方便不過了。
揚州所處兩淮地區產鹽頗豐，明代始設「巡視（按）兩淮鹽政監察御史」；清朝沿襲明制，並於康熙年間開始出現內務府包衣出身的官員「專差久任」，官位名稱也改為「兩淮鹽政」，此一官位自雍正朝起，多數時間皆由內務府官員擔任。擔任兩淮鹽政的內務府官員除需盡其督導鹽稅之責，經常還需要負責監督從內務府造辦處外發成做的文物，玉器當為其中一項。過去研究多集中在外發蘇州織造的玉器製品，但其實揚州也是當時外辦製作玉器的地點之一，同時，大件玉器作品無一例外皆發往兩淮鹽政。受限於資料，關於兩淮鹽政或揚州地區為什麼可以承包大型玉器製作，或者乾隆皇帝為什麼皆將大型玉器發往揚州，這背後的動機及因素，目前皆還無法明確解釋；但將特定物品發往特定機構成做，是乾隆皇帝下旨成做一貫的流程，顯示出他對於其疆域各地的物產製作情況瞭若指掌，妥善應用了宮廷到地方的傳遞、製作網絡。
兩淮鹽政製作大型玉器最佳代表，當為現今陳設於北京故宮寧壽宮樂壽堂的〈「大禹治水圖」玉山〉。〈「大禹治水圖」玉山〉高2.24公尺，含座更高達近3公尺，如此龐然巨大的玉器就算放在今天也是難能可貴。乾隆四十六年（1781）皇帝下旨要宮廷畫家賈銓用內府所藏〈大禹開山圖〉為底稿起紋樣，前後送了蠟樣、木樣到兩淮鹽政，耗費八年，最終於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完成。〈「大禹治水圖」玉山〉依著玉石本身為山體，刻劃著大禹治水、開鑿大山的情境，人物點綴其中，有的努力推車搬運石頭、有的則甩動著鐵鍊重擊山石等，猶如3D照片般將畫作立體化地表現在眼前。清宮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簡稱《活計檔》）清楚記載自乾隆四十六年起〈「大禹治水圖」玉山〉製作過程的種種細節，顯示乾隆皇帝對於此件作品的參與度相當高；作品完成後他更為其賦詩〈題密勒塔山玉大禹治水圖〉。文獻中也記載這件龐然大物是由宮廷畫家於宮中畫好樣稿後，將樣稿與玉籽一併發往兩淮鹽政製作。
〈「大禹治水圖」玉山〉是揚州製大玉山的巔峰，也是乾隆朝所製最後一件大玉山。根據文獻與檔案，兩淮鹽政負責所製作的大玉山有四件，除〈「大禹治水圖」玉山〉，尚有〈「丹臺曉春」玉山〉、〈「會昌九老圖」玉山〉及〈「秋山行旅圖」玉山〉，目前四件作品皆展陳於北京故宮樂壽堂，當中以〈「秋山行旅圖」玉山〉應是揚州製大玉山的起始點。〈「秋山行旅圖」玉山〉自乾隆三十一年（1766）開始製作，原為造辦處負責成做，但因進度嚴重落後，後發由兩淮鹽政成做，於乾隆三十五年完成。作品本體高130公分，觀賞視線是從最底層的一對旅人開始，馬匹駝著旅人、物品，慢行在陡峭的山徑間。忽隱忽現的山徑間一個轉彎，山中小屋突然出現於眼前。小路持續沿著巍峨的山勢不斷上升；到了山頭後，視線則隨著滾滾河水傾瀉而下。根據《活計檔》及乾隆皇帝御製詩〈和闐玉關山行旅圖〉所記，這件作品最初應該是由知名的宮廷畫師金廷標起草稿。
繼〈「秋山行旅圖」玉山〉後，兩淮鹽政又於乾隆三十九年完成〈「丹臺曉春」玉山〉、乾隆五十一年（1786）完成〈「會昌九老圖」玉山〉。〈「丹臺曉春」玉山〉主要由時任兩淮鹽政的李質穎承辦，李質穎的奏摺中清楚寫明製作〈「丹臺曉春」玉山〉的過程：乾隆三十六年，李質穎在北京的家僕收到內務府送來的一塊大玉及四張樣稿，一併送往揚州。李質穎一看玉籽甚大，謹慎地挑選好玉匠，刻好一個木樣後送到北京呈覽，經造辦處修定過後，發回揚州再按樣製作。一開始預估可能要花七、八年，李質穎希望速度可以加快，因此增選了數位玉匠，日夜趕工，他也緊密監工。作品完成後，是經由大運河送往北京。除了四件大玉山，揚州最少還成做了兩件大玉甕：〈青玉雲龍玉甕〉及〈海馬玉甕〉，目前都收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蘇州有專諸巷，揚州的製玉場所又在哪裡？不管是在乾隆朝造辦處檔案，或是奏摺當中，幾乎不見有關於這方面的說明，李質穎的奏摺也僅說明當地有巧手玉匠的事實。目前唯一有提到當時製玉場所的文獻，是清道光年間編修的《建隆寺志略》。建隆寺為清代揚州八大剎之一，位於揚州西北方，目前寺廟不存，僅有「建隆巷」地名留存。《建隆寺志略》中記載「兩淮見寺內房屋寬敞，用為辦工之所。乾隆四十年在寺鳩工辦九龍玉甕、大禹開山圖玉山。」文中所提到的「大禹開山圖玉山」應當就為前述〈「大禹治水圖」玉山〉。
如前所述，乾隆皇帝在下旨發配文物離京成做通常都是有所考量，揚州又何以在這款情況下脫穎而出？雖有學者指稱，揚州可能有製作大型玉器的特殊工具，但其實玉器雕琢的原理變化不大。玉器硬度高達6至6.5摩式硬度，必須用砣機與解玉砂、鋪以水才能碾玉，這也是「玉不琢，不成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最原始的意義。揚州被選中的原因，推測最有可能的原因是其財力雄厚之故。兩淮鹽政管理的正是當時最大鹽區，範圍包含江蘇、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河南等地，鹽稅豐厚。龐大的利益糾葛，不難想像鹽政與各地鹽商間盤根錯結的關係，貪污舞弊時有所聞，如乾隆初期即發生有「兩淮鹽引貪污案」。學者相信，將大型玉器發往揚州製作，是讓皇帝與地方官員、以至於地方豪商，達到一種互相利用、支持的微妙平衡關係。
當然，揚州在商業發展的情況下，定有大量奢侈工藝品的製作，背後也會有相對應的製作工坊誕生。同時，揚州為大運河沿岸重要大口岸，水路運輸發達，運送重達上百、上千斤的大型玉器製品，是再方便不過了。
參考書目與延伸閱讀：
徐啟憲、周南泉〈《大禹治水圖》玉山〉，《故宮博物院院刊》，1980：4，頁62～65、68。
周南泉〈論空前發達的清乾隆朝玉器〉，《故宮文物月刊》，第9卷8期（1991），頁100～119。
王明發〈《大禹治水圖》玉山與揚州建隆寺〉，《文物研究》，2000：9，頁105～107。
陳國棟〈內務府官員的外派、外任與乾隆宮廷文物供給之間的關係〉，《美術史研究集刊》33期（2012），頁225～269。
王章濤〈乾嘉年間揚州玉器製作〉，《檔案建設》，2014：5，頁4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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