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的東京，陽光從東京都寫真美術館的玻璃窗斜斜照進來。我們坐在館內咖啡廳，我們把窗簾拉下來一點，桌上放著「惠比壽映像祭2026」的宣傳文宣。她等一下還要回展場處理工作，但在那短暫的空檔裡，我好奇的問她，為何沒有繼續發展藝術家的職涯，而是進入機構，成為策展人。
「我一直學的是影像，但我其實不會說自己是藝術家。」
邱于瑄大學在臺灣讀廣電系，畢業後又來到東京讀映像藝術研究所。這條看似順理成章的創作之路，卻讓她在中途停下思考，她研究所畢業之後還是要繼續做跟大家做差不多是事情嗎？有差她一個嗎？她現在說的很輕鬆，但我想當初肯定陷入對未來的不知所措。她提到，真正讓她開始思考要進入文化學術界契機，是研究所時老師的一個問題：「你知道自己正在做的東西，背後的意義是什麼嗎？它只是個人的滿足，還是能夠產生某種可被討論的價值？無論是市場的、學術的，還是公共性的，你是否能分析它？」
雖然產出作品，卻對其背後的價值座標感到模糊。這並不代表你不適合創作，而是長期教育環境中對「價值」的迴避。我們被鼓勵專注於作品本身，卻很少被訓練去理解作品如何進入一套制度、如何被判定、如何被交換。甚至在某種環境意識下，談市場本身就很可疑。也正因如此，她開始慢慢準備投入機構。對她而言，那不是背離創作，而是調整在自己與創作與整個價值體系的距離。
「我覺得策展也是一種創作，都必須建立在研究與觀察之上。」
坦白說，當她說出這句話時，我心裡曾升起一絲防備，因為這句話若只是口號，就會透露著一點無政府主義般的失序，更顯得毫無價值體系可言。但她的意思更接近一種結構性的工作。藝術家處理的是單一作品內部的形式與感受，而策展人處理的是作品與作品之間、作品與歷史之間、作品與機構甚至與社會意識形態之間的關係。
因此，策展的邏輯並非理論裝飾，而是一種可被檢驗的架構。她用她有點輕鬆慵懶的口吻和我說：「任何人的論述，他自己喜歡的話怎麼寫都可以，但如果沒有清楚的問題意識與方法，展覽最終只會停留在選擇與陳列。那樣的展覽缺乏可被辯證的基礎。如果沒有清楚的敘事與方法，展覽就只會成為選品櫥窗。」
這句話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指向機構策展人的責任。藝術家可以憑直覺創作，但策展者必須對關係負責，對作品間的關係、對論述的歷史脈絡、也對展覽在公共空間中所產生的意義負責。尤其當她身處機構，這種責任更無法被浪漫化。
策展人不是只負責開幕那一天
到此，我想和看文章的你說，這不是一場歌功頌德的策展成功學廣編稿，在和邱于瑄的對談過程，讓我感受到在邱于瑄的養成歷程之中，「策展人」對她來說只是一個樸實的工作，非常去魅。
事實上，在日本的美術館體制內，常駐館員的職稱並沒有「策展人」。更準確地說，沒有像華語語境中那樣被廣泛使用、甚至帶有某種光環的「策展人」稱謂。日本美術館體制裡的正式職稱是「学芸員」（がくげいいん），中文常譯為學藝員。這是一種具有國家制度基礎的專業資格，透過修習博物館學相關課程並取得資格，進而在公立美術館或博物館任職（註），更接近臺灣文化行政體系中的專業人員。
當邱于瑄在日本面臨COVID疫情的時候，她便決定為了更靠近文化學術圈，開始修習相關課程、準備資格考試，並最終取得資格。那並不是華麗的轉身，而是更機械化的進入制度。最終，她進入負責營運東京都寫真美術館的公益財團法人東京都歷史文化財團。從那一刻起，她的工作便不再只是做好一檔展覽，而是成為整個機構運作的一部分。
對她而言和就我所知，學藝員的職責分配比較廣泛，比較像培養美術館通才。每個學藝員都要學習典藏管理、研究撰寫、教育推廣、行政協調、公共服務，幾乎涵蓋了博物館學所談及的各項專業面向。他們不是為某一檔展覽而存在，而是長期在館舍之中，負責知識生產與制度維繫的人。換句話說，在日本的語境裡，展覽策劃只是工作的一部分，而不是身分本身。
也正因如此，「策展人」這個詞在她看來顯得過於沉重。她提到，在臺灣語境裡，這個稱謂往往不自覺地將焦點投射在個人身上，強調的是作品挑選與論述建構，卻較少討論其背後的制度條件與集體協作。她回憶曾有一位外國策展人困惑地問她：「為什麼臺灣有這麼多獨立策展人？」他並不是在諷刺，而是真的不解。在臺灣一些機構中，策展人是明確的機構職務；而在另一種語境裡，「策展人」則可能成為一種可被自我宣稱的身分。
她笑著說：「我只是目前在這裡工作的人。」
我想，對她而言，真正重要的從來不是開幕當天站在鎂光燈下，而是展覽結束之後是否仍願意留下來，處理那些觀眾看不到的工作，回覆藝術家的後續問題、整理檔案、修正文本錯誤、確認作品安全歸還。她把自己擺放的位置其實很清楚：把責任放在前面，把名號放在後面。這種排序，也反映出她深受日本藝術機構價值觀的影響，在制度之中，工作本身比頭銜更重要，持續性比可見度更重要。
在這之中，她理解聲望與資源如何被分配，卻不急於站到中心；她承擔實質的責任，卻對象徵性的稱謂保持距離。在這個價值體系中，若把策展理解為一種長期而細密的實踐，那麼「策展人」便不再是一個需要被高舉的身份，而是一段時間裡對工作的承擔。她更願意把自己放在這樣的時間結構之中，不是展覽的主體，而是讓事情完整發生的人。在頭銜流通速度往往快於內容的時代，這樣的姿態反而顯得克制。
機構不是終點，而是一個連結的節點
我想，大家都對日本職場有個刻板印像，社畜的生活、輩分分明、對程序正義近乎執拗的遵守。那種穩定、嚴謹，甚至略顯封閉的制度結構，對臺灣人而言既可靠又讓人敬畏。老實說，在訪談之前，我也以為話題會停留在這裡，一個外國人如何在日本機構中適應體制，又是如何在階序之中找到位置。
然而邱于瑄談到此，她的眼神低垂，口氣帶著些許欣慰。「我覺得很幸運，這邊的前輩都願意放手讓我做。大家都很願意教，也讓我嘗試。我真的遇到很好的人。」我聽得出那不是客套話，而是真誠的感謝。或許哪裡都一樣，機構的制度深深就是嚴謹且繁瑣的，但人並非冰冷的。她並不是以對抗者的姿態進入體制，也不是懷抱某種挑戰權威的浪漫想像。她是在前輩的信任之中，一點一滴地累積經驗，慢慢長出自己現在的能力。或許，機構真正的樣貌並不只是制度本身，而是制度裡的人如何彼此對待。
這種紮根於制度的穩健，反而成為她向外伸展的底氣。她提到自己曾多次前往海外考察，在不同機構與展覽中看到令她印象深刻的作品，而透過與國外機構之間的交流，回饋到東京都寫真美術館並且進行展出和以往不同的作品。這樣的嘗試並非她一個人就能夠推動的。館內主管與同事的支持，使這些想法得以逐步實現。
在她的理解中，機構並不是一個高高在上的權威中心，而更像是一個資源匯集的節點。預算、典藏、行政系統與國際網絡，這些條件並不是抽象的光環，而是可以被調度與運用的資源。當一封電子郵件不只是公文往返，而是建立在專業信任上的邀請，資源才真正流動起來，機構本身也因此變得更加豐富。
這樣的運作規模與長期條件，確實是多數獨立策展人難以擁有的。差異不在能力，而在承擔風險與累積時間的結構。當支持不只是口頭附和，而是願意為一個想法動用預算、承擔行政壓力、反覆溝通跨國細節時，機構才成為節點而非終點。在我看來，她並不符合我們過去對「進入國家機構」等於「安享天年」的想像。對她而言，進入制度並不是為了佔有一個穩固的位置，也不是為了取得權力，而是為了站在一個適合自己的位置。
她目前以高度人才簽證留在日本工作，但當我問及是否會回臺灣，她反而反問我：「臺灣的美術館未來會往什麼方向發展？我未來會有什麼樣的發展？我其實也很好奇。」她笑著說。若真的回到臺灣，是否有合適的位置，她沒有答案，也不急於預設結局。留下或離開，不是情緒性的選擇，而是對條件與時機的判讀。移動，本身是一種策略。
「專心把現在的事情做好。有機會，就回去。」
她沒有把日本視為終身歸屬，也沒有把臺灣當成必然回歸的原鄉。對她而言，機構是一種訓練場，也是一個觀測站。重要的不是地理位置，而是能力是否持續累積。或許正因為她曾經有段時間站在制度之外，對價值體系感到模糊，如今才會如此重視機構經驗所帶來的清晰。制度沒有因此變得浪漫，但她對制度的理解，變得更加篤定而具體。
在策展人幻想破碎之後
話題最後仍然回到那些嚮往策展的年輕世代。就我的觀察，這幾年在臺灣，「策展人」幾乎成了一種理想職稱，很多學生把它當成未來的目標。
「我覺得大家對策展這件事有太多的美好想像了。」她語氣變得認真。
她說，太多人私訊她：「我想去日本念研究所，有什麼建議？」、「我對美術館有興趣，怎麼進去工作？」但當她反問對方念什麼科系、會不會日文、是否查過招生簡章，對方往往語焉不詳。她並非要設門檻，而是清楚知道，在別的國家做研究、進入機構工作，是極其具體且要有覺悟的事情。語言、專業背景、制度理解，缺一不可。
她也坦承，自己的契機並不浪漫。那更像是一連串碰撞。年輕時在不同制度間試探、摸索，有時甚至像在黑暗中撞牆，撞到頭破血流。那些挫敗如今可以被簡化成幾句話，但過程從來不輕盈。我想因此，她不喜歡把自己的經驗包裝成成功故事。因為她知道，那些故事若抽離了現實條件，只會變成誤導。
「先去理解你真正關心的議題，然後，把博物館學讀完。」那不是刻薄，而是一種近乎務實的提醒。
我想這句話蠻貼切的呈現她對於策展人的理解。無論是從創作者轉向機構工作，還是在機構內的各類工作，她反覆強調的都是一種紮實。紮實來自閱讀、來自對制度流程的耐性、來自對藝術家脈絡的尊重。
她並不否定夢想。她說，她其實很高興年輕人可以有很大的夢。但夢不能太空泛。有人適合在機構內累積長期條件，有人適合在市場與商業畫廊之間穿梭，有人則在獨立策展的彈性中找到節奏。海外策展人能接觸大量不同脈絡與觀看經驗；館內策展人則必須面對預算、行政與時間壓力的現實。沒有哪一種比較高尚，只是條件不同。
在機構裡，規則確實存在。你遵守它、理解它、配合它，組織才願意給你空間與機會。她其實也不特別迷戀組織，但她知道，組織不是敵人，而是一種互相補足的結構。個人的想法，需要制度承載；制度的僵硬，也需要人的調節。
訪談結束時，咖啡廳已經坐滿人。她起身準備回樓上的辦公室。等著她的不是掌聲，而是文件、會議與尚未完成的溝通。
註 日本部分國立機構體系並未強制要求策展人資格，其聘任條件與職務設定多依各機構的制度與規定而有所差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