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文杰專欄】談負面文資的保存：請守護僅存的台灣戰俘營遺址

台灣文化保存概念不興，時至今日許多台灣人對文化資產的認定仍然停留在建築外觀是否雕梁畫棟、金碧輝煌。然而，屬於王公貴族或外觀華麗的建築相對容易被保留，但是象徵庶民歷史或是晦暗、負面歷史、不義遺址等具有認定潛力的文化資產則不易得到國人的青睞，有時甚至被刻意被隱瞞、毀滅。

關於什麼是負面文化資產，學者給予了另一種不同的稱呼方式，台灣近年因為探討228事件、白色恐怖，較關注此類文化資產的單位是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簡稱促轉會），在其網站上有一些說明，如下：

（1）日本學者荻野昌弘（Masahiro Ogino）在2002年提出「負面文化遺產」（負の歴史的遺産），指19至20世紀中許多因工業化或戰爭而衍生的遺產，主要針對檢討人類所犯下的的悲劇，且警惕世人絕對不可重蹈覆轍者。

（2）Samuel Merrill和Leo Schmidt在2009年提出「黑暗遺產」（Dark Heirtage），或稱為「不舒服的遺產」（Uncomfortable Heritage），針對戰爭歷史、人類悲劇或暴力事件，具有強烈負面情緒的遺產，為了反省、避免再度犯錯，可以提供正確的理解和正面的影響。

（3）《世界遺產公約》中並沒有定義哪些文化遺產為負面遺產，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1979年將前納粹德國奧斯維辛．比克瑙集中營、1999年將南非在有色人種隔離政策中的監獄島羅本島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皆是為了保存歷史中的錯誤與負面記憶，以作為未來永不再發生的提醒。

除了促轉會網站，已經介紹過的說法，尚有學者採用：爭議襲產、歧異襲產、困難襲產、死亡襲產、監禁與離散的襲產等名稱。

台灣對於負面文資保存概念落後，一直到了這幾年才較有人願意關注，筆者認為原因有二：首先，造成歷史錯誤的政黨依舊擁有政治勢力，他們不願意這些負面歷史再度被提起，除非政黨輪替，以及高度公民意識，否則議題呈現困難；另一方面，台灣在關於文化資產知識追求上，有很長的一段時間與國際脫節。1971年，蔣中正退出聯合國，所以1972年聯合國通過的《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簡稱《世界遺產公約》），我們沒有機會參與。當1979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奧斯維辛集中營這類不美觀的負面記憶地景，列入世界文化遺產時，當時的台灣連《文化資產保存法》（簡稱《文資法》）都沒有，即使1982年《文資法》成立，最初仍是以發揚中華文化為宗旨，連日治時期興建的總統府因環境背景、政治因素，都有學者喊拆，那就更遑論負面文化地景當中的戰俘營。

在相關團體的努力下，台灣開始關注負面文資，但是仍以日治時期監獄、228事件、白色恐怖時期為主，即使促轉會曾經提出了41處不義遺址，然而，這41處不義遺址也只有少數具有法定的文化資產身分，可以保障它們不被破壞、剷除，例如白色恐怖事件的六張犁墓園、景美人權園區。其它多數的不義遺址，不具法定文資身分的原因，主要是地方政府文化局沒有主動去提報審議這些歷史地景，或是委員對這類文化資產認識陌生，不願意給予正式文化資產身分。

在台灣的不義遺址當中，戰俘營潛力文資是冷門當中的冷門，關注度更少，因為是受害者是二次大戰盟軍的戰俘，戰後這些台灣人口中的「督鼻子」（註1）人被送回原本國家，台灣人要了解戰俘營的歷史比較難透過第一手的戰俘訪談資料，所以在台灣必需依賴這些戰俘及其家屬，用非正式外交的方式，透過一年一度在台舉行紀念儀式進行。但隨著戰俘們年華老去，身體力不從心，能來台參加紀念活動的逐漸稀少，而參與活動的台灣政治人物，參加完馬上罹患政治失憶症，忘了承諾。

另一方面在二戰期間，台籍人士有人被日本招募為戰俘監視員者，這一段的歷史也非常重要，但是戰後政權轉換，台籍日本兵身分一度受到敵視，這些戰俘監視員甚至有人遭受審判，大環境並不利於這些人陳述當年的歷史與過往。

2013年，當時擔任文化部部長的龍應台，雖然曾經參訪金瓜石戰俘營遺址，她信誓旦旦承諾將跟新北市府合作，透過影像、文字記錄這段歷史，但是事過境遷，台籍日本兵的歷史依舊沒有在園區被完整呈現，而花了將近1億元的紀念公園，因不是法定文化資產，規劃欠缺文資相關規範，竟然直接將招牌釘在金瓜石戰俘營唯一留存的門柱遺構上（註2），只能說花了大錢之外，甚至還破壞了文化見證物。

台灣曾經有15個戰俘營，若加上監禁盟軍空軍的「台北刑務所」（監獄），台灣在二次大戰期間，共有16個戰俘拘留地。拘禁來自美國、英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南非、荷蘭等地的盟軍戰俘。1970年代以後，許多國家逐漸注意到這一類不美的、帶有警世意義的負面文化資產，開始保留了集中營、戰俘營、拘禁的監獄，其中有的還有成為世界遺產，而即使已經被拆除的場址，有些地方也動用政府的力量，豎立紀念碑講述這段歷史。

不過，台灣的15處戰俘營拘禁地全都沒有因為二次大戰時不人道的歷史事件，而獲得文化資產身分認定。早期政府不懂負面文化資產的價值，不聞不問，且不少還是被公部門拆除改建，不過仍有些可以在荒煙蔓草中找出遺構。這15個戰俘拘禁地分別是金瓜石戰俘營、新店戰俘營、三峽有木戰俘營、台北木柵戰俘營、台北大直戰俘營、台北臨時戰俘營（今民生國中）、台中戰俘營 、斗六戰俘營、員林戰俘營、員林臨時戰俘營、白河戰俘營、花蓮港戰俘營、玉里戰俘營、麟洛戰俘營，和高雄戰俘營。

金瓜石戰俘營，2005年在台灣戰俘營紀念協會會長何麥克等人的努力遊說下，台北縣（今新北市）政府率先在此成立國際和平終戰園區，這也是目前全台僅見的戰俘紀念園區，其實這個戰俘營原本在國際上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為1946年僥倖存活的戰俘艾華士（Jack Edwards，1918年5月24日-2006年8月13日）隨同調查，他們還從日軍軍官居住過的房舍垃圾中堆中，發掘了一批珍貴史料。其中一份文件內容明顯違背《日內瓦公約》，該文件呈現了日本軍方下達命令，萬一同盟國軍隊登陸台灣島時，要將全部戰俘屠殺。可是當時的政府完全沒有意識到戰俘營在文化資產的重要性，金瓜石戰俘營內的木窗等構件都被當地居民拿去廢物利用，終於導致這個戰俘營如今只殘存一根門柱。

另外，拘禁飛行員的台北刑務所，其實是監獄，過去周遭還有許多附屬建築，是數年前華光社區文資案的傷心地，許多潛力文資因為文資審議未通過遭到拆除，目前僅存的圍牆是台北市古蹟，不過這個台北監獄圍牆遺蹟，指定成文化資產的理由，竟然沒有一項跟盟軍飛行員戰俘有關，也沒有提到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史。事實上，台北刑務所監獄跟二次大戰戰俘有著極深的歷史關係，1945年6月19日清晨，日軍將14名被俘的美國飛行員，以「轟炸平民」的罪名處決。兩個月後日本宣布投降，關押在台北監獄的另外11名外籍飛行員總算逃過一死，得以返鄉。2015年，台灣戰俘營紀念協會還在圍牆旁舉行紀念儀式，不過台北市文化局連指定文化資產的理由都遺漏了這一段，只能說讓人匪夷所思。

台灣少數的戰俘營遺址是有立碑的，不過那是由一群戰俘家屬組成的台灣戰俘營紀念協會來台所立，並非由各地文化局發起。例如新店戰俘營擁有紀念碑，聽地方文史團體描述，新店戰俘營即使幾年前曾發生走山、崩塌，戰俘營建築體大多消失，但仍保有一條廁所便溝及部分壘石遺跡，不過筆者至現場時，雜草過膝、遺構已難以尋覓。

斗六戰俘營現址是溝壩國小（溝子壩公學校），亦設有紀念碑，學校過去保有戰俘營改建的教室，也曾思考保留，但卻因為官員欠缺文化保存觀念，沒採用《文資法》積極保留，保存經費無著落，遂於2003年11月遭拆除，成為文化保存的一大遺憾。

戰俘營若經歷大幅度改建、重建，其實已經很難找到蛛絲馬跡的證據，例如木柵、大直等地的戰俘營都已遭大幅度改建，若當地耆老也過世，那歷史就只能灰飛煙滅。其中木柵戰俘營於戰後劃歸國有財產，出售給建商，興建成兆璞之歌大樓，如今思考此事，只有荒謬兩字堪能形容。

至於被軍方接收，繼續沿用作為軍事用途者，可能較有機會存留。據筆者判斷，保留較完好的可能是花蓮港戰俘營，即目前的花蓮憲兵隊誠正營區，營區內仍保留日本時代的將官集會所、防空洞與房舍遺跡。花蓮縣代理縣長蔡碧仲卸任前曾肯定軍方對於文資保存的用心，可是目前該址亦無文化資產身分，再者，一般公民也難以入內一窺究竟，更無法用古蹟與歷史建築的修復方式來規範。

台灣戰俘營的歷史長期來一直被忽略，我們的社會似乎缺乏勇氣去面對暗黑的歷史。今年，屏東縣政府為了興建流浪狗收容中心，竟然在上百處公有土地中，選中了麟洛戰俘營，說明會更是在屏東縣文化處缺席的狀況下，由屏東縣農業處官員對外表示該址不具文化資產價值。因為即將改建，而公民亦無法在屏東縣文化處網站查詢到依照《文資法》第15條的評估報告公告，且屏東縣文化處發包的研究報告也未依照《文資法》第10條公開，因此在媒體上稍微引起一些關注。

筆者因為屏東麟洛戰俘營即將改建為流浪狗中心，因此親臨現場，農業處官員面有難色，除了表示不具文資價值之外，更不希望筆者進入戰俘營探勘，不過曾有文史工作者留下照片紀錄，且在2015年，時任屏東縣文化處長，同時也曾是文資委員會主席的吳錦發曾不只一次現勘，吳前處長在臉書發文指出它的文化價值包括： 

（1）場域完整性：1942至1945年間，日軍於台灣設立關押美、英等同盟國軍戰俘的戰俘收容處，共有16處，包括六個有規模與管理制度的分所：第一分所新北金瓜石、第二台中霧峰、第三屏東麟洛、第四台南白河、第五台北木柵、第六台北大直等。麟洛戰俘營因戰後成為軍人營區、外人不易進入之故，場域相對保存完整，尚遺留日治時期原隘寮溪製糖農場使用之木構造建築（註3）、卵石砌圍牆等；且該場域亦見證戰後國軍駐守與災民收容之歷史。

（2）因地緣關係，當年日軍在東南亞戰事虜獲的戰俘都先送至屏東麟洛，再轉送各處戰俘營分所，所以麟洛戰俘營是日治後期台灣收容最多國籍、最多高階將官戰俘的戰俘營，但也因水土不服、傳染病叢生，是台灣死亡率最高的戰俘營。

（3）這個場域有太多生離死別、重遊故地、重尋舊友的故事，是拍攝電影紀錄片，以及讓英美澳等遊客參訪屏東的珍貴文化資產。

而筆者亦查詢到，麟洛戰俘營的歷史曾經是屏東甄試教師的考題，可見仍有一定重要性。

對於屏東麟洛戰俘營的爭議，筆者認為目前的屏東縣文化處有怠惰失職之嫌，因為該案的文化資產價值評估報告並沒有進入實質的文資審議（註4），且2004年，英籍戰俘及十多位戰俘家屬，參加立碑儀式，屏東縣文化處完全知情。當時的屏東縣副縣長古源光、立委曹啟鴻，麟洛鄉長皆參與了立碑儀式。2017年，潘孟安擔任縣長時期，屏東縣文化資產保護所主任王文章表示，會朝以史蹟認定為歷史建築的方式，協助保留紀念空間，如今文化處處長換人後，屏東縣府竟然否定之前的說法與承諾，豈不令人疑竇？因此，筆者認為屏東縣政府不應該草率決定。

關於屏東戰俘營文資事件，筆者認為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都需要亡羊補牢，採取嚴謹措施，因為依照《文化基本法》第9條的精神：國家於政策決定、資源分配及法規制（訂）定時，應優先考量文化之保存，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文化保存義務之履行，有監督義務；地方政府如今連發包的調查研究計畫都沒有上網公告，也沒有進行實質審議，應該暫緩任何興建計畫。並且由國家文化保存高度，跨區、跨縣市重新評估這16處戰俘拘禁地。（註5）

第二，由日治時期、1942年日治時期1/25,000地形圖來判讀，研究範圍應擴大至隘寮溪製糖農場及查證相關鐵路是否仍有殘蹟，同時進行口述調查，因為根據相關資料顯示，彼時屏東戰俘營之戰俘必需在農場勞動製糖，及在佈滿砂礫的河床地進行採集砂石的工作，將採集之砂石利用台車及鐵道運輸，這些戰俘亦被強迫參與左營軍港的興建工程。所以，隘寮溪製糖農場等區域亦是麟洛戰俘活動的重要範圍。而歷史時間軸的研究也要由1942年徵收溪埔砂石場工寮改建為戰俘營開始，延續至當代。

第三， 文化資產的保留與再利用，必需尊重場所精神，屏東戰俘營需要仔細檢視是否仍有戰俘營殘蹟存在，此外，屏東戰俘營的文化資產價值論述，不應該只停留在日治時期，戰後此處曾是隘寮營區與好茶村等災民收容所，就戰俘營歷史事蹟發生地，跟2007年聖帕颱風造成好茶村民的慘淡記憶，就已經符合目前《文資法》當中的「史蹟」項目，因為《文資法》第3條當中的史蹟指：「指歷史事件所定著而具有歷史、文化、藝術價值應予保存所定著之空間及附屬設施。」另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第5條指出：「本法第3條第1款第6目所定史蹟，包括以遺構或史料佐證曾發生歷史上重要事件之場所或場域，如古戰場、拓墾（植）場所、災難場所等。」

因此，麟洛戰俘營園區應該需要考量整區的歷史脈絡，進入實質文資審議，再來談論設計規畫。未來園區的規畫，建議可以參考澳洲考拉（Cowra POW Camp）戰俘營保留遺構、設計展覽，而非剷除歷史痕跡。

註1　指尖鼻的外國人。
註2　金瓜石戰俘營僅剩門柱，但是當地文史工作者表示戰俘強制勞動的礦坑、索道仍存在，不過也是沒有文化資產身分。
註3　可能是原溪埔砂石場工寮，在1942年被日本人徵收改建為戰俘俘虜營。
註4　屏東縣文化處網站查無評估與審議資料，但是依法應公開。
註5　或許是比照世界遺產澳大利亞監獄遺址，進行大尺度、跨區域的調查。

● 蘇穩中，〈屏東戰俘營應賦予當代意涵〉，《想想》，2016.11.27
● freelife rex，〈發生在麟洛的英倫愛情故事～麟洛戰俘營《鄉鎮輕旅》〉，2018.11.27
● David Ou，影片：〈屏東麟洛隘寮營區-原日軍屏東戰俘營〉，2016.11.29
● 屏東文化處，影片：〈二戰後期台灣第三戰俘營（屏東麟洛）的台籍監視員楊登清老先生（1922出生）回憶當年1〉，2015.09.03
● 屏東文化處，影片：〈二戰後期台灣第三戰俘營（屏東麟洛）的台籍監視員楊登清老先生（1922出生）回憶當年2〉，2015.09.03
● 客家電視，影片：〈《村民大會》EP653預告：流浪到戰俘營〉，2019.0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