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刻帖發展淺述
「碑帖」在中國書法史上扮演極為重要及不可或缺的角色，原因不外是「書法」這種藝術完全是一種人造的藝術，不像學習繪畫即使不學前人的畫法，還可以去「師自然」。因為書法是一種人造符號（文字）的藝術表現，於是只有從學習前人的優秀作品入手。所謂「取法乎上，僅得乎中」，於是學習古代名家及大家的書法，成了學習書法不可取代的最佳及唯一捷徑。
現代所謂的「碑」，是古代刻石的總稱，從古以來，大皆請善書者書寫，再請名工鐫刻，這些刻石，在吾先民發明了椎拓法而成了拓本之後，就成了早期名家書法的複製方法。這種方法既是中國人發明印刷術的前奏，又是在近現代照相製版印刷術發明前，最有效也最普及的一種大量複製碑刻書法的方法。從存世早期拓本的唐代開始，一直到20世紀的甲骨文專家，還是在沿用這種幾乎不可取代的先民智慧結晶的椎拓法。
在吾先民發明這種拓印法的同時或更早，對於另一種類型的書法作品⋯⋯原本不是為了刻石才書寫的名家墨跡如書割、詩文手跡或稿本等，也發明了另一種的複製方法，那就是「嚮拓」或「雙鉤廓填」。古人先研發出一種比較透明的紙，逆著光線，覆蓋在原跡上，先以細線勾勒，將原跡的筆畫字形與輪廓極為精準地雙鉤下來；然後移原跡於一旁，逐筆依原跡填墨，於是複製出一幅原跡極為形似的分身。在照相影印術發明之前，這是唯一可以複製出「下真跡一等」的方法。
上述兩種古代名家書跡的複 製方法，前一種先刻石後椎拓的方法，因為石質堅硬，在速度上也較快，因此可以大量生產，一石可以化身千百拓本，容易達到普及的效用。後一種「鉤填」的複製法，先不說這些墨跡的私密性（指為私有財產或秘藏，及較易汙損原作。不似大部分石刻放置於公共空間，較易拓取），鉤填的設備（沒有現代照明設備及透明防汙的紙張）的困 難，鉤摹精準的難度較高，速度也慢，因此這種複製法在數量上，可以從存世作品數量來看，遠較拓本為稀少。
我們的先民，再進一步將上述兩種方法結合起來，發展出新的「刻帖」複製法，於是宮廷及私家收藏的歷代名家手跡，或是單刻，或是集刻，只要從原跡雙鉤一次上石（或木板），也不需填墨，精刻之後即可以用椎拓的方法，將名家的墨跡手稿化成為黑底白字的複製品⋯⋯法帖，進入一般人的書房，人人得而臨摹學習之。
拓本及雙鉤廓填的發明都是書法史上的大事，而刻帖更是標誌著一大躍進。而《淳化閣帖》又是刻帖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
（二）《淳化閣帖》簡介
《淳化閣帖》是在宋太宗淳化三年（992）王著奉聖旨將內府所藏古帝王、名臣、先賢的墨跡編次彙刻成十卷。此帖距今已超過1000年，不必一定是刻帖之祖， 就如許多發明一樣，是漸次改進發展而成，相傳唐太宗時刻《十七帖》，南唐時有《昇元帖》、《保大帖》等，但無可靠實物傳世。而最重要的是這一部《淳化閣帖》，在中國刻帖史上產生巨大不可比擬的 影響力，並繁衍出眾多的子子孫孫來，所以吾人將《淳化閣帖》稱之為「刻帖之祖」，實也無愧。
為何《淳化閣帖》可以稱之為群帖之祖？主要是因為自此之後，集刻叢帖或增減《閣帖》諸如：《綠帖》、《大觀帖》、《汝帖》等，再者因為古代沒有照相影印術，雖然在當代刻成之後，大臣進登二府即賜拓一本，然得者不多，加之其後原版毀於火，在此後的 1000年中，以中國地域之遼闊，人口之眾多，需求之廣大，既不能如現代出版界一樣加以影印翻印，在古代唯一的辦法就是「翻刻」，一代一代，翻刻又翻刻，自然子孫繁衍，各自在不同時期、不同地點繼續發揮「祖本」的影響力。
即使是現代科技發達，翻印品質的優劣仍顯而易見，因此不論後代翻刻，及椎拓的品質如何精良，總是隨著時間之長久去之愈遠，這就是收藏界為什麼要競相追逐早期刻拓本甚或祖本的原因了。
（三）上博450萬美元《淳化閣帖》最善本收購過程
上海博物館以450萬美元從美國私人收藏家處買《淳化閣帖》祖本三卷（第六、七、八卷）及善本第四卷，創下了碑帖文物市場的最高記錄。上博在2003年9月還特地為這舉辦了一次《淳化閣帖》最善本研討會，並出版了論文集。這是21世紀初博物館界也是書法界的大事。
這部法帖的收購過程頗有一些戲劇化和周折。
如前所述，「法帖」的作用，原是為了使書跡流傳以及作為習書者及書法家觀摩臨寫、研究用的原跡複製品，然而時至20世紀，這種複製的方法已經被新科技所取代，不但更廉價、更省時、更省工，而 且在複製效果上更為精準。因此不論作為臨習的範本，或研究古人的筆法風格都已被照相影印本取代，拓本被淪為次等選擇的命運已經無法挽回。即便是墨跡失傳，只見於古拓本的書跡，也因為有了新的印刷術可以將古拓本、名拓本，甚至 於它們的孤本等化身千百，而不必擁有原拓本。
因此，即使吾人依然明瞭古拓、原拓、名拓的重要性，然而拓本畢竟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類似印刷或版畫的複製品，所以即使在中國，仍然將法帖歸為圖書文獻類。並不等同於書畫原跡的藝術類。故而在市場價值上也不免遜色不少。
但是稀有的，或唯一的古拓本，尤其是極具書藝影響力的祖本的孤本，身價自是不同，特別是在老一輩的碑帖專家眼中，既然連小小的一枚珍稀郵票也能值令人不可想像的高價，則1000多年前的孤本原拓自當以國寶論價了。
這部法帖收購過程的戲劇化也使其身價大增，其時的美國收藏家古董商安思遠（Robert Ellsworth）雖然也略知此帖的重要性，但是在他收購後的年歲中，正值如前所述拓本價值的低谷時期，如果他主動求售，不論是他本人或拍賣商也都不會預估如此的高價，成交價雖不得而知，想必也不會到達如此的價碼。
「國寶」本無價，愛（識）者自拍之。
《淳化閣帖》北宋拓本的價值，是外國收藏家所陌生的，在東亞的漢文化圈中也只有碑帖專家（大部分是老一輩的了）具有這種情結，因為他們從小習書是從臨摹這一類的刻帖開始的，不像現代年輕一輩，可以從墨跡影印本臨寫。如果沒有像啟功這樣的鑑賞界和書法界的大老特別留意到這四本末刻宋拓《淳化閣帖》的下落，特意叮嚀國家文物局的外事處處長王立梅於1995年3月前往美國之便，查訪藏家安思遠並促成1996年9月在北京故宮博物院展出，即便頗具眼力的安思遠，仍然並不意識到他手中這四冊拓本，並不是一般的「複製品」，而是寶物。
在北京展出期間，敏銳的安思遠意識到，中國文物專家都強烈希望「國寶返國」，於是向北京故宮提出了交換條件，那就是安氏朝思暮想高品質的清代朝珠。經啟功與國家文物局、故宮博物院的周旋，故宮將記載在典章制度之外的藏品中挑選了三串朝珠，但因檔次較差，未能成交。安氏退而求其次，改以故宫收藏的翡翠或清宮家具作為交換條件，結果仍不能成交。於是安氏在北京故宮展出後，攜回閣帖，存在香港的保險箱中。
這次閣帖的最後成交，由上海博物館高價收購，其關鍵人物是上博的正副館長陳燮君和汪慶正。陳館長本人是書畫家，深切認知這四本閣帖的重要性。但最積極的是精研碑帖的汪副館長，他的積極態度又與前上海文物局的老前輩徐森玉有關，徐森玉當年主政上海文管會，收購流散文物，就曾特別留意民國初年曾影印的這三卷閣帖，徐森玉生前曾多次關照他的秘書也是碑帖專家的汪慶正，要他特別留意這帖的下落。
在這一次安思遠與故宮博物院 交換朝珠翡翠及家具未能成功之後，汪氏就採取積極行動，透過香港友人價購，先以索價600萬美元 而未果，《閣帖》也攜回紐約。
最後，汪氏再託王立梅於 2003年4月赴美開會之便，前往安氏寓所洽購，這次願降價為450萬美元，雖然對上海博物館仍是一筆鉅款，但上博為恐夜長夢多，向上說服了上海的市委書記，批准了這筆費用。於是安氏讓王立梅打包抱回上博，汪慶正連夜和館內的專家 逐卷逐頁與民國初年的影印本進行查驗無誤之後，再由上海市領導核准，匯款成交。
從1995年3月啟功託王立梅赴美查訪，到2003年4月入藏上海博物館，費時足足八年，耗資450萬美元。
（四）南宋紹興年間國子監本《淳化閣帖》的發現
前述在西元十世紀末的北宋初淳化三年（992）刻成《淳化閣帖》之後，自北宋以降翻刻眾多，存於中日兩國各地的許多較早較佳的本子都或多或少有前代及現代的學者介紹或研究。
筆者自1963年入研究所，1965年入台北故宮博物院書畫處服務後，雖究心書畫史，但大量接觸碑帖原拓的機會不多，台北故宮藏有所謂的《宋拓淳化閣祖帖》，也無暇細究，時間與興趣比較集中於書畫實跡方面，待1968年離台在美國就學及教書，及1979年入華府弗利爾美術館任職等等，仍然沒有機會接觸大量的舊拓本，對於赫赫有名的《淳化閣帖》各種本子只有在印刷品上得知歷代翻刻本種種，對於像翁方綱式對點畫的錙銖必較，心理上早就畏之如「虎」（因碑帖歷代翻刻層出不窮，研析不易，俗稱為「黑老虎」），但作為「瞎貓」也有遇上「死老虎」的時候，那就是我替弗利爾美術館購藏了一部九本的《淳化閣帖》（其中缺失了第九卷）。當時筆者從帖上燦然的歷代收藏印，知道這是一部曾經南宋末年大收藏家賈似道收藏過的宋刻宋拓本，但並不瞭解其在整個閣帖譜系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存世的稀有性和研究的關鍵性。但是近年先有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及文物館因藏有多部《淳化閣帖》，而 在2002年舉辦了閣帖研討會，再因上海博物館於2003年9月以鉅款購得「祖本」或「最善本」所舉辦的研討會，在汪慶正的帶動之下做出一系列的研究。由於各博物館的藏品公開，照相印刷術的方便，可供排比校對的版本更多，其研究成績也就超出了前此學者單打獨鬥的結果。
（右）國子監本《淳化閣帖》其餘九本現藏FREER（弗利爾）美術館。
在這兩次研討會中，除了對這安思遠所藏四本有極高的評價之外，對於由筆者購入的這一部賈似道收藏本，多位學者都在文中討論到，有的還認為這是祖本原拓，這使筆者大感振奮。雖然由汪副館長及其同仁的研究知道這原是南宋紹興年間刻拓的所謂《國子監本》，但仍然在閣帖譜系中具有關鍵性的傳承關係，而且後來知道那所缺的第九卷竟然沒有毀損或佚失，安然為上海圖書館所寶藏，這就是促使本人寫這篇小文的動機了。
（五）南宋國子監本《淳化閣帖》收購追記及其譜系地位
時當1980年，筆者已就職於 華府弗利爾美術館，該館固定於每月的第一個星期五下午，安排有民眾服務的節目，任何民眾（古董商最好避免）可攜家藏亞洲藝術品來館請各部門專家鑑別解答疑問（唯不作估價）。就在這樣的一個機會裡，有一位華人中年女士攜來一套法帖，詢問有關種種，經筆者翻閱一再，告訴她從諸收藏印，可知道這是南宋賈似道收藏過的宋刻宋拓本《淳化閣帖》，但以常識判斷應非初刻原拓而是翻刻本。由元人周厚（字以載）至正25年（1365）題跋，知此本由周密傳至吳門郵氏，再傳龍江金氏，1364年為周厚所得，其時為全本十卷。到明代有嘉靖壬午（1522）袁尚之（裝）跋，也說明是十卷，共155葉，銀錠紋57處。再有潘允諒，及清代著名鑑藏家梁清標（1620－1691）、嘉慶二年（1797）轉入陳崇本所藏，有印及短跋。稍後有成親王嘉慶庚午（1810）跋謂「與賈似道重摹初拓本見惇，蓋賈本從此本出無疑。」
稍後再有道光壬午（1822） 的張玕題跋云：「生平所見閣帖，以此本為最上。」同年王存善跋中有句云：「棗木淳化祖本十冊全。」
王氏從銀錠、刻工姓名、至元 時裝裱等等認定這是「祖本」。
有了以上的收藏印及題跋，就個人歷年在故宮、日本、歐美及中國大陸各大博物館所見歷代書畫無 數原跡的經驗，認定這是流傳有緒 的宋拓本無疑。
這位中年華人閨秀在最後表示要出售，問弗利爾美術館有無可能收購。本人即告其如價格合適，並請回家尋找所缺第九卷補足後，即可收購，並請其開價，由美術館開具借單，將九本閣帖暫存美術館，由筆者提請館長審查價格、核算經費及藏品性質。
自本人入主弗利爾美術館中國 美術部以後，中國古畫價格漸漲，而且私人藏家，特別是港台的藏家崛起，有限的收藏經費已不能競爭，因而轉向歷代法書的收藏，例如當年為館方收購了一批書法，包括曾藏於乾隆內府之趙孟頫藏並跋本王獻之保母誌，趙孟頫小楷常清靜經附康裏子山跋卷，以及文徵明丈二巨軸，吳寬、王寵、陳淳、徐渭、董其昌諸卷。至於這一部刻帖，雖與名家墨跡並不相同，但仍屬同類，且物主索價在能力範圍，故筆者力主收買。
大約兩星期後，該華人婦女告知第九卷遍覓無著，但仍希望弗利爾美術館收購。因為是不全本的關係，最後折價付款成交，並請其繼續搜尋，美術館將隨時付足餘款。該成交價，雖向不對外公佈，但是請讀者回到20多年前的時空中，碑帖拓本在國外幾乎沒有什麼市場，總是將其歸類為印刷品的善本書之類，而且中國文物的價值與中國的經濟成長何止是成正比而？20多年以前，即國民所得也相去天壤，文物價格更是懸殊。更何況在藏家主動求售的情形下，這與買家千方百計窮追緊盯非買不可的情形，大相逕庭，價格相去，何止百十倍？站在客觀的立場來說，或許是賤賣了；但是錢一定要來得及時，對物主來說，也許正好解決當時的問題，誰能等20多年呢？更何況經過研究，這九本也不是淳化年間所刻的祖本呢？
在筆者自1994年返台執教以後，定居台北近郊，先是在佳士得拍賣台北展場遇到書畫部門主管馬成名，閒談中得知上海圖書館藏有弗利爾美術館《淳化閣帖》所缺之第九卷。繼有上海博物館（或上海圖書館）的某位朋友，路過台北，特來尋訪本人，告知在弗利爾美術館時，張子寧出示賈似道藏本閣帖，發現正好與上圖的第九卷合成全套，其興奮之情溢於言表。
聽說在1960年代上海圖書館館長顧廷龍商議收購這一本曾經明人顧從義、潘允諒家族據以翻刻的祖本第九卷時「欣喜若狂」，以為是北宋刻拓本無疑，當時文化局副局長還為此在錦江飯店請客。
才得到其中的一卷，已使上海的專家及文化局官員如此興奮！這讓本人回想當年為弗利爾美術館收購一共有九卷的時候，並沒有同樣的激動，感到慚愧起來！一方面，這九卷的入藏弗利爾實在來得太容易了，比起北京故宮及上海博物館的交易和收購過程，真的是可以說：「得來全不費功夫！」本人既沒有「踏破鐵鞋」去尋覓，得到時也只是以「平常心」待之。而這「平常心」並不代表個人的修養，相反的是表現了個人對《淳化閣帖》早期宋拓版本珍稀性的不加重視。對明代以來的幾部重要翻刻本的源流及其祖本也不夠關心。筆者為弗利爾美術館購得之後，也未再作比較深入的研究去為這九卷本定位，一直要到上海博物館汪副館長帶領起閣帖研究的新高潮之後，才由他們群力肯定了這部閣帖在整個譜系中的特殊地位（請讀者參閱汪副館長所作《存世《淳化閣帖》過目一覽表》）。
從這一個表中，首先是肯定了弗利爾美術館及上海圖書館合併的十卷本，乃是法帖譜系中的南宋初紹興11年（1141）的《國子監本》原本，最主要的證據是從該帖的四位刻工：張通、王成、李攸及郭奇，他們都是紹興年間的著名刻工，因此否定了過去以為這是北宋原拓本的說法；然而卻是《國子監本》的孤本。
但這並不會降低其價值，因為比較起上博新收的「祖本」，只有三卷而已，查其他足本宋刻，這卻是一部「十卷足本」的時代最早的第一代翻刻本，因為另有兩種本子，雖然也是直接翻刻自不同的祖本，但《肅府本）刻於明末（1615－1621），《乾隆御刻本》成於1759年，在時間《國子監本）至少較早四、五百年以上，因此，由弗利爾本衍生出來的本子也多。汪慶正所製譜系一覽表中，在《國子監本》下，列出八種本子，除了向來沒有爭議的《袁裝刻本》、《顧從義刻本》及《潘允亮家族刻本》諸明刻本外，尚有此前認為宋刻宋拓的故宫《懋勤殿本》、上博《許漢卿本》、日本書道博物館《夾雪本》及台北故宮博物院藏《祖帖本》等等，也都是《國子監本》系統，這都是汪副館長最新研究諸本的重新定位，也愈發顯示了弗利爾《國子監本》的重要性。
（六）結語
筆者作為此一《國子監本》的經手人，雖然當時在無意之間「得來全不費功夫」，但總算及時將這部重要的閣帖永久保留在國家級的弗利爾美術館中。也許有些讀者會不以為然，認為最好的歸宿仍應在中國的博物館內，但是世事難料，如當時不為弗利爾美術館收購，在私家手中輾轉流傳，其最後的下場是吉是凶亦無人能預測。至少該帖在恆溫恆濕的弗利爾美術館的庫房中韜光養晦了20年之後，已經有不少「伯樂」識得此一「良駒」，而且遲早在未來的印刷品中，可以將「寄居」在美國的九卷，與保存在上海圖書館的失群一卷，「珠聯璧合」地印成一部完整的《國子監本淳化閣帖》，供世人研究。
何況當1920年代，弗利爾將個人的收藏及財富全部捐獻給美國政府，創立這一美術館時，其宗旨是提供世人研究。因此讀者如要對此帖進行研究，而必須要親賭真面的話，只要事先與弗利爾美術館作適當的申請聯繫，還是不難取得目睹甚至親手翻閱的機會！並且因為它是遠在國外的珍藏，而往往會因此更被國人珍視並加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