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在年初造訪布加勒斯特後，便期待前往歐盟另一座新興成員國保加利亞遊歷。除了造訪古代色雷斯人（Thracian）遺跡、中世紀東正教聖地及鄂圖曼土耳其時期的文化遺產之外，亦希望透過此趟旅程進一步接觸索菲亞的當代藝術脈動。保加利亞首都索菲亞是一座新舊並陳的歷史城市，不同於羅馬尼亞的布加勒斯特自19世紀末起便開始熱衷於將城市打造成「東方巴黎」，1908年才完全脫離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統治的保加利亞，仍舊於東方及西方之間尋找自身的文化定位。
在總統府一旁的國家考古博物館（National Archeological Museum of the Bul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便是有趣的文化混血例證：該館建築原為修建於15世紀的清真寺，現被用來展示古典時期的考古文物，其中包括了著名的黃金面具。各個時期的古物在清真寺建築中並列，形成了有趣的畫面。該館近年來亦會定期邀請當代藝術家展出其作品，與現場展出的古文物進行語意及材質表現上的互動。不同於羅馬尼亞人將其民族想像建構於遙遠的古羅馬傳承，保加利亞人的民族建構不僅較為謙遜、也具備了較為務實的歷史敘事：保加利亞民族最重要的歷史敘事便是諸如里拉修道院（Rila Monastery）等重要僧院，其如何在漫長的土耳其統治史中仍舊保留了語言及宗教，並避免保加利亞人走上被鄂圖曼人同化的道路。
或許因為上述特質，索菲亞歷史城區的文化遺產似乎擁有兼容並蓄的特色。鄂圖曼統治時期建設的班亞巴希清真寺（Mosque Banya Bashi）至今仍佇立於市中心，且提供教親朝拜之用。幾步路之遙便可拜訪中央猶太教會堂以及天主教聖若瑟堂（ Catholic Cathedral of Sofia – St. Joseph Parish）等各大宗教的聚會場所，當然還散布著最為重要的東正教堂。然而想要了解索菲亞的城市史，比起宗教建築，或許位於市中心的集市才是最值得走訪之處。女人市場（Zhenski Pazar Market）為鄂圖曼時期創立的「巴札」之一，顧名思義為女性攤商販賣生鮮蔬果及家用品之處。
走入女人市場有種走入臺灣及東南亞晨市的熟悉感：阿姨們勤奮的叫賣聲、堆疊如山的生鮮食材、穿插著幾攤販賣水貨的大叔。不少家庭主婦雙手大包小包，並在採買結束前在某處小攤商享用一份現烤的早午餐小吃。包括「Punta Gallery」在內，共有兩間當代藝術空間坐落於女人市場。即便市場最為熱鬧的上午及中午並非藝術空間的重點營業時間，兩座畫廊依舊可以使用櫥窗展示的方式讓街上人來人往的群眾觀賞到作品。在和「Punta Gallery」互動的過程中，才知道保加利亞在近年來缺乏與其他巴爾幹國家之間的交流，多數的藝術交流活動依舊強調與西歐主流藝術圈之間的互動。
作為蘇聯「衛星國」之一的保加利亞於冷戰時期以其相對「溫和」的共產主義政權著稱；相較其他鄰國，保加利亞共黨似乎並未留下太多社會及歷史上的創傷。然而其身於鐵幕之內的歷史經驗不僅具體而微地轉化為聳立於市中心的史達林式樣建築外，同時亦可發現其對藝術史的劇烈影響。保加利亞國家畫廊（National Gallery）除了呈現保國的現當代藝術史及歐洲主流的藝術史敘述外，亦有著一項不同於其他國家國美館的特色：國家畫廊於冷戰時期收藏了諸如古巴、中國及越南等「社會主義兄弟」國家的作品，不少包括民俗美術及現代美術收藏在內的非洲、拉美及南亞／東南亞文物則是透過外交餽贈的方式取得。此種基於全球社會主義政治網絡而流通的文物，似乎以非常另類的方式回應了西方目前討論地如火如荼的「文物歸還」議題。
實際走訪國家畫廊的全球藝術展廳，除了各大洲的古文物及民俗物件外，亦可以看到徐悲鴻的現代水墨繪畫、越南戰後漆畫作品，以及來自厄瓜多重要戰後大師奧斯華德．瓜亞薩明（Oswaldo Guayasamín）的繪畫作品。此外，在國家畫廊歷史棟的梯廳，亦懸掛了日本夫妻檔畫家丸木位里和丸木俊（Iri and Toshi Maruki）繪於1980年，描繪廣島原爆的巨大繪畫作品。上述作品出即便是出於冷戰時期的意識形態及外交活動而出現於索菲亞，但也確實讓該國國家畫廊比起西方重要美術館，更具備了「全球視野」。共產主義時期所遺留下來的另一座美術遺產，則是雕塑的普及雕塑教育的重要性。
在共產主義時期，雕塑科系及雕塑教育因具備政治宣傳上的戰略意義，因此顯得比其他媒材更受到重視。也因此，保加利亞至今仍有大批優秀的雕塑家。值得一提的是，保國亦是西方雕塑家及公共藝術工作室熱門的委託製作重鎮：保國雕塑家因為仍擁有手藝傳統及相對低廉的工資，加上地處歐盟關稅區的交通網絡內，不少西方雕塑家選擇委託保國的雕塑工作室製作作品。長期諷刺後冷戰處境的當代藝術家盧切札．博亞杰夫（Luchezar Boyadjiev）近日於國家畫廊的個展展出大量關於「駿馬」紀念雕像的攝影作品，該個展某方面也回應了保國此種特殊的歷史處境。
曾受策展人方彥翔邀請來臺展出的藝術家盧切札．博亞杰夫，亦是索菲亞ICA（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Art-Sofia）的成員之一，該空間創設於冷戰結束之後。ICA雖曾歷經兩、三代成員的更替，但卻一直是保加利亞推廣其當代藝術發展的重要民間機構。與ICA歷史記憶跨越冷戰前後世代的成員們聊天，不僅可重新理解其成員於冷戰結束之後，嘗試摸索保國當代藝術與國際藝壇之間的關係建構過程，亦可藉此進一步理解冷戰末期的發展處境。
透過這些對話，筆者似乎可以建構出幾個重要的節點：（一）1980年代保國共產黨的文化政策開始逐步開放，並將興趣轉向全球視角，具體呈現於國家畫廊的特殊收藏選件。（二）在後冷戰時期透過伊斯坦堡雙年展的網絡串聯，保國藝術家開始較為深化以區域作為核心的國際視角。（三）在加入歐盟之後，保國藝術圈更積極「西進」，嘗試與巴黎、柏林等主流西歐藝術大城進行串連及發聲。
我們因此來到了眼前的新歷史：一座正努力掙脫巴爾幹及「東方」的外衣，並逐步融入歐盟的新保加利亞。常態的官方藝術補助近年來正逐步建構起來，然而該國在經濟高速發展的過程之中，也代表了房地產市場的興起使得藝術家在尋求工作室及展場的過程之中更加困難。自蘇聯解體開始，保國便有勞動力人口大量流失至西方的問題。對於今年初業已完全融入申根區的保國而言，藝術家亦在人口流失清單之列，不少優秀的保國藝術工作者實際上定居於西歐大城市。雖筆者於田調過程中亦有聽說少數西歐藝術家受保國物價及房價吸引而嘗試前來索菲亞發展（老實說筆者亦有所動搖），但最終選擇留下者仍十分有限。
「歐洲化」的進程不僅是文化及政治意識上的選擇，更兼具市場上的意義。筆者原本期待拜訪建造於20世紀初的中央市場，但卻失望地發現其內部空間早已被德國連鎖超市集團佔據。在大量各類德商、歐商對保國基礎消費產業鯨吞蠶食的過程之中，保國卻同時被迫夾在移民潮及歐盟大國之間。筆者於拜訪索菲亞期間下榻於移民局附近，移民局外除了每日長長的辦事人龍之外，門口更張貼政府願意免費遣送非法移民回家的溫馨招喚。於此同時，保國卻同時對高資產投資者祭出慷慨的入籍方案，兜售所謂的「黃金簽證」政策。
驅車離開索菲亞，似乎更可以撇見保加利亞的另一面：海濱區域被成群前來渡假的西歐、烏克蘭及土國遊客擠得水洩不通，但稍微離開海岸線便可看到許多凋敝的農村。共產主義時期保國曾有一村一文化中心的政策，即便其目的為意識形態的推廣，但當時每座小型城鎮都有一處現代主義風格建築可用來作為集會、演講、電影放映及展演的空間，如今這些文化中心多半成為地方超市或任憑凋零成為廢墟。此次保加利亞田調之旅刻意選擇於多瑙河畔的一處國營旅館劃上句點，該旅館不僅可視為社會主義時期的建築塊寶：旅館內大量的壁畫、裝飾及織毯畫，搭配上東德進口的電梯，以及旅館內來自上個時代的專業雇員們，都意圖使人墜入某種時光隧道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