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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過屏風看進去──古代畫中屏風的三種看法

穿過屏風看進去──古代畫中屏風的三種看法

Peering Through a Screen: Three Ways of Seeing Folding Screens in Ancient Paintings

屏風在畫作中扮演多重角色,它可以是韓熙載夜宴中幾座隔而不斷的牆,也可以是書房裡通往理想山水的一方出口。而几上的硯屏、廳堂間的大座石屏,作為視覺證據,反映了文人物質生活的演化,及收藏概念、群體的擴張。數百年來的物我互動,就在畫裡層層屏障之間,靜靜展開。

說到「屏風」,會想到哪些關鍵字?復古、東方,或是一件帶有距離感、略顯奢華的家具?一道可移動的牆?一張可揮毫的畫布?屏風實為一種能夠同時容納多重想像的存在。它既是物件,涉及製作、材質與使用方式;也是畫面,為書畫得以展開的載體;同時,它也是畫題,直接介入繪畫空間,影響人們的觀看。

這種身分重疊的魅力,在五代南唐〈重屏會棋圖〉(圖1)中展現得淋漓盡致。畫中主位者座後立著一扇屏風,屏風內描繪著居家場景,而那場景中竟又立著另一扇屏風。這種「畫中有屏、屏中有畫」的視覺嵌套,讓屏風從單純的家具,轉身成為模糊現實與虛擬邊界的「介面」。

事實上,屏風在繪畫空間中的魔力遠不止於此。當它作為畫題進入作品,它便成為畫家手中最靈活的工具。

圖1 (傳)五代 周文矩〈重屏會棋圖〉,絹本設色,40.2×70.5公分,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畫中屏風的空間魔法

屏風在現實中具備分隔空間的作用,而此功能在平面的繪畫中亦可被實現,甚而進一步成為組織觀看、推動敘事的關鍵元素。(傳)五代顧閎中〈韓熙載夜宴圖〉(圖2),雖為宋摹本,然學界認定其基本保留了原作的構圖及人物造型。由此可以觀察畫家如何運用三座屏風,在長達335.5公分的手卷分隔出五個敘事空間。

圖2 (傳)五代 顧閎中〈韓熙載夜宴圖〉,絹本設色,28.7×333.5公分,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韓熙載夜宴圖〉描繪南唐大臣韓熙載(902-970)夜宴賓客的景象,此作的創作背景帶有強烈的窺探色彩:傳聞南唐後主李煜(937-978)因想確認韓熙載生活荒縱的事蹟,遂派畫家潛入其邸宅,將這場聲色饗宴「目識心記」後繪圖回報。因此,觀者展卷時宛如窺探了這位大臣如何夜夜笙歌,是中國古代繪畫難得的風流之作。我們不妨想像慢慢展開手卷,第一眼所及的床榻一角看似無人影,然略顯凌亂的紅被及倒臥的琵琶,暗示了一場有聲有色的夜宴正在舉行。再往下展卷,頭戴黑色高帽的韓熙載正坐於榻上,前設酒宴,周圍環繞賓客、仕女,卻大多將目光投往更左側一名正彈奏琵琶的女子。女子身後一面巨大的單面立屏,和先前的床榻一起形成了相對集中的空間。不過,屏風之後探頭的女子,暗示了好戲還在後頭。

第二段,韓熙載親自擊鼓,更有一女子擺腰舞動。畫面中僅出現一張座椅,人物的姿態也相對舒張,一派賓主盡歡的景象,再由一個肩托琵琶的女子及一個手持酒器的女子過渡至床榻之間。韓熙載由榻沿側身淨手,榻上坐有四名佳人,彼此間互動熱絡。別於分隔第一段及第二段的單面立屏,人們坐臥的榻附有圍屏,其後又設置三扇立屏。若將韓熙載視為敘事主角,此處由屏風搭配榻形成的私密畫面,形塑出了第三個敘事空間。

而在屏風其後,韓熙載的裝束更加狂放,袒胸露腹,手持方扇,或許觥籌交錯間不免酒酣耳熱。韓熙載看似與眼前仕女對望、陷入兩人世界,然更前方一排奏樂的女子團體依然不時朝主人投以目光,賓客關注在場人們的同時也不忘打板。此段畫面以人物為主,視野開闊,而在打板賓客身後又出現一座單面立屏,示意觀者即將進入下一段敘事。有趣的是,立屏的內外站立一對男女。兩人對望,且女子抬起纖纖玉指,同時邀請了士人與正展卷觀之的你我,進入男女互動最為親密的段落。由是,我們可以觀察到屏風作為室內家具,自然融入畫面,達成分隔敘事空間的任務,又有承先啟後之功,引領觀者一步步觀看韓熙載的廳堂甚而臥室,突破「屏障」的既有定義,其實為觀者可窺的偽私密空間。

有趣的是,這樣的屏風斜角構圖,為明代唐寅(1470-1524)〈陶穀贈詞圖〉(圖3)所化用。圖中一雙男女對坐,陶穀其後為邊界被自然樹木遮掩大半的圍屏,彈奏琵琶的佳人之後則有單扇立屏,兩座屏風呈斜角相對,構成如前述〈韓熙載夜宴圖〉的空間感。且場景雖為戶外,畫家讓庭園中的太湖石、樹木、欄杆、芭蕉與兩座屏風,形成了相對封閉的空間。看似提供陶穀與佳人可以專注彼此的兩人世界,不過再仔細瞧,左下角其實還有一個溫酒的童僕。而兩座屏風之上的畫作,其實亦投影出更多觀者可詮釋的空間(註)。

圖3 國寶 明 唐寅〈陶榖贈詞圖〉,絹本設色,168.8×102.1公分,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國立故宮博物院Open Data

除了以上令人浮想聯翩的畫作,在宗教畫裡也可以尋見屏風的身影。劉松年(?-約1225年後)〈畫羅漢〉(圖4)裡一座巨大的三扇立屏置於露天的庭院,占全作近五分之三的面積。木製三面立屏其後,植有一叢開著紅花的芭蕉,而在屏風前,頭帶圓光的羅漢安坐,一位士人正手捧經卷向其請教。存在感強烈的屏風向右開敞,將人與芭蕉分隔,營造立體的空間感。別於現代人習慣的「近大遠小」透視法,畫家直接透過物象的陳列表達了先後關係,再透過三面木屏的折立收攏了視覺重心。

圖4 國寶 宋 劉松年〈畫羅漢〉,絹本設色,118.1×56公分,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國立故宮博物院Open Data

屏風作用不僅於此,若說羅漢的圓光、相對龐大的身形都彰顯了畫中人物的主從關係。原先更常見於世俗場景的屏風,被置入於宗教取向的羅漢畫中,彷彿一種入世的圓光,同樣起到強調身分的作用。而屏風上方的畫幅,一作水墨蘆汀雙鷺,一作秋渚鴛鴦,是典型的南宋汀渚水鳥畫題。如此水鳥畫可能反映時人流行的審美,偏向較世俗的引用;亦可能呼應繪畫主題,悄悄隱喻了一抹禪意。

山水屏風=文人精神?其結合、流行化及個性化

在劉松年〈畫羅漢〉中,那座嵌有小景山水的屏風可能反映了當時南宋極為盛行的視覺風潮。這類山水屏風在當時已是某種美學的「標準配備」,而這種將風景借入人造之境的渴望,早在數百年前的唐代便已埋下伏筆。

唐代是屏風畫大盛的時代,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中曾提及名家屏風一扇價值萬金,李白亦曾賦詩讚嘆友人家的屏風讓巫山十二峰「飛入君家彩屏裏」。雖然唐代實物難尋,但從墓室壁畫(圖5)中可見,屏風畫已從初唐的樹下人物,發展至盛唐的山水、花鳥與仕女等,各式題材百花齊放。其中,山水屏風持續被文人垂青,可能反映了文人期待與自然交流,以山水屏風借景入詩、入畫。

圖5 盛唐 新疆阿斯塔那M217墓室後壁花鳥屏風式壁畫,圖引自中國墓室壁畫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墓室壁畫全集.隋唐五代》,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11,頁151,圖167(圖片提供/曾信容)。

別於出自視覺享受的動機,山水圖像可與某種文人理想更緊密地結合。如傳為五代南唐宮廷畫家王齊翰〈勘書圖〉(圖6)繪有巨大的三連屏風,屏風上是暈染細膩的全景山水,中央扇面的畫面中心有屋舍,是一片適合閒適歸隱的田園景色。屏前置几案,堆疊書籍、卷軸以及看似樂器的典型文人配件,而這些物件的主人,正敞胸露懷坐於椅上,一面悠閒地挑耳,一面轉向朝著自己走來的童僕。

圖6 (傳)五代 王齊翰〈勘書圖〉,絹本設色,28.4×65.7公分,南京大學博物館藏。(圖片提供/曾信容)

置於畫面中心的屏風與几案顯然是畫家設定的焦點,屏風作為物件,與几案上的書籍、卷軸、樂器共同組成了文人的物質生活,而由屏風借來的一片山水,則反映了文人某種歸隱山林的理想。這樣的畫作呈現的是可以引起廣大文人嚮往的日常圖景,於書房之間,從容坐擁山水、從容處理文書作業。如此不具個人特徵的文士形象,也讓每位文人都可以代入自身。

而後,隨著士大夫群體擴大,於宋代以降山水屏風成為一項繪畫中常見的元素,更可見於各種人物類型畫,如前述劉松年〈畫羅漢〉。可能作為繪者、觀者、藏者都喜聞樂見的元素,漸而擴大運用。不過因應文人肖像畫的發展,畫裡屏風亦可具備鮮明的個人特色。元代張雨題〈倪瓚像〉(圖7)即為一例,文士坐於榻上,後有單扇山水屏風一座,身側陳列筆山、青銅斝等文房珍玩。雖與〈勘書圖〉擁有相近的元素,但此處屏風與文士共為重心,且這位文士擁有確切的身分—–由畫旁張雨(1283-1350)的題贊,可知此為「元四家」之一倪瓚(1301-1374)的肖像。

圖7 國寶 元 張雨題〈倪瓚像〉,紙本設色,28.2×60.9公分,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國立故宮博物院Open Data

倪瓚的山水(圖8)多採「一江兩岸」式構圖,近景枯木疏石,遠景低矮平坡,中間是一片空靈寂寥的遼闊水域。加以乾筆皴擦的筆法及淡雅的墨色層次,其畫作以「荒寒幽寂」著稱。簡潔風格與他著名的「潔癖」高度一致。畫中這座屏風所繪的山水,正近似倪瓚真實的畫風,即使未能確定屏風為誰所繪,仍能感受到其保留了倪瓚繪畫的基本精神,使屏風在此像是一枚巨大的「個人美學浮水印」。屏風內的乾冷山水與屏風外的孤傲文士,在視覺上達成了一種互為主體的關係。

圖8 國寶 元 倪瓚〈容膝齋圖〉,紙本水墨,74.7×35.5公分,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國立故宮博物院Open Data

若〈勘書圖〉是文士與山水屏風,任何觀者都可以代入自身,同做一場歸隱山林的夢,此作則為倪瓚與其屏風,完全反映倪瓚的高潔美學及特徵。

天造的山水畫:宋代硯屏與明代石屏

宋代文人「喜好自然」之觀,結合「好硯」、「好石」的風氣又影響到其他物質層面,一種置於几案上的小巧「硯屏」應運而生(圖9)。南宋趙希鵠《洞天清祿集.硯屏辨》:「古有硯屏。或銘硯,多鐫於研之底與側。自東坡、山谷始作硯屏,既勒銘於硯,又刻於屏,以表而出之。」又介紹山谷烏石硯屏、宣和玉屏、永洲石屏、蜀中松林石屏等,其中蜀中松林石「解開自然有小松形,或三五十株行列成徑,描畫所不及,又松止高二寸,正堪作硯屏。」可知具備天然之美、能使人想像山水之景的石紋尤得青睞。

圖9 宋 張擇端〈清明上河圖〉某二樓室內,桌上似有硯屏,絹本設色,24.8×528公分,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石頭切面的紋理源自天然造化,淺深交疊甚有筆墨暈染之狀,這天造的「石畫」經常能讓文人聯想峰巒岩壑、朝霞暮靄、明月水岸等自然萬景,進而帶動他們形而上的哲思,為北宋水墨山水畫興於文人圈的又一支線。如歐陽修(1007-1072)珍愛一塊有著明月及樹影紋理的紫石硯屏,不僅作詩,更特意作文記之:「中有月形,石色紫而月白,月中有樹森森然,其文黑而枝葉老勁,雖世之工畫者不能為,蓋奇物也。」這天成的紋理,連世上擅長繪畫之人都無法畫出,方寸一石能見大千世界,對文人而言,或許是山水畫的終極型態。

「對天然石紋的欣賞、對不假人力的推崇」的審美邏輯在明代仍然延續,不過有了更大幅的發展。明代〈杏園雅集圖〉(圖10)中,仍可見硯屏作為案頭清供,與筆硯並置,象徵文人日常中的審美趣味;同樣源自天然石材的「石屏」,開始以更大的體量進到人們的生活空間。

圖10 明 (傳)謝環〈杏園雅集圖〉局部,絹本設色,37.1×243.2公分,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Public Domain

進入物質化傾向更加明顯的明清時期,屏心嵌書畫的屏風已非主流,書畫與屏風本體分作兩門可供收藏的文物,屏風的製作工藝與材質本身,成為重要的評價標準。文震亨《長物志》中即指出:「屏風之制最古,以大理石鑲下座精細者為貴」,明確將石材種類與工藝品質納入品評體系之中。石紋仍然可被解讀為山水、雲氣或林壑,但其「大」、「整」、「稀有」,以及能否成組、成堂,更影響其價值。屏風由單純的家具,成為一件可被辨識、比較的高級器物,如書畫、珊瑚奇石等,可激發時人收藏慾望的奢侈品。這種轉變,在《天水冰山錄》所記載的嚴嵩抄家清單中表露無遺。其中「屏風圍屏」一類,石屏風高達74座,另有日本舶來或中國自產的各式屏風,共計108座。這樣的屏風也出現在設色穠麗的晚明蘇州片(圖11)中,反映出明代賞鑑風氣的擴張以及大座石屏在時人心中的名貴地位。屏風仍可作為山水的載體,只是此時的山水,已不僅供人心遊,亦成為可被占有的物質風景,無論人工抑或天造。

圖11 明(16世紀)〈宮廷花園圖〉局部,絹本設色,160×104.5公分,維也納藝術史博物館藏。(圖片提供/曾信容)

屏風在畫作中扮演多重角色,它可以是韓熙載夜宴中幾座隔而不斷的牆,也可以是書房裡通往理想山水的一方出口。而几上的硯屏、廳堂間的大座石屏,作為視覺證據,反映了文人物質生活的演化,及收藏概念、群體的擴張。數百年來的物我互動,就在畫裡層層屏障之間,靜靜展開。

註釋:

相關討論可參見唐寧〈夏夜晚風,吹拂著畫中何人?細觀唐寅〈陶穀贈詞圖〉〉,《典藏.古美術》392期,2025年5月,頁84-89。

參考書目及延伸閱讀:

巫鴻《重屏:中國繪畫中的媒材與再現》,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巫鴻主編,李清泉、鄭岩、黃小峰、張志輝、林偉正作《物繪同源:中國古代的屏與畫》,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21年。

柯律格〈明代的家具裝潢與身分建構〉,《創意與設計》,第27期,2013年,頁88-94。

張雨萌〈「蒼然屏風上,此畫良有由」—唐墓屏風式壁畫、文獻所見屏風畫與現實屏風畫相互關係研究〉,《藝術史研究》第22輯,中山大學出版社,2019年,頁1-70。

方令光〈畫如其人的〈元張雨題倪瓚像〉〉,《故宮文物月刊》482期,2023年5月,頁126-127。


原文載於《典藏.古美術》401期〈穿過屏風看進去──古代畫中屏風的三種看法〉,作者:曾信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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