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巴黎奧運會開幕在即，各國好手摩拳擦掌，多年的辛勤苦練，終於能在國際舞臺上一展身手，為個人、也為國家爭光。趁此機會，正好可以回顧一下近現代體育在東亞的發展史，看看過去兩百年來，它是如何隨著西歐的擴張傳入東亞，又如何循著帝國的路徑分布流傳，由原先的多元紛雜，最後變成全球一致。
帝國殖民下的運動發展
體育活動激烈有趣，大家卻很少想到它的傳播路徑，或者背後可能隱藏的政治意涵。事實上，運動與帝國霸權密不可分，以風靡臺灣的棒球為例（圖1），它其實源自日本，而日本的棒球又源自美國，所以從美國到日本、日本到臺灣，既是棒球的傳播途徑，也是美式文化的輸出。在美國之前，大英帝國曾稱霸全球兩百多年，在其殖民的過程中，自然也向外輸出了許多體育活動，今日盛行於各國的球類運動，如板球（圖2）、網球、足球、英式橄欖球、羽毛球、高爾夫球等，無一不是順著大英帝國殖民的路徑傳播至世界各地。所以有學者指出，帝國的建立憑藉的可能是政治與武力，帝國的維繫卻需仰賴文化的輸出，運動正是最有意思的一環，與鐵路、法律、宗教、教育、公衛、醫療相比，毫不遜色。
西式運動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傳入中國的，時間在19世紀下半葉，地點則在通商口岸。中國不是殖民地，除了香港與臺灣之外，也從不曾真正被任何國家殖民，但它在沿海、沿河或邊界有許多依照條約所開闢的商埠，裡面經常劃出一區作為洋人經營商業與居住之處，稱為租界。民國時期，全中國大概有77個通商口岸，33個是英國所開，其中又有13個闢有租界，裡面住著許多外國人，英國人尤其占多數，他們隨身帶來了英式的生活習慣與體能活動，一開始只是洋人在租界內從事各類運動，後來教會學校也把球類納入課程，再過來華人學校紛紛效法，西方的體育活動於是逐漸擴散開來，最終大家都使用相似的規則競賽。
中國歷史悠久，過去自然不乏體能競技，戰國（公元前475－前221）時的「蹴鞠」便可與今日的足球運動相比擬；唐代（618－907）流行在馬上擊球的「擊鞠」，也可與今日的馬球並論；至於賽馬，早在明代（1368－1644）建城時，北京就有春分前夕，大家在東直門外跑馬競技的風俗。但是現代運動的成形，關鍵在規則而非形式。英國人愛好團體遊戲，更熱衷為這些遊戲制訂規則，前面提及源自英國的球類運動，無一不是在18至19世紀被英國人「發明」出來的，他們不僅創造出了這些賽事，更為之擬訂詳細的規章，讓每種運動都在強力的規範下進行。此一時期也正是英國向外大步擴張的時代，先往西到北美，再往東到南非、印度，往南到澳洲、紐西蘭，最後來到東亞，隨著帝國殖民的腳步，這些運動被一一帶往歐洲以外的地區，逐漸形塑出今日我們所熟知的運動世界和運動內容。東亞各國雖然各有各的體能競技傳統，但缺乏組織性與規則化，在大英帝國的大軍壓境下，很快就在這場體育文化爭奪戰中落了下風，成為西方文化的全盤接受者。
「運動」vs「體育」
除了英國人的「運動」，歐洲體能活動還有另一來源，就是19世紀德意志的「體育」。英國的「運動」源自英國的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由私人組織以民間社團的形式推動，內容核心為遊戲、競賽、休閒，也就是說一定要有比賽，而且一定要好玩，目的在遊戲中培養品格，至於什麼鍛鍊體魄、為國增光，都是附加價值。而德意志的「體育」，則是「體能教育」的意思，它源自19世紀德國的國家建構，以國家為主導，規訓為取向，目的在培養強健、守紀律的國民，尤其看重操練。這兩者後來在國民教育體系中雖有匯聚，但在涵義上仍有相當明顯的分界。
「運動」與「體育」兩個概念於19世紀下半葉同時進入中國。由於「體育」與民族主義密切相關，正符合當時中國力圖振作的需求，傳入後很快便與國族教育結合（圖3），新式學校紛紛引入體操課程，鼓勵學生從事賽跑、田徑等活動（圖4），後來還有女子體育等（圖5），在中國近代史上扮演重要角色（圖6、圖7）。
至於「運動」則以比較幽微的方式，流行於幾個大的通商口岸，如上海、天津、漢口、青島等地，仍保有由民間社團支持，與國家無涉的方式發展（圖8、圖9），比較明顯的有賽馬與足球等項。
賽馬與足球
賽馬是英式運動中比較特別的一支，在英國文化中，凡是和狩獵有關的活動，如騎馬、獵犬、射擊都被視為運動，其中尤以賽馬最受重視。隨著通商口岸的開闢，租界事務一旦粗定，外國人社群便開始尋覓場地，舉行賽馬活動。到了20世紀初，除香港之外，英式賽馬在中國已形成三個中心，分別是：華北的天津、華中的漢口，以及華東的上海，其中尤以上海最具規模。通常春秋各有一次大賽，每次連續數日，既是運動競技，也是重要的社交活動。（圖10、圖11）
英國人所到之處，除了跑馬場之外，一定會有足球場。影響所及，足球遂成為通商口岸極為盛行的體育活動。教會學校率先將之列為課程，學生很早便養成盤球、追球、射球的習慣；風氣漸成後，學校間開始互相較勁，舉行對抗賽，上海聖約翰大學和南洋公學每年一次的校際大賽，便是眾所矚目的賽事；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學校之外，社會上很早就有足球聯合會的組織，可以讓各足球社團組團對抗，定期舉行賽事。1903年上海外國人便組織了「史考托盃」（Skottowe Cup）足球賽，並成立上海足球聯合會（俗稱西聯會，Shanghai Football Association）進行管理，不過一開始僅限洋人隊伍競賽。1924年中華全國體育協會成立後，開始組織上海中華足球會，舉行中西聯賽。滬上一些事業有成的企業家，也熱心組織體育會，資助足球隊，比較著名的包括三育（後更名為「優游」）、樂華、東華，以及後來的麗都隊等，其中東華隊隊齡最久，從1931年成立，直到1952年才正式結束。該隊1934年曾力奪西聯會甲組聯賽冠軍，次年10月第六屆全國運動會，上海隊的大多數球員也都來自東華隊健將（圖12）。
運動傳入臺灣的特出之處
運動傳入臺灣的過程大致與近代中國相似，也是透過學校與社團，不同的是，它不是直接來自歐美，而是由日本間接傳播。在這個過程中，殖民政府扮演了更為強勢的角色，譬如，為訓練國民強健的體魄而推動體操、田徑，為培養「好青年」而鼓勵登山、游泳等。在球類運動上，棒球也脫穎而出，成為各學校最盛行的體育項目，待日治時期結束，「野球」已內化成臺灣人生活的一部分。綜觀日治時期，國家的角色非常鮮明，民間社團的能動空間相對較小。這是第一個與中國通商口岸不同之處。（圖13）
國民政府撤退來臺後，隨著美軍協防臺灣，籃球隨之盛行（圖14）。籃球係19世紀末美國麻薩諸塞州的一位體育老師所創，麻州位於美國東北，冬季嚴寒，很難從事戶外活動，這位老師乃發明一種不需太大空間即可在室內進行的運動，以消耗年輕人旺盛的體力並訓練紀律，後來很快就在基督教青年會中風行，並隨著美軍與基督教青年會傳至世界各地。它的魔力很大，出身眷村的龔家政將軍曾回憶說，他中學時超級迷籃球，「那段時間朝思暮想都是籃球，下課鈴一響就立刻將籃球從教室的窗子飛丟出去，人則立刻飛奔到球場，主要是必須取得先機佔到球場，要是慢了一步，球場就是別人的了。」
有人認為，戰後籃球之所以興盛，乃因國民政府不喜歡棒球的殖民性，刻意扶植一個新的運動來對抗，以致當時有「臺灣人打棒球，外省人打籃球」一說，但考慮到籃球只需要一顆球就可以玩，棒球則至少要有球、球棒、手套、壘包等裝備，還要有一個夠大的場地，若不是日治時期殖民政府的大力推廣，恐怕不容易成為今日的「國球」。這種因不同政權而產生的分野與中國通商口岸十分不同，是臺灣體育的第二個特出之處。
「運動」與「體育」兩個概念進入中國後，很快就混為一談，在語彙上也出現模糊不清的現象，在中國如此，在臺灣則更進一步，除了為遊戲而進行的「運動」，以及為規訓而進行的「體育」，戰後臺灣還與養生結合，加入了鍛鍊身體、維持健康的意思，所以早上起來到公園作「運動」，或有時偷懶不想「運動」，運動變成一包容性更大的概念與用詞。而在海峽的另一邊，「體育」一詞則席捲所有體能賽事，只有講到「運動家精神」時，才稍稍流露出「運動」的原始意義。更多的混雜性與包容性，正是臺灣體育文化的第三個特出之處。
參考書目與延伸閱讀：
林丁國《觀念、組織與實踐：日治時期臺灣體育運動之發展》，臺北：稻香出版社，2012。
張力、周素鳳《龔家政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22。
張寧《異國事物的轉譯：近代上海的跑馬、跑狗與回力球賽》，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9。
湯志傑〈體育與運動之間：從迥異於西方「國家╱市民社會」二分傳統的發展軌跡談運動在台灣的現況〉，《思與言》第47卷1期，2009年3月，頁1－1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