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使用暴力為時代帶來劇烈的變化，各類藝術工作者則被迫於戰爭之中面臨各種關於生存的問題。但也有部分人士透過充分的準備，提早面臨戰爭所可能帶來的變局。俗諺有言「富貴險中求」，亦有藝術工作者或機構，透過戰爭所造成的局勢變化而得以功成名就。然而相對於如同二戰，直接且充滿暴力的軍事衝突，意識形態戰爭所滋生的冷戰或極權政府，卻可能對於個體藝術家的發展造成更為深邃且長期的影響。在後冷戰長達近30年的全球化和平紅利即將嘎然而止的時代，當下似乎是一個很適合回顧冷戰氣氛的時間點。
先從鐵幕遺骸聊起
且讓我們先回到疫情之前，一座尚未擁有如此多衝突的和平世界。即便在那座後冷戰世界之中，透過不少國家的實務經驗，我們依舊可以感受到冷戰時期鐵幕牆後的藝術場景：在今日不少社會主義陣營國家中，藝術審查依舊是家常便飯。這些審查包括了針對展出場地、展出內容及展出品名等項目的審查，演講或座談的相關內容也都必須要提早提出申請。而審查單位亦可能因為作品的內容及形式而駁回相關的展演機會；在不少例子中，這些駁回很可能並沒有明確可依循的理由或邏輯。舉例來說，一個作品很有可能只是因為使用了錄像藝術此種新穎的形式，但卻沒有任何批判性的內容，便遭到駁回。同樣的，一場座談很有可能內容本身不涉及任何「紅線」，卻可能因為演講者的身分，或是由外國人主講便慘遭封殺。
這些至今在社會主義國家及極權國家中依舊清晰可見的審查機制，可視為某種冷戰時期的活化石遺骸。若是較為悲觀地根據過去歷史評估未來局勢，則這些審查機制依舊很有可能隨著未來情勢的升溫而捲土重來。在後冷戰時期，隨著全球化及社會主義國家普遍偏向「改革開放」的氣氛，在不影響到政權核心輿論的前提下，不少現有的審查機制在過去20多年來常常僅是徒具形式。藝術家或相關的藝術機構亦善於使用各種申請「技巧」，來規避審查的責任。然而隨著國際局勢的變遷，根據筆者的田野經驗，各國的審查機制亦有越來越嚴格的趨勢。舉例來說，最近便有消息指出，寮國政府考慮針對藝術家出國展覽亦須符合審查規範。換句話說，寮國藝術家未來可能並無法透過出國展覽的管道，而獲得自由進行創作表達的機會。
一張完全不一樣的世界地圖
回望過去的冷戰經驗，冷戰時期的世界擁有完全不同的地緣政治關係。對於鐵幕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言，當地的藝術工作者可能有著完全不同的世界觀及「留學地圖」。「學習電影及繪畫要去蘇聯、學習劇場跟設計要去東德、學習音樂可以去匈牙利，我也聽說過有人去古巴學習建築。」一名越南友人如此跟我說道。由於筆者也曾參加過越南「留學東德」設計領域的同學會，因此深刻體認到在冷戰時期的鐵幕世界內存在另外一套與當今全球化時代非常不同的世界觀。在那座世界裡，主要的國際語言不是英語而是俄語及德語。我的越南友人曾說：「我的父母很努力的在越南維持東德的生活水準，並且逼我學德文。但是在蘇聯瓦解的那一年，我父親突然跟我說從今天開始你要改讀英文，不用再讀德文了！」
好萊塢電影傾向將東德描述為一座悲慘的世界，但透過越南老留學生的口述，他們記憶中的東德卻幾乎是人間天堂一般的存在。事實上，即便在社會主義陣營國家中，也存在著物質及藝術發展上的巨大差異。東德作為當時社會主義陣營最為開放且物質充沛的國家，對於當時相對貧瘠的越南來說，可能已經是非常驚人的生活環境了。而若是要比較惡名昭彰的赤柬波布（Pol Pot）政權或北韓政權，越南的生活及文化環境卻又顯得宜人。一直到1970及1980年代，社會主義政權中最為「開放」的國家，其政治的開放程度及人民生活品質不見得輸給所謂「自由／美國」陣營中的落後組。曾有一位前南斯拉夫學者，向我介紹南斯拉夫人於1970年代末當時可自由往來鐵幕兩側，並且還孕育中不少夜店文化。我則回應當時的臺灣不僅仍浸在白色恐怖之中，人民無法自由出國外，不少小朋友還要在家裡幫忙做家庭代工。
當然，歷史上最為惡名昭彰，且針對藝術家而來的屠殺，多數還是出自於社會主義陣營。烏克蘭史上曾有過史稱為「被處決的文藝復興」（Executed Renaissance）的歷史事件，許多原本於列寧時期響應列寧政策而發展的烏克蘭藝術家，於史達林統治時期慘遭屠殺清洗。有史家認為當時有不少烏克蘭藝術家、作家等知識菁英遭到系統性的殺害。
歷史上另一件嚴重的屠殺事件，則是柬埔寨的波布政權：1975至1959年間，柬國有將近1/4人口遭到殺害或失蹤。150至300萬非正常死亡的人口中涵蓋多數藝術家、影視歌星、教師及高知識份子。波布政權的例證已經不再只是審查的問題，而是徹頭徹尾的文明浩劫。中國於文革期間，亦曾仿照第三帝國的「墮落藝術展」（Die Ausstellung “Entartete Kunst”），發起「黑畫」展覽。「黑畫」如同「墮落藝術」，實際上並無明確的定義。「黑畫」較多的是針對現代水墨進行文化審查及批評，甚至是衝著藝術家背景而來的批鬥。而被列為「黑畫家」的藝術家們則慘遭下放勞改的命運；諷刺的是，在文化大革命告一段落後，隨著西方世界與中國的外交關係回溫，這群「黑畫家」又被黨所徵招，負責替經常接待外賓的賓館妝點具有民族風情的現代水墨創作。
自由陣營中的叛國者
對於藝術家的迫害並不僅限於社會主義陣營，冷戰時期除了「自由陣營」中亦有獨裁政權對藝文活動進行嚴格的審查及控制外，美國於冷戰初期亦曾嘗試對藝文活動進行審查。麥卡錫主義盛行期間，美國眾議院曾組織「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The 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該委員會除對政府雇員及個人、團體進行「忠誠度」調查外，相關的影響亦擴及書籍、藝術展演及大眾影音創作的審查。麥卡錫主義對於好萊塢的影響尤甚，多名電影從業工作者因被指控與共產黨直接或間皆有關，進而影響其職涯發展。
日裔美國藝術家國吉康雄（Yasuo Kuniyoshi, 1889–1953）可以說是麥卡錫主義早期的受害者之一，國吉康雄於1906年17歲時移民美國。二戰期間透過積極協助美軍描繪反日海報，雖免於關押在惡名昭彰的日裔集中營中；但其亦被限制住居城市且相機遭到政府沒收。1947年，時任總統杜魯門參觀其畫作時曾批評：「這名畫家一定是站在畫布上亂潑顏料…如果這就是藝術，那我就是霍屯督人（Hottentot）。」（註1）因為杜魯門的評論，包括國吉康雄在內，原定由多位美國新銳藝術家所組成的國際巡迴聯展，於麥卡錫主義時期被審查並取消展出。美國國會的藝術審查亦曾劍指1930年代引入美國的墨西哥壁畫，以及當時因為羅斯福新政時期（The New Deal）而廣泛設置的大型公共壁畫。
臺灣人對於「自由陣營」中的藝術迫害，想必應當是心有戚戚焉，白色恐怖時期曾發生過的迫害案件，包括了版畫家黃榮燦槍決案，以及多位曾經被捕入獄的藝術家。冷戰時期臺灣藝術家所遭受到的傷害已經不僅是展演的審查或職涯的阻饒，關乎個人生命安全的基本保障承受一定程度的威脅。有的時候，政體的變動改變了國家所從屬的陣營，亦同時改變了藝術工作者的命運。主流歷史總是以正面角度看待柏林圍牆的倒塌，然而統一之後的德國實際上亦有藝術家的職涯因此遭受影響：在東德政權之中曾經手負責多個重要壁畫工程的畫家瓦爾特．沃瑪卡（Walter Womacka），便在統一的德國之中逐漸喪失其對藝壇的影響力，直至漸漸於藝術史中淡出為止。
藝術工作者生存指南
對於藝術家個人而言，最重要的便是保障基本的生存權，再來才是追求藝術創作的自由表現及職涯發展的可能性。對於冷戰世代的藝術家而言，最起碼的生存之道是便是設法逃離極權國家。當然極權國家的標準可能並不完全跟社會主義陣營劃上等號，同時期的前南斯拉夫藝術家可能比起臺灣藝術家，擁有更多的創作及國際交流自由。
依照歷史的實例，藝術家於社會主義陣營國家中，遭受迫害的比例總是要比另一陣營大上許多。然而這並不代表藝術家完全不適合於這些國家中發展，確實也有不少藝術家在極權國家中亦如魚得水，並能藉著制度的優勢而獲得不少榮譽頭銜。然而身在極權國家之中，也必須要承擔政權翻臉如翻書的風險。去年的國家級藝術家成為今年的階下囚，在歷史中亦是頗為多見的例證。也因此，為了職涯發展的可能性而犧牲基本生存及創作自由，必然需要承擔極高的政治風險。
面對越發紛亂的世界，人們因無法預知未來，看似僅能任憑時代的變化蹂躪。但若能依順序考量自身於安全、創作自由及職涯的幾種可能性，並進一步評估分析自己所適合的狀態和條件；那麼即使世界翻天覆地，依舊可以手握生存指北針，在歷史的迷霧之中踽踽獨行。
註1 英語系國家用來泛稱南非遊牧民族的用語，有種族歧視之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