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宏勉兄於2006年4月號《典藏古美術》針對去年11月號拙文：〈確証故宮本自敘帖為北宋映寫本〉，發表了〈觀賞兩個版本自敘帖試談影響書跡的因素〉一文，除了表達他個人對〈自敘帖〉辯論的相關體驗，以及豐富的毛筆和書寫知識之外，對拙見也發表了一些不同的看法；雖未明確表達其結論，但筆者揣度其行文中與拙見有關並相左者，似乎是並不同意本人論証〈故宮本〉與〈流日殘卷本〉乃同出一手的映寫本，而且認為〈故宮本〉較佳，且有懷素「真跡」的可能，因此在紙張、書蹟賊毫及印章上提出異見。
早在去年11月底，李郁周兄在聽過並讀了筆者上述的新論之後，已發表了：〈故宮卷自敘帖是一件作偽的摹本〉一文（《書法教育》104期），筆者曾針對該文以為筆者：「對〈故宮本〉傾向真跡」，以及「推翻自己絕非摹本」的兩點論述作出回應，而有〈故宮本自敘帖為北宋映寫本後記〉（《書法教育》106期），然而該文的第一節〈對故宮本的不同意見〉，實是預先對宏勉兄的胸中疑問作出了解釋，茲將該文略加刪節一併答覆於此。
一、對〈故宮本〉的不同意見
對於宏勉兄有關紙、筆的疑問，其實在筆者《書法鑑定》一書，及〈確証故宮本自敘帖為北宋映寫本〉一文中「〈自敘帖〉多胞胎的複製方法」中都是曾經思考過的問題，所以皆已有清楚的說明，請再閱本文第四節〈白麻紙問題〉，乃兼答郁周兄的類似疑問。
宏勉兄一文中〈印章的仿刻〉一節，曾中肯地補充他在聽講現場所表示他有能力仿刻六印一語而「不免有些惶恐」後說：
以前不像現在，可用照相影印，誰肯將珍貴的原蹟拿給治印工人摹刻數天而不懼怕汙損，應該是很難的。
這與筆者以下的解說並無落差。筆者也相信他利用一部分科技（如影印上花乳石），再加極度細心摹刻，是可以做到矇混眼目的效果；但要全部手描上石摹刻就不是那麼容易，何況是六印全都不能出錯？因此，北宋米芾在《書史》中就曾說過：
「畫可摹，書可臨而不可摹，惟印不可偽作，作者必異。」
我們討論的是北宋時的狀況，不能用今日要刻意逼似的心態和技法來衡量當時的實際情況。筆者自己也曾於學習時仿刻古印，也向其他篆刻家提出詢問，咸認為在古時甚難將六印模刻的絲毫不差。同時也因古人鑑印時，沒有像今人般毫芒必較，所以模刻者對逼似的要求標準也比較低；在眾多的偽作古書畫上所見到的偽印，也都有比較明顯的差異。（學生林建宏提醒我：何況在元代印人使用「花乳石」之前，印章材質或銅或玉，即使刻偽印用硬木，其仿刻的難度都相對提高。）所以這兩組能吻合的古印，實鈐自同一套印章，也是這兩卷〈自敘帖〉出於同一手的有力旁證。他又說：
這假如是蘇氏家族做的，有五方印是其家族的，這不必重刻。或許南唐內府珍藏散出『建業文房之印』，一併被蘇氏家族購得也未定。
其實這也是筆者假定此六印為真時，因而將這「多胞案」的「可能作者」定為蘇舜欽或蘇沂的原故。至於蘇氏若得南唐真印，筆者也早就說過是「真印偽鈐」，仍屬偽印，不能因此證明兩卷同時曾在南唐內府所藏，並同時重裝，繼而推翻筆者兩本同為「北宋映寫本」的結論。宏勉兄又說：
東京文化財研究所的檢測，確知……各用不同印泥鈐蓋，符合其不同歸屬的情形。這樣的結果可以解答若干的疑惑。
其實拙文中也早就有「科檢的限制與誤區」的專節回應，一是科技檢測並不容易周延確切，二是故意使用不同印泥比偽刻逼似的印章要容易得多！
宏勉兄文中雖說曾「細讀」拙文，但可能是拙文為拙書冗長而不耐自首至尾全讀，其實對其疑問多已涉及。何況筆者在2004年10月研討會時已贈送拙著《書法鑑定》，該書即附有被郁周兄譽為印得比二玄社複製卷更好的〈自敘帖〉全文，何至於還要求助於大陸翻印本？並且拙著中對賊毫有舉例甚多的專章討論（頁118～125），其原因就是當時筆者與宏勉兄有類似的情結，與其所舉江兆申書跡例子同一意涵。綜讀宏勉兄大文再三，並未發現所謂的「與我的長久書畫篆刻經驗有相當的落差。」而至今仍有落差的，一是對〈故宮本〉與〈流日殘卷本〉兩本間的優劣判斷，這是屬於主觀認知，似難定論！但用眾所熟知的多本〈唐摹本王羲之蘭亭序〉為例，可以明顯見出雖亦為「多胞本」，但各本筆性不同，知是出于多人之手。然筆者所指：〈故宮本〉、〈流日殘卷本〉及〈契蘭堂本〉之祖本的「三胞本」，雖各本微異，而筆性相同；兩相對照，便可確定現存〈自敘帖〉三胞本為同出一手，故無一為真。請熟思之！二是對「入、來」等字的賊毫現象，宏勉兄仍與筆者當年的初步認知相同，但請參閱筆者在本文借用宏勉兄的原圖，在圖說中進一步的解說，這兩字絕不是可以用一筆書寫的賊毫所能解釋的，這也是〈故宮本〉不能為懷素親筆的重要論證之一，同時在觀賞兩本時，對兩本的優劣及濃枯也不應作過於主觀的解讀，而絕不是如宏勉兄誇大其詞云：
「從線條中墨量的飽和度，和沾墨的習性，都可直接反應出兩支筆的含墨可使用的程度差距甚遠。」
筆者在此邀請宏勉兄或任何讀者，使用同一枝毛筆，相同的紙張，自運其習慣的本體草書，重複書寫兩幅相同的草書，看看能否達到他自己批評〈故宮本〉和〈流日殘卷本〉間含墨量「差距甚遠」的程度，就可知這兩本其實是「差距甚近」的！
雖然筆者進一步否定了全卷為「文彭一手所摹」，對於「北宋映寫本」的新論，由於與李郁周教授的終極結論相符，故得郁周兄之肯定，當為情理中事。但是如同筆者預期，必有對〈故宮本〉的死忠擁護者仍然不一定認同筆者的結論，認為兩本並非同出一手，且以〈故宮本〉為優，並且認為印章可以摹刻，以及書家亦有自行補筆之舉；正如前文回應宏勉兄的質疑。另有對筆者的結論雖可認同，但由於使用的是珂羅版的影印本，而非原件，似乎有所疑慮。茲附加說明於下。
只見珂羅版不見原件，這當然是美中不足之處，筆者也極力期待能一睹原作，但經過努力仍是徒然。蓋〈流日殘卷〉的最後藏家內山松世將其藏於「柳原文庫」，據其後人略云：當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內山將柳原文庫收藏移至地下倉庫，與其後方之防空洞為隔壁。在一次轟炸中，家人從防空洞出來時，該倉庫已炸毀，是故該卷原跡似乎難逃劫火！若果真如此，比對原跡的機會已邈不可期，吾人只能就此複印卷（在日本亦極罕見，查京都大學圖書館尚藏一卷）作比勘。此雖為憾事，但筆者不認為對研究的結論會有影響，原因如下：
- 此卷有兩則可信的難以偽造或無中生有的南宋題跋；
- 至晚已於清末光緒年間的20世紀初流傳日本，並且有三位日本著名藏家跋；
- 在1935年以當時最高影印技術複製，雖未見原跡，已經可以判斷其為流利寫本，非是鉤摹。若與故宮最佳之黑白影印本相比勘，由於同質性極高，不會有太大的懸殊；
- 吾人所互勘者主要在字跡及騎縫印之雙胞問題，不在紙質的年代及高技巧的補綴、破紙、墨色的濃淡以及如〈故宮本〉的補字被質疑之處需要檢驗原跡以澄清疑慮等等問題。
而此卷印刷的品質已足夠區別鉤摹本與寫本的差異，紙張殘破及補紙處也都能顯示，渴筆飛白的刷絲也都瞭然呈現，其清晰度實不亞於1966年日本大塚巧藝社初版影印之《故宮法書》，並且明顯勝過1975年由台北中華彩色印刷公司之再版本，所以在比勘上並沒有產生問題。不知對此尚有疑慮之讀者是否能提出更具體攸關結論的問題？因為模糊的疑慮，不只是自我困擾，也影響他人，阻礙真相而已。
筆者述及啟功先生前此已見〈流日本〉印本，然未將此本「詳加比對」，才能有幸讓筆者有機會來解謎，否則，真如郁周兄所說：「故宮卷〈自敘帖〉是摹本的明確證據早就水落石出了。」
二、「映寫說」並不推翻自己的舊說
李郁周教授是筆者研究「書史書跡」的同道友，這是一個比「書法」更寂寞更小的圈子，可以說是一家人。雖然跟他不常相聚，但是藉著相同的研究領域，閱讀彼此的著述，卻不祇是「神交」而已。除了時常在聚會時相見外，偶然也在電話中交流一下，意見相同的時候也很多的，但是即使碰到意見相左的時候，也仍然可以做理性的討論。
在筆者尚未參與懷素〈自敘帖〉的辯論之前，由於不同意郁周兄的「文彭摹本說」，筆者就曾電話勸說過，請他不要再繼續為「文彭說」辯護並投稿上海。後來因為張光賓先生的美意及懷素研討會的邀請才執筆為文，最後發展成《書法鑑定——兼懷素自敘帖臨床診斷》一書（台北：典藏藝術家庭，2004.10）。在筆者自序的謝辭中曾說：「沒有李郁周兄的研究和兩本半書，就無筆者此書。」當然也不會在過去一年中持續發表其他的相關文章：〈沈銘彝本自敘帖密碼〉，此文專為郁周兄的「文彭摹本論」解疑，證實故宮墨跡本即為水鏡堂刻本之母本（《典藏古美術》，2005.4/5），及〈從蘇舜欽的五言絕句論考鑑的辯偽作用〉（《典藏古美術》，2004.11），以個案申論鑑別問題。
這一次因為偶然得到馬成名兄提供的〈流日半卷本自敘帖〉（簡稱〈流日殘卷本〉）影印本而撰寫了〈確證故宮本自敘帖為北宋映寫本〉一文（《典藏古美術》，2005.11），希望對原以為各持己見的〈故宮本〉的真偽和時代將成「懸案」的局面，作一終結。
筆者實事求是，拙文中有一段，是肯定郁周兄對故宮本書跡的指摘是正確的，因此早在台北故宮為筆者的研究排定公開發表演講日期之前，筆者即電話告知郁周兄此事，並請他務必撥冗前往。在2005年10月28日論文發表會中，當筆者用幻燈片和透明投影片比較說明〈故宮本〉確實有二三字如蕭燕翼兄所謂的「雙筆勾畫」及郁周兄的「別筆另加」現象時，特別請郁周兄起立並接受全場二百餘位聽眾的鼓掌。茲將拙文第八節中「印證蕭、李二氏對〈故宮本〉書法的觀察」的一段節錄於下：
筆者過去諸文似乎專向李郁周兄表示異見，其實李氏對〈故宮本〉書法的指摘承啟功、蕭燕翼二氏的論點，有一部份是正確的，只是認為李氏不能用刻本去推翻母本而已。筆者之不同看法主要有四點：一、〈故宮本〉非是「鉤摹本」而為「寫本」；二、〈故宮本〉不是文彭摹本，且能將〈故宮本〉的斷代下限提前為北宋；三、〈故宮本〉宋、明跋皆真；四、釐清〈故宮本〉實為〈水鏡堂本〉之母本。如此而已，筆者也從未表示此卷為真跡。……其實本文對〈故宮本〉書法的重新審察，很多是在呼應李氏對〈故宮本〉的書寫時筆墨上缺失的指摘，諸如：提按不分、粗細不別、墨色乾枯、飛白開叉別筆另加、行筆拖遝怯弱、線條繚繞、轉折輕率、摹寫疑誤等等，雖然帶有主觀的審美標準，但大都言之有物，確實暴露了〈故宮本〉不是懷素親筆的蛛絲馬跡。……李氏將〈故宮本〉說成「鉤摹本」雖非正確，但後來提出「映摹」說，其實接近筆者的「映寫」說，是合乎事實的。只是其論說的目的在指向文彭因而與筆者的結論不同而已。在李氏之前，蕭氏繼啟老也已正確指出「來」字的分岔處：「為雙筆勾畫而成」；李氏繼之對〈故宮本〉墨跡中用筆缺失作更細緻的辨識，共同指向了〈故宮本自敘帖〉並非是懷素親筆，確實是值得吾人肯定的。
拙文全長約四萬字，《典藏古美術》去年11月號一次刊完，筆者當即請捷足專送抽印本給郁周兄，請他指正，因為只有對同一專題作過深入的研究者，最能將拙文中的問題指出來。在同月底的《書法教育》104期即刊出李氏大文：〈故宮卷自敘帖是一件作偽的摹本〉（本文所引李氏文皆出此，不另註。又見2006年春季號《中華書道》以及《書法》月刊同年第二期（上海書畫出版社）），文中介紹了筆者的研究結果，並認同筆者將〈流日殘卷本〉、〈故宮本〉和〈契蘭堂本〉三本都定位為「摹本」，出於同一祖本，無一真跡的結論。以下是筆者拜讀李氏鴻文之後的回應和對拙著的修正。
筆者拙文的標題中用比較含蓄的「非懷素親筆」，李氏則進一步直說「是一件作偽的摹本」。為的是說明他的終極結論不誤，不必細說。
李氏指出筆者拙書及研討會論文中說過：
「龍蛇飛動的〈故宮卷自敘帖〉，在高速運筆中，用筆提按、轉折輕重、乾筆如煙、變化自然的連綿筆勢……都找不出可稱為『映摹本』的馬腳來。」
因此李氏說：
「傅申教授的演講和論文……推翻他自己……『絕非摹本』的論述。」
筆者初讀此段，覺得有點突兀意外，筆者自省並未推翻己說，因為筆者的新說「映寫」與原來的「寫本」及「非摹本」的原意並不衝突。但再讀李文，也覺得他言之成理，反思之下恍然而悟：因為李氏說：
「將書法原跡母本墊在底下，上面覆蓋白紙，照著母本點畫字形的樣式精細的『寫』下來（或稱描下來）這件依樣畫葫蘆的副本即是『摹本』。」
這種對摹本的廣義界說，筆者當然能同意。原來問題出在拙著原文雖在事實上辯析〈故宮本〉不是「鉤摹本」，但書中用詞不夠嚴謹，太寬鬆！那就是筆者的〈診斷一、故宮墨跡本是否為「摹本」？〉這一節。因為依照李氏的界說「映寫」也是「摹本」，所以片面認為筆者推翻了己說。謝謝李氏因為站在對立的立場才能看清筆者行文的漏洞，在此有必要略作說明。
反思筆者之所以在初讀之時感到突兀，是因為筆者當初行文的原意應是：〈故宮墨跡本是否為「鉤摹本」？〉而在行文時只寫作「摹本」！「摹本」包括「鉤摹本」，但原先並未討論「映寫」的問題，故在行文時未慮及此，而一字之差，的確造成了很大的漏洞！尤其是現在可以因多胞本之證實，而將筆者原先確定〈故宮本〉為「寫本」的，更進一步界定為「映寫本」，遂將〈故宮本〉也納入「摹本」的大範圍，而這是在發現「多胞本」之前無從確證的事，所以對「摹本」一詞的使用太寬鬆了，確是應該修正的。但請容筆者略舉數例以明當時筆者確實在說明：「故宮本非『鉤摹本』」的事實如下：
- 李郁周氏在其《懷素自敘帖鑑識論集》曾說：「故宮卷書法的『雙鉤填墨』與映摹，多用乾筆的擦寫技巧，以隱藏偽仿面目。」李氏又一再用：「無纖毫不備的『雙鉤填墨』技術」的〈水鏡堂本〉來比證〈故宮本〉。因此，〈故宮本〉是否為「雙鉤填墨」本？成為筆者求證的主要標的。
- 拙著中曾說：「檢驗故宮本的墨跡筆畫，都找不出足夠可稱為『鉤填本』或『映摹本』的馬腳來，我們至少可以說，它是一個快速書寫的『寫本』。」（按「映摹」與「映寫」二詞仍有「慢摹」與「快寫」之異，而且「映摹」包括「鉤摹」。）
- 筆者在「懷素自敘帖與唐代草書學術研討會」中的幻燈片演講中，即著力於解說「故宮墨跡卷絕非『摹本』為一個『寫本』」的事實。當時曾使用大量的顯微放大圖片來舉出故宮所藏唐摹王羲之〈平安何如奉橘帖〉、遼寧博物館所藏唐摹〈萬歲通天帖〉以及筆者學生鉤摹的〈自敘帖〉等等作為標準的「雙鉤廓填」範例，與〈故宮自敘帖〉對照，以確證其為「寫本」而非「摹本」，可見當時筆者確實將「摹本」代表「鉤摹本」來使用。
- 筆者當時也曾部分贊同徐邦達先生對〈故宮本〉的看法：「我以為它是『臨寫』本而不是『摹填本』。」徐氏說它是「臨寫」本，現在已知不正確，但也是「寫本」的一種；說它「不是摹填」本，卻是正確的，故筆者加以引用。
- 李氏《探秘》一書概括介紹啟功〈論懷素自敘帖墨跡本〉一文時也用「鉤摹」界說〈故宮墨跡本〉：「定故宮墨跡本最早『鉤摹』於南宋紹興三年。」
- 筆者在拙著中就建議故宮「以顯微鏡……等複檢〈自敘帖〉……有無鉤摹、填描等痕跡」，因此第一階段的故宮科技檢測〈自敘帖〉的主要目的也是釐清其「為鉤摹本還是寫本」及其與刻本的關係。（見故宮《懷素自敘帖卷檢測報告》）
- 上引拙文〈印證蕭李二氏對故宮書法的觀察〉中重申：「筆者之不同看法主要有四點：一、〈故宮本〉『非是鉤摹本而為寫本』，以及「李氏將〈故宮本〉說成『鉤摹本』雖非正確，但後來提出的『映摹說』……是合乎事實的。」可見筆者為了明確區分，已經改用「鉤摹本」了。
由上數例，足以說明筆者對當時的結論中所謂：「（故宮）墨跡卷絕非『摹本』，為一個『寫本』」，其中的「摹本」應當是「鉤摹本」（或「鉤填本」、「雙鉤廓填本」），由於新說的「映寫本」絕不是「鉤摹本」，因此，筆者最近的演講和論文並沒有「推翻」自己的論說，只是應該感謝郁周兄的細心閱讀，才有機會讓筆者校正以前行文的粗疏！在此不但要將前著拙文中的〈故宮墨跡本是否為「摹本」？〉改為〈故宮墨跡本是否為「鉤摹本」？〉而且在拙著中所有述及〈故宮本〉為「非摹本」的文字改為〈故宮本〉「非鉤摹本」，這樣才更為精確的表達筆者的原意。至於筆者的「北宋映寫說」，誠如郁周兄所說：
「當然也贊成筆者（指李氏）的『摹本說』，同時也推翻筆者的『文彭摹寫說』。」
由於現在將「映寫」也概括在「摹本」的範圍內，所以雖然「文彭說」不能成立，但李氏的「摹本說」在廣義上是正確的，這就是筆者秉著「實事求是」的意念，請聽眾們為郁周兄鼓掌的原因了。不過，為了避免混淆，最好不說這多胞本是「摹本」，而使用更明確的「映寫」。因此，筆者的新論，絕對沒有推翻自己在《書法鑑定》一書中的舊說。
三、筆者對〈故宮本〉未曾「傾向」真跡
郁周兄又說筆者以為〈故宮本〉是「放手直書」，「就已經指向『真跡』的方向，即使傅申教授一再說明『不一定是真跡』，閱聽人的想法一廂情願的往『真跡』靠攏是正常的，當時傅申教授自己的意蘊也『傾向』如此。」筆者對此的回應是：「閱聽人的想法」是他人的事，筆者無從正確得知，但本人自己的「意蘊傾向」如何，實非如此！筆者在拙著《懷素自敘帖的臨床診斷》中一再說：
「本文的目的只在於檢驗《自敘帖》是否為『摹本』（按當時指「鉤摹本」）及其斷代，以及宋明人跋是否為真跡？即使證實了〈自敘帖〉帖文是『寫本』而『不是摹本』，推翻了文彭摹本說，筆者也並無意斷定這是懷素真跡。」
「〈自敘帖〉帖文書跡極可能不是真跡……極可能出自蘇舜欽之手。」
筆者也曾經說明：
「即使證明『趙氏藏書』（屬南宋初趙鼎）印為真，也並不意圖說明〈故宮本〉為真，只是為了提早此卷的斷代。」
類似的話一再說明了筆者的真正「意蘊傾向」為「不是真跡」。
至於李氏解讀筆者的心情說：
「將故宮本卷〈自敘帖〉定位為『映寫本』而非『真跡』，自然覺得相當意外，十分掙扎，也非常不捨和惋惜。」
本人的原意請讀者看原文首段，此處略加說明如下：筆者確是「覺得相當意外」，那是因為居然將原以為的「懸案」，因〈流日殘卷本〉而明其真相，真的是相當意外！而感「掙扎」的，是對〈故宮本〉的愛好者而言，不忍令他們失望！所「不捨和惋惜」的，是這一件幾乎公認的「國寶」，居然「不是懷素親筆」！也覺得自己的論證有點殘忍。
再說一下「放手直書」的「寫本」，雖是包含了「真跡」的可能。但筆者鄭重說過：證明了〈故宮本〉是寫本，是將問題複雜化了，正面地說，可以是「真跡」，反面地說它也可以是「臨本」、「仿本」以及捏造的「偽本」。筆者最後定為「映寫本」，只是將原定的「寫本」更精確化了，其同為「寫本」則一。
「映寫本」是與「描紅本」類似，但「描紅本」中可以有種種程度上的差別，有如小學生初次描紅，中學生累次描紅……與「描紅本」原書者的描紅，其效果與稿本的形神契合以及流暢度上自有懸殊的差別：初描者是「摹」，熟練者近「寫」。若是臨寫精熟者或原來的「書丹」者，在描紅時，就可以做到跡近「放手直書」一般，所以筆者拙文將三本定為多胞的「映寫本」，用意在與「映摹本」有所區別，因為「映摹本」也包括「鉤摹本」，而「映寫本」則否，這是筆者要嚴加區分的。
四、白麻紙問題
郁周兄與宏勉兄都在紙的問題上提出了質疑，郁周兄以為：筆者曾論「白麻紙」不適「摹寫」的問題，與筆者的新論似乎有自相矛盾之處。宏勉兄說：
「映寫的情形不同……透明度要相當好」。
按紙的透明度也不是絕對的兩分法：透明與不透明。其實各種紙的透明度在兩極之間，尚有許多不同程度。專為鉤摹製作的硬黃紙雖更適合作纖毫畢現的「鉤摹本」，但白麻紙隨著厚薄也有不同的透明度。請以今日市售各種厚薄不同的宣紙，試墊在影印的懷素〈自敘帖〉之上，大部分的紙都能看見底下的字影，白麻紙雖不適雙鉤細描，但足以用來當作臨寫精熟以後，覆在底稿上，依其字形的位置來「放筆映寫」了。
宏勉兄又說：
「覆在上面書寫時，不能將墨滲透進去」。
這當然是很重要的一點，所以筆者在「映寫說」一文中早有專節討論〈自敘帖的複製技法〉及〈多胞胎的複製方法〉（頁120～122），說明在「映寫」之前，先要粗鉤一本作為一再映寫的「底本」之用，所以沒有汙損原本的顧慮！
李氏文中又指出筆者漏列安儀周《墨緣彙觀錄》中白麻紙〈褚遂良摹王羲之蘭亭序〉，似乎在說明白麻紙也可以作「摹本」。查此本實為乾隆之〈蘭亭八柱第二本〉，細審影印本，實為「寫本」的一種，可能包括「映寫」，但絕非筆者所實指的「雙鉤廓填本」；甚至有學者以為出自米芾之手，亦可輔證其為「寫本」，或「映寫本」，而不能因此證明白麻紙可以做纖毫畢現的「鉤摹本」。所以筆者說以白麻紙「映寫」〈自敘帖〉，絕無自相矛盾之處。
五、小結
筆者曾對友人述及在撰寫〈確證故宮本自敘帖為北宋映寫本〉一文時，深恐所見不全，結論偏差，所以時常設身處地，從相反的立場來思考自己立論的正確性。有如獨自下棋一般，攻守相易，矛盾並用，但畢竟難免有掛漏之處。郁周兄與宏勉兄果然不負筆者所託，有所指正，使筆者有修正及說明的機會，也使「摹本」、「鉤摹本」、「寫本」與「映寫本」之間的界限愈趨明確，在此致謝！
學術的長河不是任何個人所能獨力成就，而是涓涓滴滴，接納眾流始成。每一位學者只是在無止境的長程接力賽跑中，曾經接下一棒或數棒而已！因此筆者在拙文〈映寫本〉末尾，將此文獻給前此所有的參與者及收藏者，因為得益於他們。
前賢告訴我們，正確的方法和理由，更重於正確的結論。用之於只有二分法有如是非題的真偽鑑定，尤其恰當，因為「不幸而言中」的機率甚高。對於什麼是常識？什麼是知識？在過去的辯論中，各說各話，讀者們也各有見地，可以各有判斷！雖然細碎繁瑣，或原地打轉，或陷入混戰，淆亂視聽，但是辯論者互相磨勵、互相問難，最後去蕪存菁，還是有助於學術的推進。所以筆者不厭其煩，說明如上。
我們的共同目標是：化知識為常識，撥雲霧，明真相！
【校後記】
筆者在〈映寫本〉一文中，對〈故宮本〉及〈流日殘卷本〉的多胞本〈自敘帖〉書者，依學理及證據上的推測：可能是蘇舜欽或蘇沂。近日有台大藝研所二生：方令光及魏可欣提供兩則宋元人的論述得到進一步的印証：
- 元、陸友《硯北雜志》云：「懷素書，多蘇才翁兄弟（按即舜元、舜欽）所贗作。」
- 宋、趙孟堅〈論書法〉云：「今長沙所開（？）懷素自敘，乃蘇滄浪（按：即蘇舜欽）輩書。」
由此益見筆者「映寫本」的結論，以及可能出於蘇舜欽或蘇沂的推論，並不是主觀和片面的無根之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