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生於伊朗，自幼舉家遷徙，畢生大都在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度過的哈桑．沙里夫（Hassan Sharif，1951-2016），起初是周刊《杜拜新聞》（Akhbar Dubai）的諷刺漫畫家，於1979至1984年間持公費至倫敦柏亞姆肖藝術學校（Byam Shaw School of Art，2003年後併入中央聖馬丁藝術與設計學院）深造，在此他接觸到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尤其受到英國畫家暨雕塑家肯尼斯．馬丁（Kenneth Martin）「機遇與秩序」的創作主張影響，探索形而上有條不紊的「程序組織」與「偶發意外」的微妙關係，形塑了沙里夫典型的「半系統」（Semi-Systems）創作方法。1981至1986年繪製的「白卷」（White Files）系列即是最佳例證，其中1984年繪製的《X Shapes》，以1到5的平方數目（即1、4、9、16、25）劃分方格，並在方格中填上大小漸變的X字樣，且每一列遵循一定的大小漸變規律、相對位置關係，即使規則明確，仍然不免錯誤。事實上，沙里夫刻意保留人工誤差的痕跡，就連合乎規則的「X」字，也出現拗折與粗細不一的筆畫變異，進一步佐證「理性主義」也無法抹滅人為錯誤的「人性溫度」。
沙里夫的藝術創作極具身體性，他堅持以原始勞動的方式，對比並反抗工業自動化生產的疏離感，尤其是「城市考古學」（Urban Archaeology）系列裝置中，電線、塑膠杯、夾腳拖等廉價的工業量產商品與零件成為他編織、綑綁的對象。《Slippers and Wire》中單獨的任一雙鞋原來只是生活用品，但是當色彩繽紛的夾腳拖被折斷、剪開、綑綁且堆積如山，就成了廢棄物，是消費社會過度生產的最佳佐證。他擅長從生活中取材，尤其偏好日常、成本低廉的物件，並以各種手法累積、加乘、無限延伸視覺效果的創作路徑，其實與「白卷」重複筆畫的精神相通。
以如此平易近人的媒材製作裝置，而非傳統想像中的雕塑與繪畫，在海歸後讓政府與藝文界都跌破眼鏡，對此龐畢度藝術中心（Centre national d’art et de culture Georges-Pompidou）資深策展人凱薩琳．大衛（Catherine David）指出，沙里夫從諷刺漫畫與自發的審美試驗，在倫敦的求學時期產生質變，很可能源自於因應50至70年代西方藝術圈講究現代性的務實考量：抽象機制與系統式的創作路徑，使藝術家能夠擺脫學界對各種藝術表現形式的「等級劃分」，以及「落伍」、「不合時宜」等等的標籤與批評，更免疫於西方世界對於「文化接近性」預期心理的禍患。這種去脈絡化的系統手段，反而賦予了沙里夫一種極致的自由，使他能以一個觀念藝術家的身分，反身冷峻地剖析正處於飛速開發中的海灣社會。
將1983年為人津津樂道的觀念藝術成名作《Jumping》，與2016年逝世前不久才完成的《Hats》並置而觀，或許更能夠體會「我是只做一件藝術作品的藝術家」（I Am The Single Work Artist）的主張與情懷。此語同時是沙迦藝術基金會在沙里夫逝世後，舉辦大型巡迴展的展覽名稱。「Hassan Sharif: I Am The Single Work Artist」首站在2017年於沙迦揭開序幕，並於2020至2021年間先後在德國柏林、瑞典馬爾摩與法國聖艾蒂安展出，以沙迦藝術基金會典藏的150件作品為基礎，完整呈現從早期諷刺漫畫、行為藝術、留學與海歸初期半系統畫作、到最具代表性的城市考古學系列作品。
《Hats》反映了沙里夫長期以來對系統化生產、幾何變化，以及材料累積的持續關注。藝術家收集顏色繽紛的數百頂量產遮陽帽，以黑色棉繩將這些日常物件拗折、捆綁，組合成一件龐雜的懸掛裝置。 結構下方垂落的繩索清晰可見，更加凸顯了藝術家直覺性，彷彿可以細數組裝過程的碰觸痕跡，展現出物質性與藝術家的身體勞動。
《Jumping》與《Hats》無法在形式及媒材上被視為同一件作品，但它們可以、而且必須在「工作方法」與「藝術家自我定位」上，被視為「持續中的藝術試驗」。真正能把《Jumping》和《Hats》貫通的是「自我設定規則下的重複勞動」，而如此的勞動路徑可以說與製造業的「工業自動化生產」相反，沙里夫自己同時是勞動者與規則系統的創立者，且透過自己的身體勞動「反效率、反完美、反自動化」，因此更加凸顯了現代化工業生產的荒謬性：跳躍與綑綁大量的遮陽帽看似都毫無實質產能，卻是沙里夫依照自由意志訂定規則後，身體力行的結果。而看似「高效」的生產線製造的廉價消費品，不僅與生產線勞工的意志脫鉤，還很可能成為被社會廢棄的垃圾。
即便沙里夫離世已有十年之久，其創作的核心依然與當代社會密切相關。2025 年紐約藝廊 Alexander Gray Associates以「Gathering」為題，再次呈現沙里夫對日常工業材料、重複勞動與制度化生產的質疑。展覽的意義，並不僅在於將其定位為「來自海灣地區的代表性藝術家」，而在於再次證實其創作方法本身仍具有穿透當代消費主義與標準化邏輯的批判力。從《Jumping》到《Hats》，從紙上半系統到物件的城市考古學，沙里夫持續進行的，從來不是一系列可切割的作品，而是一場以身體、時間與勞動為媒介，對現代工業文明價質提出的反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