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博之都，無根之城

霧春3月，乍暖還寒。送走了農曆新年，香港藝壇已迫不及待迎接四方客，從百萬天價到千元小數，香港於同一星期內舉行三個藝術博覽會，從價格、時間與空間全方位把市場最大化。藝術是感性消費、生活「不需」，如何刺激消費慾望，的確要別出心裁。當從ART HK升格變身而成的香港巴塞爾藝術展，去年12月再來個新人事新作風（由黃雅君接替藍福洛(Magnus Renfrew)），埃切爾斯（Tim Etchells）、安古斯（Sandy Augus）、羅斯（Charles Ross ）等ART HK原班人馬又獻新猷。不選會議展覽中心、離開五星級酒店，這個中檔次藝博，仿效倫敦Fashion Week，在中環海濱活動空間從零開始，搭建起一萬平方米的臨時帳篷，畫廊數目共75間，大概是巴塞爾的1/3。這片共3.6萬平方米臨海「地王」未來三年均由Central Venue Management營運，從摩天輪到馬術、從佳餚美酒到藝術博覽，各國全球盛事，將陸續走馬上演，與居高臨下的國際貿易中心整合成新的中環地標。筆者依建議路線從巴塞爾的灣仔展場，經龍和道走上政府總部，循添馬公園進入會場，身為香港人，的確心有餘悸—雨傘運動才剛落幕，展場不到100米外，便是解放軍軍營。更令人黯然神傷的是，這個由填海得來的盛事場所，正是建築在被拆毀的皇后和天星碼頭之上。據悉，Art Central四天展期，成功吸引3萬對眼球；單是場內的漢堡包也售出逾兩千個！好奇的香港人，的確非常配合劇情，以人山人海為藝博增添盛事氣氛。可惜的是，大概只有中國香港，才會以摧毀在地的歷史，來迎接無根的煙火。

香港市民一直未能培養出週末去逛博物館的習慣（香港藝術館全年參觀人次僅34萬），但以消費者身分逛商場，就是光看不買，也比殿堂更為親切。然而藝博會寸金尺土，畫廊也沒有教育大眾的責任。展攤更像十里洋場（香港巴塞爾一條走道可放上20個攤位），把世界各地作／商品等量齊觀；以租金或地位安排畫廊佈局，根本無法為參觀者提供有意義的閱讀脈絡。藝博會的方程式，遂以比賽、重點展示和分區等方式製造臨場差異。記者會上「藝聚空間」策展人格拉斯坎特（Alexie Glass-Kantor）表示於博覽會上策展，著重的是合作而不是策展人的標記（curatorial authorship）—如何在茫茫展海中以大型作品為觀眾導航。Art Central則更直接了當，邀請設計師Joyce Wang以品牌商品設計裝置作品。香港巴塞爾從5月改期到3月，目的是配合全球各地藝博時間表（緊接香港的是東京和杜拜。但坊間亦說只因會議展覽中心檔期太滿。）而藝博場內、場外的各種活動，亦紛紛以「城市」和「亞洲」等為題。這種煞有介事的策展主題，無寧更像是為了要掩飾已被全球化操作所磨平的文化身分。（參閱p. 114〈政治做為正確的姿態〉一文）無獨有偶，Art Central跟首屆香港巴塞爾一樣，比賽環節均由本地藝術家出線。原因是主場之利，抑或為了安撫來自本地藝術界的批評，或激發投入感—則不得而知。

香港藝術界經常羨慕台灣有文化部，出錢出力擦亮台灣品牌。後殖民的商業城市，香港藝壇生態，勢將與大陸愈貼愈近，市場成為最大力的推手。與藝博和畫廊主事者談，多對香港藝術館和香港藝術發展局等一無所知，卻不約而同地感謝香港政府招商部門—投資推廣署（Invest HK）的幫助。投資推廣署成立於2010年，因應政府欲大力發展文創產業，遂於2015年成立創意產業部，成為全署共八個行業部門之一。筆者特地走訪該部門主管方婉兒，酷愛文化藝術的她，對後印象主義繪畫情有獨鍾，在今年香港巴塞爾中，則對「藝聚空間」徐龍森的《山不厭高》印象尤深。香港的藝術月，她也與眾多行家一樣在藝博會與畫廊中肩摩轂擊。談到招商，方女士翻開該署印刷精美的簡介，向我說明如Art Share、馬凌畫廊、Pipeline以至Yellow Korner等成功故事，並指出近兩、三年曾經由她們給予開業意見的藝術企業，已有20多間之多，而且類型更包括沒有實體的網站和交易平台，不再侷限於傳統畫廊模式。該部門的工作比較實際，就是為外來投資者擔當「盲公竹」（提供地方智慧）—尋找適合商舖、解決簽證問題、提供起步網絡等等，並且不涉任何資助或提供誘因。雖然買賣的是藝術，但藝術類型、檔次、甚至能為香港的創意人才帶來多少就業機會等，均不是她們的首要考慮：「我們重視的是生意機會，幫他們看看企畫是否完整—我們不能夠說，你們不行……香港的成功是因為自由經濟體系，政府不會干預。」我問：「要是明年再有人想開設新的藝博會呢？」方氏回答：「藝博會都是很聰明的商人，如果市場沒有需求，他們做一次便不會再做了。」整個署今年的工作目標，是370個成功開業案例。

藝博期間，筆者也與香港藝術發展局和香港藝術館人員談過，問藝博與他／她們何干？前者索性說：「你也看到吧！就是沒有角色。」而一直因立法會「拉布」而遭拖延改建撥款的香港藝術館，對於來勢洶洶的藝博（甚至是M+博物館），則表現被動。筆者在會場碰到香港藝術館館長譚美兒，她認為藝博會為香港藝壇帶來的影響大抵正面，包括是間接讓國外觀眾也知道香港藝術館，抑或引起本地觀眾對藝術產生好奇。但藝博會只是短時間內的視覺衝擊，細水長流的教育工作，還是得靠在港機構。她比較失望的是藝博會就算找博物館或其所屬部門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也只是傾向借展或借場，而不是討論教育工作。藝博會的遊戲方式，的確已對香港藝術家的心態造成影響，包括從前藝術家會把重要作品留給博物館，而現在畫廊則更想討好客人。她也留意到藝博會對年輕藝術家的偏好：「大家對香港藝術認識甚少，年輕藝術家的定價還可以由低造起，但中堅輩藝術家因為難以定價了，於是便被藝博忽略了。而曝光過多，也真的影響作品質素—現在不少年輕藝術家還未畢業便被畫廊看中了。」

的確。一整週的派對和開幕，筆者甚少看見40歲以上的香港藝術家面孔，於是特地致電黎明海與鄧凝姿。二人均是1990年代初的海歸派，前者畢業於倫敦皇家美術學院，作品由某一線畫廊代理；後者則畢業於金匠學院，曾從事策展及教學工作。儘管兩人磚頭份量著作，但面對此刻的藝博大潮，二人均置身事外。黎明海這些年只逛過一次藝博：「我不喜歡博覽會這種展覽方式，商業性強，而且實在太過混雜！」鄧凝姿甚至說：「藝博與我無關。」中堅輩藝術家心目中的藝壇，涇渭分明，對於藝博大潮，只能同情地理解：「你叫學生先建立自己的理念和風格，才把作品推出市場？兩、三年時間對他／她來說實在是太漫長了！」黎說。至於對年輕藝術家的「偏好」，鄧凝姿以平常心說：「我們這一輩都沒有紅過，市場不關注，不足為奇。」畢竟香港是個商業社會，無論是什麼政治陣營，「阻人發達」，一樣罪大惡極。

當然，年輕藝術家之中，也有進不了藝博，或無意進藝博的。城市創作實驗室（以下簡稱實驗室）的黃宇軒，便於去年藝博期間開展出一個題為「買不起，送給你：Affordable Art Basel」的計畫，以螳臂擋車的方式，干擾藝博會的運作。實驗室去年召集了多張VIP門卷，成功「偷運」了40名觀眾入場，然後要求他／她們填寫一張「慾望回條」，當中包括他／她們想擁有的作品照片和文字描述，且需向畫廊問明價錢。今年年初，實驗室遂招募27位藝術家，與成功收回的問卷配對創作，完成作品將在7月展示，並於亞洲藝術文獻庫於巴塞爾藝展的攤位上進行講座。計畫好玩之處，不單是借市場來反市場，更在於這種藏家與藝術家的「盲婚啞嫁」，亦是同樣地以藏家的喜好來主導藝術家創作。於是計畫遂變成對於慾望的探索，並展示出除了金錢以外，人與人如何可以透過藝術品連繫起來。會上藝術家分享的創作方向，真是各出奇謀，例如翁志健就想到，與其模仿棚田康司（Koji Tanada）的作品，不如教曉藏家如何自製作品。而另一位藝術家黃振欽，就準備送給他的藏家一塊以冰製造的作品—令它只能待在家裡的冰箱，無法轉售或展示。

查「fair」一字，應譯為交易會才較準確。它通過展示來達成銷售的目標。但在缺乏完整文博體制的香港，「藝博」卻成為了觀摩學習，甚至帶動整個藝術生態發展的龐大機器，由公眾到藝壇，都對它寄予種種不切實際的厚望，而主事者也樂於以「國際頂尖」自居，為亞洲這個新大陸釐訂「國際」的「專業」水平。難怪香港巴塞爾的記者會上，竟有香港報章記者在招待會上拿麥克風提問：「你們認為香港藝術家真的達到了國際水平沒有？」雨傘運動之後，香港面對將要「淪為」一個中國城市的龐大政治壓力，但如何才可以擺脫從白人眼中獲取自尊的殖民陰影？筆者想起黃飛鴻電影裡，主角望著遠洋商船波江帆影時的對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