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老在台摩崖刻石

緣起

于右任先生（1879～1969）為中國書法史繼明代及清初以來最具原創性的草聖，也是民國時期的最重要書家，他在1921年的〈尋碑〉詩中有句云：「洗滌摩崖上，徘徊造像間。」以及在1930年1月集詩聯的詩中有句：「朝寫石門銘，暮臨二十品。」都是說明右老書法中的磅礡大氣，乃是得力於他對古代摩崖書的重視與學習，所以他自己的字，小字如大字，展大遠觀，氣勢愈佳，然而右老之書雖多有墓志碑刻，但他的摩崖書只有在台灣的台北見之（註）。

摩崖

「摩崖」亦稱「石刻」或「摩厓」，然「石刻」所指更為廣泛，包括碑誌；然崖與厓微別，厓之峻而高者，崖也，而刻石中二者皆有。一般是特指天然或略加平整後的山崖石壁上的人工刻石，雖然也包括佛像等，但在書法上主要是指摩刻在山石上的碑文、經文或詩賦等的文字書跡，簡言之即是刻有文字的天然山崖、石壁。書譜出版社的《中國書法大辭典》（頁227）對此有中肯的概說：

「前人常於需要敘功、紀事的地方，就地刻石，不另立碑。由於摩崖往往是在崇山峻嶺之間，山巔斷崖之上，故不易受人為的破壞，而往往受陵谷變遷、風雨侵蝕的壞損。」

關於摩崖的歷史，其起源應是甚早，但略有不同的說法：清葉昌熾《語石》書中的考證，早自商周已有摩崖出現。近人馬衡的《凡將齋金石叢稿．中國金石學概要》則云：「摩崖者，刻於壁者也，故曰天然之石。秦刻石中惟碣石一刻曰刻碣石門，不云立石，疑即摩厓。」

由於摩刻於山崖石壁，其刻字範圍一般都較碑石為寬大，且為便於遠觀，故一般摩崖書跡均較平整的碑刻文字為大。傳世有先秦可以搬動的石鼓刻於碑石，以及秦代的瑯琊台及泰山刻石，都是較小的字跡，並不算摩崖。至漢代之後則有眾所周知的存世摩崖代表作如：永平6年（公元63年）的《鄐君開通褒斜道記》，橫廣1丈2寸，高3尺至5尺；建和2年（148）楊孟文《石門頌》，廣7尺7寸，高9尺9寸；建寧4年（171）李翕《西狹頌》，廣5尺，高8尺8寸；建寧5年（172）析里橋《郙閣頌》，廣5尺5寸高7尺；熹平2年（173）《楊淮表記》，廣2尺2寸，高8尺3寸；永平2年（509）《石門銘》，武阿仁鑿字，28行22字；北魏永平4年（511）鄭道昭《登雲峰山論經書詩》，字徑2寸至4寸；北齊天保年間（550～558）《泰山經石峪》石面廣大，每字尺餘等等，都是歷代學書者寫大字取法的重要範本。

降至後代，摩崖書並未中斷，所在多有，中國大陸各地所謂的「名勝書蹟」大多是摩刻在名山勝水的山石上，如湖南的浯溪崖壁石刻群中有顏真卿書於大曆6年（771）的《大唐中興頌》，黃庭堅於崇寧4年（1104）的《題大唐中興頌》等等，以及桂林石窟群中歷代名人崖壁題字，一直到乾隆年間的乾隆皇帝在盤山的許多摩崖刻石（見待刊拙著《重建一座消失的乾隆靜寄山莊》）等等，不勝枚舉。

帕米爾文化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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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老的摩崖書刻，是在台北市郊陽明山國家公園東部的「帕米爾文化公園」內。若論台灣地區的書法摩崖，或許在各地區自明鄭以來的文人雅士偶然在山間石上刻字，但要談到書法名家或大家不止一兩件甚至多達二、三十石的大字或長篇刻石，可以與中國大陸各名勝書跡相匹比的，恐怕只有帕米爾文化公園內的石刻群了。

以于右老在台的知名度，無不奉以為書法界的大老，然而迄今研究及撰寫于右老書跡的同道雖多不勝數，但絕大多數對筆者所謂的台灣唯一書法摩崖群，且以于右老書法為主的「帕米爾文化公園」，均未曾聽聞。筆者以書史工作者的立場，認為有向書法界以及愛書大眾介紹的責任。筆者曾七度往遊，終於因台北歷史博物館舉辦右老書法大展及座談會，而有是文之作。日前再度往遊，並逐一丈量，使讀者見圖而知刻字大小。

而筆者之所以得知此一右老書摩崖，乃因抗議陳水扁在台北市長任內，欲將原座落在敦化仁愛交叉口圓環的于右任銅像拆遷至基隆一事引起的，故此文連類敘述，使讀者明其因由。

于右任的摩崖書法刻在帕米爾文化公園內，而該公園是由「帕米爾齧雪同志會」（簡稱「帕會」）創辦開闢的，所以先要介紹一下這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同志會。該會自己在後來的定位雖然是：屬於文教及公益或慈善服務性質的社團，但是最初成立的緣起則是有關中國在20世紀中期的大變革。

1949年秋，中國大陸西北各省情勢逆轉之際，不少志士仁人，基於共同信念，各自冒烽火、突重圍、越沙漠、度雪山，分批從新疆帕米爾高原出走國境，經喀什米爾、巴基斯坦、印度、東南亞、香港等地，間關數萬里，歷盡艱險，奔向自由，先後抵達台灣者300餘人，1950年4月16日，在台北市成立「帕米爾齧雪同志會」，積極投入救國救世行列，並展開教育文化及公益慈善服務。（李建中〈帕米爾齧雪紀念碑序稿〉）帕會成立時選山西省國大代表韓克溫（1894～1985）為首任理事長，並聘于右老為名譽理事長，右老引喻漢朝蘇武留胡齧雪吞氈、持節不屈的故事，以勉勵橫跨帕米爾雪山來台的忠貞人士，會員們也自居為「海上蘇武」，這就是此一具有特殊時空意義的團體名字的由來。

至於有于右老書法摩崖的「帕米爾文化公園」（簡稱「帕園」）座落在台北市士林溪山里的五指山西側（內雙溪，至善路三段336巷12弄24號），先建「帕米爾文物館」後建文化公園、圖書館、聖人廟及齧雪精神堡，免費供海內外人士參觀遊憩，而這約有20公頃的公園，其闢建則由李健春（亦名健中）一人策劃施行。

李健春於青少年時從軍抗日，國共戰後，隨團於烽火中翻山越嶺，跋涉來台，曾出版5萬字的《帕米爾之憶》一書，帕會成立之後歷任總幹事或秘書長，至1979年自國防部及考選部退休，全力奉獻於園區的規劃和建設，親自鑿石鋪路、修池建亭，並創辦了《帕米爾雜誌》，當然最重要並能垂之久遠的乃是刻石三、四十處之多，其中自以右老的書蹟最多且最重要。

右老銅像

筆者之得識李健春先生，與于右老的銅像有關。1994年筆者自美國華盛頓返台北接受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所長石守謙的邀請執教該所，課程以書畫鑑定研究及書史專題為主，此外甚少參加校外活動。

但在1997年5月初，當時台北市陳水扁市長任內的都發局發表消息，謂將敦化南路與仁愛路路口的圓環內樹立於1966年的于右任先生的銅像（全身立像），遷移至基隆的崇右企業管理專科學校（按該校即由監察委員王文光等為紀念于右老而創立的），平時並無固定閱報的筆者偶然看到此一新聞，甚感不妥，因與陸蓉之教授提及此事，藉著她與傳媒和文化界的關係，立刻發起了簽名聯署向台北市政府陳情。據該年5月12日中國時報記者李維菁的報導，在陳情會上：

「學者傅申表示：儘管于右任具黨國大老身分，但是于右任同時是近代書法史上十分重要的人物，尤其是于右任創立了標準草書，使書法藝術得以與時代性結合，大陸、日本、台灣的書法界對他推崇備至，由於于右任的地位，銅像應屬於開放空間，而不是侷限於單一學校性的。」

當時聞訊而來參與陳情的文化界人士，除了于右任文教基金會董事長馬千里之外，就包括了「帕米爾文化區」創辦人兼建設委員會主任李健春，他與會的目的是來爭取于右老的銅像移置於他創辦的文化園區內。後來因為市府堅決將于右老銅像移出圓環，其最後結果見於中華書道學會會長張炳煌的〈台北于右任銅像遷建始末〉一文：

「此事在媒體披露後，經台大傅申及陸蓉之教授發起，積極聯繫在台北的書法界，包括于右任入室弟子李普同、及各大書法團體和書法家們，均以于先生在黨國、文學及書法之貢獻，主張銅像應留在台北，成為台北市民的一部分，繼續受人親近瞻仰，並以于右老追隨國父革命，在同位於仁愛路上的國立國父紀念館中的碑林，亦有于右任先生墨寶碑刻，咸認如能遷建至該館，應是最佳落腳處。」

最後經張氏及標準草書學會等書法界人士努力，遷建於國父紀念館左前方湖邊林內，配以右老書法碑刻，成為中日書法界時常前往瞻仰的勝跡。

李健春氏雖爭取銅像未果，但自此與筆者結識後，他曾寄給筆者該公園的地圖，歡迎筆者往訪，這就是筆者與該園結緣的開始。

按帕園當時已有于右老胸像兩座，一座在入園處巨石上，當是于老在1964年去世後由帕會同仁捐款塑造，到1978年樹立於帕園。另一座（高1米）則在帕園的中上部右側「愛心池」上方，乃陸軍少將張晴光於1985年捐款鑄立。附帶一筆，右老銅像另有一座立像樹立於金山南路上何創時書藝館的門前，基隆的「崇右企專」也有一座。

帕園與右老摩崖

大約在1999年春夏間的某星期一下午，筆者率原本在台北故宮博物院進行「古代書法鑑賞研究」課程的學生們，按圖驅車前往帕米爾文化公園。其實路途並不太遠，距故宮大約8、9公里，只是在前往萬里的公路上，並無顯著的標示，請留意路左有廢棄的「帕米爾文物館」（現已塗黑）水泥柱大門入口，可泊車於此。而掛有「帕米爾文化公園」木牌的壘石大門就在右前方10米之處。由此可以循小路經巨石、銅像、涼亭而入園登山，在左右或前方的巨石上隨時可以看到以于右老為主的摩崖書法刻石。

1.帕園右老書刻石

以下為筆者7年來八度率研究生前往帕園攝影及紀錄之園中刻石，並附今年1月25日，與典藏出版社同仁冒雨同遊，復於5月22日率台大、師大、台藝大諸研究生帶捲尺，由林建宏攀爬丈量刻字尺寸，記錄次序是橫寬×縱高。不論縱橫，皆以書跡左右、上下兩端的筆劃外側為準，包括右老的款字。照片則以傅希齡、何碧琪及張禮豪所攝影較多。

（1）「帕米爾公園」行楷，依石勢從右下至左上橫刻，247×33厘米。

（2）「帕原容易過，更有萬重陰；風雪征人淚，江山志士心；前途須自勉，百慮莫能侵；陟險吾曹事，精神邁古今。勉帕米爾歸國同志，于右任。」行草，220×110厘米。刻於以上「帕米爾公園」的下方，直行而斜上。1964年帕會以此詩為會歌歌詞。

（3）（4）「齧雪的意義，是代表：清白、艱苦、堅貞。于右任。」行楷，同文重刻兩次，大小不同；小者在入口，139×49厘米；大者在上方「精神堡」之前，387×163厘米，有47年款（1958）。于氏曾口頭告李氏可改「艱苦」為「耐苦」。

（5）「為民所有，為民所治，為民所享。于右任。」草書4行，117×110厘米。

（6）「妙景，右任。」草書直排，43×61厘米。

（7）「天地無私。右任。」草書橫排，287×49厘米。

（8）「大愛，大義，大同。右任。」草書3行，188×80厘米。

（9）「存正氣」草書1行，35×160厘米。

（10）「水月」草書直排2排。（約與「雲山」同大）

（11）「雲山，右任」草書直排2行，141×92厘米。

（12）「浩然正氣。于右任。」草書直排2行，89×196厘米。

（13）「清夷天下望，博大聖人心。于右任。」草書，直排3行，160×247厘米。

（14）「天意憐幽草，人間愛晚晴。于右任。」草書3行，140×220厘米。

（15）「夕陽紅，于右任」草書直排2行，65×140厘米。

（16）「聖人心日月，仁者愛山河。于右任。」雙鉤刻草書大字5行，322×140厘米。

（17）「落珠」行書直排，23×60厘米。

（18）「頂天立地，繼往開來。」（聖人廟門聯，草書）

（19）「博愛」草書橫排。

（20）「宇宙大愛，于右任。」行草橫排，203×43厘米。

（21）「龍馬精神」草書直行。

（22）「氣志如神」草書依石勢作不規則直行，135×160厘米。

（23）「帕米爾齧雪同志生活公約：認真鍛鍊體魄，厲行戰時生活；相互砥礪氣節，努力讀書進修；善盡崗位職責，實踐節約守時；充實工作技能，務要聯誼互助。民國四十七年四月十六日，于右任書。」草書，直排12行，456×約180厘米，此刻面積最大，在左側山上。

（24）「風雪江山。于右任。」草書2行，145×94厘米。

（25）「帕米爾齧雪精神堡」草書直行，26×217厘米，字刻大理石板，一石一字，嵌水泥柱上。

（26）「無私」草書直行，35×79厘米，在圖書館後。

（27）「馬龍」草書橫排，87×51厘米，在圖書館後。

（28）「一心」行楷直行，約60×65厘米，在「愛心池」上。另有張道藩「堅貞報國」行書直行，100×182厘米，滿壁苔蘚。在前往「愛心池」途中。

（29）「天人大義」草書2行，76×74厘米，在「澄池」巨石上。

（30）「帕米爾文化區。于右任」行草2行，一在「澄池」，80×87厘米；一在花圃，85×100厘米。

（31）「世界大同。于右任。」行草橫排，200×36厘米。

（32）「力行。于右任。」草書直行，44×75厘米。（公路下方，文物館前）

（33）「帕原」行書直行，在澗石上，未量。

縱觀帕園所刻右老摩崖書，其中只有兩件紀年，各為1950年及1956年，在書體上雖夾有不甚草的行書，但主要屬於他的標準草書台灣時期，也是他後半生的高峰時期，除了保持他中壯年時代的浩然博大以及英豪之態，又增加了他晚年雍容和藹之氣。所以即使他的原作墨跡並不很大，但是在展大數倍之後，不但毫無不妥，而且更見其雄偉。

在個人的資料中，以上摩崖刻石的原始墨跡，只有「齧雪的意義，是代表：清白、艱苦、堅貞。于右任」，兩相比較，在放大技巧不甚方便的當時，以手工打格放大，還要選擇和配合天然的石型，攀爬搭架，安排字的大小以及行款，除了筋骨體力勞動之外，也是頗費苦心的。

2.相關書跡

（1）1950年：帕米爾齧雪同志會成立大會。右任。三十九年四月十六日。（見於團體照題字）

（2）1953年：（韓）克溫弟帕米爾高原歸台三週（年）紀念日，索勉勵之語，因為此詩：帕原容易過，更渡（有）萬重陰，風雪征人淚，江山志士心；前途須自奮（勉），百慮莫能侵；陟險精神（吾曹）在，真涵古自（精神邁古）今。于右任，四十二年五月。（2005年，《于右任紀念集》，頁462）此墨跡與刻石略有不同，文字小異，括弧中字為刻石者。可見右老詩作時常修改。

（3）1960年：齧雪同志會成立十週年紀念詞：天荊地棘路茫茫，大節南移作戰場；後國有期應自勵，來台作誓詎能忘；十年薪膽人將老，萬里關沙劍有霜；白首天山正開朗，問誰大隊唱還鄉。于右任，四十九年四月。（2005年，《于右任紀念集》，頁462）

（4）1964年：1964年6月6日，為帕米爾齧雪同志會創會常務幹事韓克溫70華誕，于右老親書賀詩，兼勉帕會同志：「當年學劍期平虜，此日題詩淚滿襟；避賊應肩除賊任，得時莫忘濟時心；高原兩雪嶺同憶，祖國河山幾被侵；多難興邦理有定，元戎歲歲作龍吟。」據說此一詩稿曾修改4次，也應是右老的最後遺作之一。

（5）未紀年：「帕米爾圖書館。于右任。」刻於木牌。

3.其他刻石

于右老書法氣勢磅礡，不論是匾額、對聯、市招、條幅都很適於刻石遠觀，因此在台灣散見於石刻書者當不在少數，本文除了介紹集中在帕米爾文化公園的刻石之外，將目前所知所見也略介於後：

（1）「觀瀑」行書橫刻2字：刻於陽明山國家公園後山的瀑布區，在好漢坡的下方溪石上，同一區尚有溥心畬及賈景德等人的書法刻石。這些書跡大約都刻於1950年代。

（2）「丹鳳」行書橫刻2巨字：刻於北投丹鳳山，從致遠新村路口，仰望山上巨石，字高約1米半，當是右老摩崖書中最大者，氣勢雄偉。（王士儀教授告知，轉請黃緯中教授攝）

（3）「普濟寺」行楷直刻3字：右上角有年款小字為「五十二年」，為其去世前一年的老筆，刻於寺旁巨石上。（黃緯中教授攝）

（4）「日月洞」行書橫刻3字：位於台北縣土城往天上山途中，近承天禪寺，即廣照禪寺所在。無年款。（學生蔡家丘在網路上發現）

（5）「鼎筆橋」行楷直書3字：在橋頭柱上，位於陽投公路上。另一柱刻有年款：「中華民國五十年九月竣工，于右任題」此橋柱字刻於大理石板上，並非摩崖，想類此刻石尚多。（黃緯中教授攝）

4.右老的摩崖刻石者李建中

摩崖刻石的工程，幾乎都是由帕會創始人之一李健春大致在1980年前後開始獨立完成。自1989年帕會登記為全國性社團後，會務主要由擔任理事長韓克溫助理的李氏推動，並在1992年接任理事長職。他先後在帕園：

「豎立于右老半身塑像兩尊，以及摩崖石刻十餘座。李理事長不僅出錢，而且親自出力，自己親力親為臨摩刻石、上漆，這些巨石上的文字，全部是右老遺墨與帕會有關者，意義十分重大。」

張家昀〈帕米爾齧雪同志會與右老〉

以上所述，當是事實，因為筆者於第二次率研究生赴帕園（第一次未遇）觀賞右老書法時，遇到頭戴竹笠的李氏如工人一般手持柴刀正在修除園中的雜草亂枝，當時李氏曾邀筆者為該園題字，他將在園中選石刻上，筆者自忖不該「於佛頭著糞」，故始終未應其請。山中不少石階小徑，李氏告都是他親手砌成，詢其年齡，長筆者14歲，而精神瞿爍，精壯過之！

李氏敬愛右老之書，其本人亦善書，園中所刻，除右老書之外，尚有國父及張道藩，其他皆為李氏所書，然未具名，只有1995年紀念抗戰勝利50週年刻的摩崖「英烈千秋」，及1997年新立大理石碑〈帕米爾文化公園闢建記〉為李氏具名所撰並書。今年（2006）1月底，筆者與典藏出版社的同仁冒春雨同赴帕園，自下而上參觀了整個園區後，再帶領他們從公路下坡，穿過鐵門和泉石，去一探文物館原址。不想竟見臨時布置的靈堂，並巧遇李氏之女李映，得知李氏以年高接受家人勸告自山中退休，不想勤勞慣的李氏從此發福，並於今年初以心臟病卒於故鄉湖南衡陽，享年85歲。

李氏（1922～2006）16歲從軍抗日，27歲翻越帕米爾高原抵台，來台後曾入國防部總長辦公室。退休後於1977年起，全家遷入山區從事帕園的建設工作，築池八灣，造亭九座，其長子李明為最佳工作夥伴，義工時數6,000餘小時，並專水電，曾受命為帕園園長。其小女李映亦於中學時期協助鋤草搬石、扛水泥及襄理會務。據云李氏因刻石得後遺症，蓋吸入不少石粉，造成日後肺積水及肺炎，影響其晚年健康。目前由殷園長繼續維護這偌大的公園，甚為辛勞！若干亭子已由民間人士認養翻新裝修，設置茶具，據聞此間山泉甘美，為台北地區最佳泉源之一云。

然而刻石人去，吾人於觀賞右老摩崖書刻之餘，也不免懷想李氏在有意無意之間，為台灣這一段的歷史留下了不朽的金石見證！

5.時代意義

古代的摩崖刻石，乃是因記載開鑿山崖溪谷成通道而刻，不論是《褒斜道》刻石或《泰山經石峪》所刻金剛經，以及鄭道昭《登雲峰山論經書詩》，都是反映北齊山東地區佛教盛行的產物。而現在介紹的帕米爾文化公園中的于右任摩崖刻石，也反映了300餘國民黨的忠貞之士接著抗日戰爭之後，在中國大陸政權輪替之下，又翻越了帕米爾高原，輾轉抵達國民政府所在地台灣，成立了帕米爾齧雪同志會，請于右任為該會的名譽理事長。從成立大會開始于右老就為該會命名，並寫下了「齧雪的意義，是代表：清白、艱苦、堅貞」，以及勉勵該會歸國同志的五言律詩，也為該會寫下了長篇的「生活公約」（均見前文）。這些文字內容都是在此一特定時空下的產物，完全反映了國民黨政府以台灣作為「反攻復國」的基地時期，痛定思痛的反省、互勉勵志、孤臣孽子般臥薪嚐膽的時代精神。

雖然隨著時代及世界大局的演變，中共政權的穩固和改革，兩岸的關係和情勢改觀，該會也漸漸地將「齧雪同志會」創會的涵意轉型為「發揚齧雪精神，奉獻犧牲，服務人群」的宗旨，以及成為「屬於文教及公益或慈善服務性質之社團」，並成立「帕原文化區」，包括了文物館、圖書館、公園、聖人廟等，「旨在奉獻心力，闡揚文化，為社會服務。」甚至這一批右老摩崖的刻石者李健春（健中），在長途跋涉帕米爾高原，輾轉抵台的初期，其誓死光復大陸的決心，也隨其老邁及兩岸新情勢而消逝，並因家人以其不宜繼續在山中勞動，囑其退休後，歸返其故鄉湖南衡陽，以85高齡落葉歸根。

而于右老的書法，就在1964年11月仙逝不久後，在中國大陸也早就解禁，在大陸有關于右老及其書跡的研究和出版不勝枚舉，于右老書跡刻於碑石上者也為數甚多，近年陜西的三秦出版社也將之陸續發表。當然于右老書墓志及碑刻中最為重要和最長的，要數南京中山陵的陣亡將士紀念塔中〈總理在黃埔開學訓詞〉；然而，即使在中國大陸有關右老書跡的研究和出版多如牛毛，卻沒有像台灣地區有這樣一區集中的摩崖刻石，真是台灣書壇少數僅有的特色。雖然文字的內容與中共政權並不相容，但卻生動地描述了當時絕大多數渡海來台人士的心境，也真實地反映了自1950至1964年間的台灣歷史，及其嗣後的演變。

至於在書法史上，歷代的摩崖書體，不論是漢隸，或隸楷、唐楷，或其後的行書，都反映了當時的時代書風。而今右老融魏碑於行草，甚至標準草書的書風，既十足地反映了他個人的獨創，也成為這個時代承古出新後迥然有別於歷代摩崖，呈現鮮明時代特色的摩崖新風貌。

右老摩崖刻石的未來

古代的摩崖刻石，年湮代遠，難免因「陵谷變遷，風雨侵蝕」而湮沒不彰甚至消失。也有因地點偏僻而乏人知曉，如前述的古代摩崖名跡——漢永平6年（63）的《褒斜道》，到南宋紹熙末（1194）方為南鄭令臨淄晏袤發現，因為刻文漫漶，於是刻釋文於其旁，可是後為苔蘚所掩，六百餘年中無人所知，直至清代乾隆間畢沅（1730～1797）重新發現而為世所重，目前已將原石移至漢中博物館。熹平2年（173）的《楊淮表記》也是在南宋紹興中始出。而地址劃歸台北市區以于右任摩崖書刻為特色的「帕米爾文化公園」，距「故宮博物院」也只有10餘分鐘的車程，竟然在當代許多專研于右任書法學者中也少有人知曉，所以筆者在每年率領研究生前往剔蘚撥草觀賞誦讀時，都有撰文介紹的念頭。而且比較前後所攝的摩崖照片，往往因陽明山區多雨，植被及苔蘚生長快速，以及李健春退休及返鄉時乏人照料，油漆剝落等等原因，都使書跡隱顯不同，在在使人興起歷史的感慨！而且歷代碑刻，刻工姓名少有留存，摩崖之中如《石門銘》尚知為武阿仁鑿字，其餘大皆無名氏。今帕園之右老書，雖未具刻工名，然皆知為李健春氏手鑿，其名亦可附右老而永傳。

本文所附石刻書法圖片，同一石刻有攝影時間先後和天候光線之不同，亦有油漆剝落之多寡，各選書跡較明顯者刊登。古代摩崖，初刻時似以不上漆為多，後人為顯示書跡，如《泰山經石峪》在近代曾塗紅漆。帕園之摩崖以苔蘚漫漶，植被遮掩，李健春為了彰顯于右老字跡，不時亦以白、紅二色上漆，雖褒貶不一，但是由他本人上漆，的確並不影響書法，而且使人一目了然。

這一具有于右老摩崖書跡的「帕米爾文化公園」，自1994年11月起即收到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來函，謂齧雪同志會占用士林溪山段國有土地，限期騰空交還。此事亦由李氏等於1999年聘律師處理，以法庭外協調，結果如何，頗為吾人關心。

但是自今年（2006）初李氏已隨黃鶴去，這一「國有地」遲早勢將收回，而將來能否與右老銅像同一命運，得到適當安置和照料，勢難逆料，或許新任的理事長已有妥善安排？筆者願在此再如同1997年一樣發起書法界聯署陳情政府，待將此一園區收歸國有後應當派專人管理，並可招請包括書法界的義工繼續維持，甚至改善管理，使台灣的台北市近郊除了像所有中國各名勝地區保存書法名勝之外，增加一處寓教於樂的健行休閒處所，不但使國人緬懷過往這一段歷史，也使右老的胸襟懷抱與書法永存國人心中。

註 按南京中山陵附「國民革命陣亡將士公墓」中有一「陣亡將士紀念塔」，其中第2至第4層塔壁，嵌了刻有右老以標準草書寫〈總理在黃埔開學訓詞〉12塊黑色大理石，共6,000餘字，是右老書跡中最長者（見王士儀，〈草聖于右任——試論一位曠世大書家的養成〉，《于右任紀念集》，頁52。），吾人可以想見，那不可能是大字，而且也不屬於摩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