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除了聲音，應以何種形象與姿態呈現？明治以降浮現的「國語國字」問題正提供了一個關鍵的切入點。近代日本在建構「國語」的過程中，除了語言學者扮演主導角色，書法家亦積極介入討論。那麼，在這場互動中究竟引發了哪些論爭與思考？其背後又隱含了哪些考量？
「國語」為何是承載國家意識形態的政治象徵？
在日本明治國家（1868－1912）的民族建構工程中，「語言的統一」被視為打造現代國家的基礎工程。「近代日本國語學之父」上田萬年（1867－1937）於甲午戰爭前夕自德國留學歸國，在首次演講中以民族主義姿態宣稱：「日本語是日本人的精神血液。」這句話揭示了語言與民族之間的緊密關係，使「國語」成為凝聚民族共同體的強力紐帶。
甲午戰爭勝利後，日本的民族主義高漲，「純淨無瑕的國語」被賦予文明進步與文化自立的雙重意義。而漢字因被視為「中國文字」，漸遭排斥於「國語」之外。哲學家井上哲次郎（1856－1944）甚至斷言，漢字是日本文化停滯的根源。1902年，上田主持「臨時國語調查會」，提出以音韻文字取代漢字、針對不一致假名與羅馬字制度的修訂方針，並以「最終廢除漢字」為語言現代化的終極目標。
然而，「國語」的形成並非直線進化的成果。正如學者李妍淑所指出，日本在帝國擴張與殖民統治的過程中，才意識到所謂「國語」並非天然、統一、穩固、均質的語言。殖民地的語言教育需求使語音、表記、文法的混亂暴露無遺。換言之，「國語」的形成並非單向輸出，而是在內地與殖民地的互動、在治理實踐中被製造出來的。換言之，殖民地既是帝國語言政策的輸出對象，也是國語改革的契機與實驗場。
由誰決定國語應該長成什麼樣子？
進入1930年代，滿洲國的成立與1940年代提出的「大東亞共榮圈」構想，再度使「國語國字」問題浮上檯面。日本自詡為「亞洲盟主」，不僅在臺灣與朝鮮推行「國語」教育，在滿洲國實行「日本語」，也更進一步將「日本語」定位為「共榮圈語」。然而，這種語言構想在表記與發音層面始終無法統一，明治時期以來的「國語國字」問題在「大東亞共榮圈」的構想下再度被點燃。
上田的弟子、文部省官僚保科孝一（1872－1955）是這場語言改革的核心人物。他在1942年出版《大東亞共榮圈與國語政策》，主張簡化文字系統、削減漢字，讓共榮圈內居民更容易學習這個「日本語」。他指出，光是菲律賓群島就有四十餘種語言，日本語的使命正在於統合。他同時悲觀地感嘆，日本語過度依賴漢字與漢語詞彙，語音與語彙標準難以統一，語言的「帝國化」因此陷入理論與現實的兩難。
保科的構想激起國粹派的強烈反彈。語言學者山田孝雄（1873－1958）痛批：為外國人修改國語，是對「日本國體」的褻瀆。弔詭的是，保科原為擴張民族文化影響力而推動改革，卻反被右翼輿論指責為「非國民」。語言改革於是成為帝國內部民族主義者彼此指控的政治戰場。
這場複雜的爭論中，特別值得我們聚焦探討的戰線，就是其中發生的「漢字限制」政策。明治以降，政府推動漢字限定政策，文部省在各大報社的配合下，統一小學國語讀本中的漢字用字，至昭和六年（1931）改訂的小學教材中，已僅收錄約1300餘漢字。然而隨著滿洲事變（即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光是媒體報導使用的地名與人名激增，實際用字早已超出標準。
1942年，保科提出「漢字三級制」，將文字分為「常用」、「準常用」與「特別漢字」三類，意圖提高教育效率並漸進廢漢字。所謂「常用漢字」為與國民生活最為密切、高頻率使用的字；「準常用漢字」則是使用率低，書寫時可用其他假名替代，預計漸進廢除；「特別漢字」則專用於憲法與皇室典範文件。然而，亞細亞主義者頭山滿（1855－1944）等人立刻發動批判，指「準常用漢字」中包含天皇敕語用字，卻是屬於漸進廢除的分級，乃「褻瀆國體」之舉（圖1）。
文字改革在此批判爭議角度中，從教育政策轉變為國民忠誠心的信仰攻防。保科在戰後回憶錄中坦言，因推行改革而受右翼威脅，出門需警視廳保護。對保科而言，語言改革本為擴展日本民族勢力，卻成為他遭指控叛國的「非國民」汙名。最終文部省撤回政策，不僅未能削減漢字，反而擴增「標準漢字表」中的漢字數量，自明治以來一貫延續的「漢字限制方針」在此時幾乎全面崩解。
書法家對國家語言政策的異議與論爭
如前所述，自明治以來，「國語國字」問題始終是一項令人困擾的課題，它不僅涉及發音與表記的技術問題，更觸及民族認同與文化歸屬的根本辯證。當任職文部省官僚的語言學者試圖以「改革」之名推動語言統一、削減漢字之際，深諳漢字與假名書寫文化的書法家，也積極表達他們對日本帝國「國語國字」政策方向的意見與建議，更以自身的書法史知識，試圖介入這場關於文字、文化與國家認同的論爭。
與上田萬年、保科孝一等語言學者傾向將漢字視為「中國文字」、主張應予排除的立場不同，書法家們則嘗試從書法史的傳統中尋找論據，重新建構「國語」與漢字表記之間的關係，並思考漢字在日本文化體系中的位置。對他們而言，漢字與「國語」並非彼此矛盾或相互衝突的存在。
以當時具代表性的書家比田井天來（1872－1939）為例，早在1920年代，他便對「國語國字」問題積極發聲。比田井認為，漢字傳入日本已逾一千六百年，若突然全面廢止，不僅不切實際，也欠缺深思。他進一步主張，漢字應被視為日本的「國字」，由大和民族繼承並發揚，而假名則為其輔助。比田井也指出，平安時代燦爛的書法發展，正是承襲自晉唐書風；正倉院所珍藏的豐厚漢字文本，更為日本提供了無比寶貴的書法資源，例如光明皇后臨寫王羲之〈樂毅論〉便是其中的典範（圖2）。事實上當時書法家對「國字」的看法並不一致，除了比田井認為漢字應為國字，也出現擁護以假名為國字的討論。
進入太平洋戰爭後，書法被納入戰時動員的視覺媒介體系，書家也必須回應「書道如何服務大東亞共榮圈」的問題。比田井的弟子野本白雲（1897－1957）在思考大東亞共榮圈（圖3）中書法的角色與動員方式時，與保科的觀點不同，他將焦點放在共榮圈內的華僑群體上。他在〈亞細亞之書道〉（1942）文中指出，根據保守估算，當時香港、馬來半島、菲律賓、緬甸、新加坡、荷屬東印度、婆羅洲、關島等地共有十餘萬名華僑。野本主張，正因「同文同種」，漢字書法能成為連結共榮圈內各地人民情感與文化認同的重要媒介。
在同篇文字的「今後的國語國字與書道」一節中，野本記錄了當時某些激進觀點：五十至一百年後，日本語將取代英語成為世界語，因此應將日本語改革得更為簡易、便於學習。他為此向相關人士探詢意見，對方則提出更澈底的改革藍圖：國民教育應盡可能縮減漢字使用量，並以「全面平假名化」為長期目標，使平假名的地位提升至超越漢字與片假名，並以大東亞共榮圈作為推廣起點，最終將此書寫體系擴展至全球。
然而，野本對此觀點提出了異議。他認為，主張日本語純以平假名書寫，過於粗糙且缺乏周延性；若以教導外國人為目標，片假名反而更為合宜。更重要的是，若完全排除漢字，日本與東亞共享的精神資產與典籍將無從理解，更遑論傳承。因此，他主張應以日本書道的精神為核心，作為文化指導的基礎，藉此凝聚大東亞共榮圈內十餘萬華僑，共同協力投入「大東亞建設」。
由此可見，野本在「將日本語推廣至共榮圈」的宏觀構想上，表面上與政府方向一致，但在具體作法上，特別是關於實際的文字教育與學習對象的考量上，他對政府最終以廢除漢字為目標的政策提出根本性的質疑。可見到了1942年，「國語國字」問題非但未能因戰時體制而收斂、解決，反而因日本統治範圍的擴大而變得更加複雜。
「書道」作為戰爭動員的資源與積極回應
大東亞戰爭爆發後，書壇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活躍景象。興亞書道聯盟、大東亞書道會等團體相繼展開以書道為手段的動員活動，提倡「以書道報國」的理念。書家們也紛紛從自身對書法史傳統的理解出發，對「國語國字」問題提出各自的見解與建言。例如石田泉城（生卒年不詳）〈從書道觀察國字問題〉一文中指出，隨著「大東亞共榮圈」構想的推行，日本語正逐漸向海外擴張，因此「應採用何種文字作為國字」成為當時的重要議題。當時社會上出現多種不同的主張，例如全面廢除漢字、改用假名專用，或是依文部省的方針限制漢字的使用字數等。
石田的立場十分明確：漢字應被定位為日本的「國字」。他指出，主張廢除漢字者多以漢字數量龐大、筆畫繁複、學習效率低為理由。為回應此問題，石田提出「漢字字體改良」方案，意在提升學習效率，同時保留漢字作為文化核心的符號性。
從書法史的觀點出發，石田強調，自王羲之、孫過庭以來的草書體早已形成高度洗練的書寫系統，而平安時代的草假名更是在實用草書的基礎上簡化而成，用以表記日本語。由此觀之，草書與假名共享同一書寫源流，兩者本質上並非對立，而是同屬漢字文化圈的內在延伸。因此石田認為，實用文字應限定在漢字草書與平假名，是真正適合「日本語」普及至「大東亞共榮圈」的文字形態，因二者容易學習且書寫快速，更能有效地普及滲透至南洋群島等地。
石田所提出的「漢字簡化」構想並非孤立，早在1931年，水島修三（生卒年不詳）便出版了《常用漢字帖》（圖4），可視為當時書壇以「書道」回應語言改革的一項重要實踐。
此書由書道名家丹羽海鶴(1863－1931) 與比田井天來監修，旨在提升國民教育中漢字書寫的便利性。作者批評當時小學校使用的國定書法手本「低俗」，並參照了文部省國語調查會所制定的常用漢字表作為骨幹編制。
特別的是，《常用漢字帖》基本上遵循文部省的常用漢字表編輯字例，但卻不採用文部省依據的《康熙字典》字體，而刻意回溯晉唐以來書家所書的字形，以他認可的晉唐經典書風重塑標準字形。全書依楷書、行書、草書排序，楷書選取唐代四大家為範式，草書部分大量引用王羲之與孫過庭的字形（圖5）。其目標在透過三體對照的方式，建立具有品格、優美結構的「常用漢字」標準字形，讓學童得以在日常教育中接觸更高品質與方便記憶的書寫體例。
在此基礎上，作者進一步討論日本平安時代書風的形成，指出其文化根基深植於晉唐傳統，而平安書風則可視為晉唐以來書法傳統的集大成者。同時，日本全國性書畫團體泰東書道院亦根據文部省臨時國語調查會所審定的「常用漢字表」，重新以〈千字文〉的形式加以編排，於1934、1935年間陸續出版《常用漢字三體二千字文》（圖6）。
此套教材分別邀集書家田代秋鶴（1883－1946）、岩田鶴皋（1866－1938）、豐道春海（1878－1970）揮毫楷、行、草三體，作為國民學習漢字的標準範本。這些出版反映出當時書家們對「國語國字」問題的積極回應，也透露他們與文部省國語調查會在漢字限制政策上的競合關係：一方面配合國家推動漢字簡化，另一方面又試圖以書法史的審美標準重新界定「標準字形」的文化價值。
1938年4月，泰東書道院響應戰時體制，主張以書道作為連結日本（含臺灣、朝鮮）、中國與滿洲國之間的共通文化資源，並強調以日本作為東亞指導者的文化責任。動員策略不僅面向成人，更從培育未來國家棟樑的兒童、青少年著手。同年，該會創辦雜誌《少年少女書道》（圖7），提出「東亞童心‧親善勝利」的口號，定位為兒童書塾的習字教材，藉由書寫訓練將文化同質性與國家認同結合。
一個月後，雜誌即報導其訂購讀者已跨越日本內地，延伸至殖民地與南洋，申購的讀者包括臺灣嘉義東門公學校書家陳丁奇及其70名學生、高雄的加藤利三郎及其21名學生，以及滿洲國公立福德國民學校、南洋廳帛琉島尋常高等小學校等。泰東書道院並宣稱雜誌創刊不到一年，會員人數便已超過一千名少年少女，顯示戰時動員下書法教育的推廣速度之快。
同年泰東書道院舉辦第九回展覽，因《少年少女書道》雜誌的帶動，少年部書法作品投稿和出品量也大幅上升，參展作品總數竟高達14000餘件，顯示出書道動員的顯著成果。不僅如此，1941年的興亞書道展覽會也因參加者眾多，展件陳列間距極為狹窄，猶如櫛比鱗次，在這些密集展陳的作品中，甚至可見不少未滿十歲的兒童參與，書寫如「興亞聖業」、「億兆一心」等戰爭動員標語（圖8）。
結語
最終，「國語國字」問題在戰時體制下依然懸而未決，反因帝國版圖的擴張而更加矛盾——「廢除漢字」與「以漢字為國字」的意見並存，使語言政策難以形成一致方向。面對官僚體系和語言學界的改革構想，書法家們並非為被動接受者，而是從自身專業出發，試圖以書道史的論述重新界定漢字在日本文化中的位置，使之得以作為日本精神與國家文化正當性的象徵基礎——他們是此一政策辯論中長期被忽視的文化行動者，使戰時的「國語國字」改革更清楚呈現日本在「脫漢化」與「承繼漢字傳統」之間的拉扯。
另一方面，戰時書法活動並未如後世直覺般走向頹靡，反而在戰爭動員下呈現出一種充滿張力的「活化」現象。雖然書寫內容多被動員目的所規範，但從參與書道會規模、字帖出版的實際流通狀況來看，書法在政治牽引下被置於前所未有的可視範圍，以及跨域傳播，形塑了戰時文化景觀中一段複雜而值得重新理解的歷史篇章。
參考書目及延伸閱讀：
イ・ヨンスク《国語という思想―近代日本の言語認識》，東京：岩波書店，2012年。
安田敏朗《帝国日本の言語編制》，神奈川：世織書房，1997年。
安田敏朗《漢字廃止の思想史》，東京：平凡社，2016年。
長志珠絵《近代日本と国語ナショナリズム》，東京：吉川弘文館，1998年。
小森陽一《日本語の近代》，東京：岩波書店， 2000年。
野本白雲〈亜細亜の書道〉收於《書之友 臨時增刊支那書道文化史》8卷4號，1942年，頁174－179。
石田泉城〈書道上より見たる国字の問題〉收於《書之友》8卷13號，1942年11月，頁14－16。
水島修三（望鶴）編著／編纂，丹羽海鶴、比田井天來監修《常用漢字帖（上）》，東京：雄山閣，1931年。
岩田要輔《常用漢字三體二千字文（行書篇）》，東京：泰東書道院出版部，1934年。
保科孝一〈國語國字問題の歴史〉收於武藤辰男編《美しい国語・正しい国字》，東京：河出書房，1954年，頁72－87。
柯輝煌〈国語国字問題をめぐる鬩ぎあいー書家比田井天来を中心に〉收於《書学書道史研究》35號，2025年10月，頁57－70。
原文載於《典藏．古美術》399期〈書法家的異議──大東亞戰爭下的「國語國字」問題與書道動員〉，作者：柯輝煌（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科言語情報科學專攻博士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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