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年的懷素論辯，就像任何學術論辯一樣，辯論雙方不 是一定會達成共識，甚至各執己見，使局外人愈如墜入五里霧中，不見真象。
然而在雙方各自鑽研探索的過程中，都會有些意外收穫，不一定有關主旨，卻解決了久懸的疑案。
在今年（2004）10月底的「懷素自敘帖與唐代草書」學術討論會之前，論辯雙方主要有李郁周先生及青年學者王裕民參與，旁觀者都可以感受到二位的投入，他們對主題用力甚深，不論是資料上、方法上都給人許多學習和思考的空間，因此筆者在拙著《懷素自敘帖的臨床診斷》中雖然不能同意李氏的「文彭摹本說」而力辯之，並重申宋跋皆真之 論；但仍然肯定二位的考證和論辯，有助於學術的提升，並表示敬意。
本文之撰，乃因上述拙著倉促間不能對某些細節作較為深入的研考和發揮，校稿時也不能補入，故單獨成篇。在書畫鑑定上，以書畫的筆法和風格來鑑定眞僞，是為「目鑑」，以歷史及文字的考證來鑑別，稱為「考鑑」。本文主旨即如標題所示。
蘇舜欽（1008－1048）是研究懷素〈自敘帖〉不可避免的名字，因為根據他自己的一則題跋，以及宋人的記載，他曾收藏懷素〈自敘帖〉的一卷真跡，只因為卷首「前一紙縻潰不可綴輯」因而為之補書。一般相傳目前臺北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墨跡卷，前一紙「紙色微異」（見文徵明跋語），就是蘇氏所補，從卷首：「懷素家長沙……」一共六行的草書就是他的書跡。
且不論第一紙前六行是否蘇舜欽親筆，即使認為那是摹本，那六行字仍代表了蘇舜欽摹仿懷素的風格。
為了要證明或否定上述的傳統認知，我們都希望能找到蘇舜欽其他的書跡來比勘。他的生命很短，書跡也少，台北故宮一幅也無，直到1970年筆者注意到日本《槐安居樂事》圖錄的書跡中就有一幅蘇舜欽的〈五言絕句〉草書冊頁，其後筆者在東京國立博物館見過原件，用筆中鋒圓轉，書風確是出於〈自敘帖〉，無款印，只有裝貼於左方的長條裱紙上王文治（1730－1802）的題鑒：
蘇子美書跡不多見，其奇妙處乃至於此！渴筆處猶可想見古人飛白之韻。嘉慶庚申（1800）觀於池上書堂。文治。
可見在王文治之前，此詩已傳為蘇舜欽所書，實際上在清初的書畫著錄（《式古堂書畫彙考》）中就已出現。至於是否為真跡，無從深考，那時《契蘭堂法帖》本的〈自敘帖〉尚未發表，所以也看不到蘇舜欽在慶曆8年（1048）9月14日的題跋刻本。其他深藏於叢帖中的資料也分散各處，在美 國和台灣收藏的法帖有限。因此在當時可以稱之為「孤本」的〈五言絕句〉只能用約略的時代風格來衡量，只是感到在書風上可以與黃庭堅的草書屬於同一時期，而黃庭堅在〈草書杜老詩後與黃斌老〉的自跋中云：
予學草書三十餘年，初以周 越為師，故二十年抖擻俗氣不脫，晚得蘇才翁子美書觀之，乃得古人筆意；其後又得張長史、僧懷素、高閑墨跡，乃窺筆法之妙。
可見山谷的草書是從蘇舜元（才翁，1006－1054）、蘇舜欽（子美）兄弟得古人的筆意，而蘇氏兄弟也受懷素影響：
才翁以書獨步一時，其草聖多得之懷素，而山谷……又出於才翁也。
〈龍江夢餘錄〉
從這些模糊的文字記述，加之蘇才翁的大草書也無傳世，因此對蘇舜欽名下的〈五言絕句〉始終不能肯定或否定。
這次懷素論辯中，王裕民在這一點上有所突破。當他檢視蘇舜欽名下的作品時，除了列舉近年出版的刻帖中材料外，他舉出《草書五言絕句》這一首詩的作者非是蘇舜欽，而是王安石，詩名《南浦》云：
南浦隨花去，迴舟路已迷：暗香無覓處，日落畫橋西。
所以他下了一個結論「其偽可知」（《假國寶》（台北：桂冠），頁17）。因此筆者在上述拙著（《書法鑑定兼懷素（自敘帖〉臨床診斷》）中說：
前人不可能寫後人的詩句，因此要推翻這是蘇舜欽的書跡，應該已經可以成為定論了，筆者也深服此論。
後來又查對了蘇舜欽與王安石的實際年齡，接著說：
雖然王安石（1021－1086）比 蘇舜欽（1008－1048）晚出十三年，但蘇氏去世時，王氏已經二十七、八歲，如果不能確定這首《南浦》詩是王氏在蘇氏去世後所作，在邏輯上實也不能擔保蘇氏一定不會寫王氏青年時期的詩，正猶如筆者仍可以引述李（郁周）王（裕民）二氏之論一樣，但機率總是較少的。
那是邏輯推理的原則，為了確定這絕不是蘇舜欽的書跡，還是要查證一下才放心。在文淵閣版的《四庫全書》中有《王荊公 詩集》第50卷，及《臨川文集》卷26中，都有這首《南浦〉詩，可證確為王安石詩。但兩集皆非編年體，此詩亦無詩序，因而無從考知其確實作詩年代。
好在有近代學者不憚其煩地將王安石的詩作了繫年的工作，李德身教授於1986年完成了《王安石詩文繫年》一書，上述的《南浦》五言絕句即繫年在元豐8年（1085）王氏65歲，做居秦淮小宅時所作，第二年的4月，王安石就病卒於此。
再參閱1992年劉乃昌、高宏奎《王安石詩文編年選釋》一 書，該書雖未將每詩繫年，但出現在王安石一生最後的歸隱階段：《閑居江寧時期〉。兩書作者不約而同都認為〈南浦》五絕是王安石的晚年詩。因而，王裕民推翻此詩的書者為蘇舜欽已經「鐵證如山」。
讓我們回到鑑別的方法問題：若在尚未得知此詩的作者為王安石之前，而先要在蘇舜欽的《蘇學士集》中去找此詩來印證，在方法論上，就難於得到同樣有力的結論。為什麼？因為當你在《蘇學士集》中找不到這一首〈南浦〉詩的時候，你不能因為這個理由而得出絕對否定的結論，而只能說「很可能」這不是蘇舜欽的詩作。因為：詩集中沒有此詩並不代表他不會作此詩，因為有所謂的沒有被收入詩集中的「佚詩」。正如這會〈五言絕句〉，確實也曾被編入傅平編的《蘇欽集編年校注》一書的「拾遺」詩中。只有被證實此詩確是別人的詩，尤其是被證實此詩在時間上是遠在蘇舜欽去世30多年之後才出現的時候，此一否定的結論才會真正得到定案，這在鑑定上稱之為「硬傷」，因為一般對風格和優劣的分析是帶有主觀性的，而這是不存爭議的客觀事實。
「考鑑」在鑑定書畫上的功能，唯有當「考鑑」上出現正面的答案時，這件書畫才會有真跡的「可能」；但是，「考鑑」並沒有肯定為價跡的直接決斷力。例如，王氏《臨川文集》中有此詩，吾人仍不能決斷此〈五言絕句〉的書跡乃是出於王安石之手，因為任何後人都有書寫此詩的可能。但是反過來，當證實此詩為蘇氏去世後的王安石所作，則可以立刻否定其為蘇舜欽的手筆，便絕無商量的餘地了。這一 個例子，具體說明：「考鑑」的正面結論，雖為「真跡」所必需，卻無「判真力」，但是它具有「絕對」的「辨偽」力！
所以將《五言絕句》的書者排除於蘇舜欽之外，筆者認為這是過去兩年懷素〈自敘〉辯中最無爭議的重要周邊收穫。也是將書畫鑑定中「考鑑」的功能發揮得最好的佳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