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總專題】台灣當代藝術日常之二十年碎碎念

在我創作的錄像影片中、那個穿越城市環境屏障而游刃有餘的角色，在現實中面對真正的體制挑戰應該會死得很難看。這次《典藏．今藝術＆投資》找我寫一篇文章，從藝術家角度來談藝文環境的影響，看似簡單的題目卻讓人有種大爆炸的百感交集，心態的改變總是趕不上人事的變化。

大家還記得1998年發生在台北的藝文盛事嗎？有多少人跟我一樣，二十幾年下來眼看著台灣這原本可以是全世界注目的亞洲當代藝術重鎮，一路被其他城市、國家追趕超越以至於落得今日的窘境。台灣並非沒有好的藝術家、策展人與藝術機構，而是幾十年來，在沒有明確文化政策的背景下，一直（並非故意地）以錯誤的策略來經營和想像台灣的文化環境、藝術市場與生態。如今藝術家和少數組織還秉持著中小企業精神在江湖闖蕩，政府到現在還在出錢找國外機構來訪。我懷疑，是要讓世界看見出色的藝術家成就，還是鮮明可供辨認的「文化主體」？我承認在這裡說出文化主體讓人汗顏與不安，許多從國外拷貝的文化產業模型似乎還沒有讓我們踏上捷徑，教育、學術、展演系統之間的近親爆炸繁殖，稀少的資源，激烈的競爭，如果我是當下年輕世代的藝術勞工，應該也沒有太多選擇的路，在相近的脈絡裡要創造出辨識度的確不容易，到底這二十幾年是怎麼消失的？

最近大家關注藝術分離課稅的議題，很多人都有收到文化部委託的市調公司的邀訪，主要是想瞭解藝術勞動者的處境，以及如何改善視覺藝術的產業環境。訪談過程出現了這樣的提問，大意如下：「……藝術家在創作過程的某些開銷是含稅的，可是作品從畫廊賣給收藏家卻沒開發票，對藝術家來說是不是不公平……」。看似簡單的問題卻隱藏著邏輯推論的偏誤，我們也可以反過來提問：

藝術家的創作行為是否造成畫廊逃稅和收藏家逃稅？

畫廊與收藏家已繳稅，試證明繳稅有益於藝術創作？

假設大家都繳稅，藝術產業的興衰是否與此正相關？

這真的很鬧、很調皮，「藝術家／畫廊通路／收藏家」在提問中被化約成一個封閉的經濟循環。我同意課稅是必要的，如何變通才是重點。長久以來，台灣當代藝術發展與市場的最大問題其實就是政府自己與機構政策本身，讓藝術家少繳點稅顯然無法扭轉生態，整個產業的活絡對藝術家才會有利。就算市場低迷藝術家還是可以創作，你的藝術還是你的；熱絡的市場卻可以讓你的藝術更有機會變成別人的收藏，才會有條件去放大自己的夢想。課稅與否對藝術家跟畫廊影響真的不大；可能逃稅的，你怎麼可能讓他吐錢出來？為什麼不能比照鼓勵科技產業一樣，把這些應繳的稅放手當作投資，這樣一來不但鼓勵藏家與刺激市場，也能夠增加國外畫廊、藝術機構進入台灣的誘因，隨之而來的運輸、物流倉儲與文化觀光產業所帶來的產值與效益，搞不好比直接課稅還要可觀得多。不過我懷疑，當今疫情已經開始重新塑造國際金融秩序，對於什麼事情都喜歡講求公平與對價關係，怕有錢人逃稅又拿不出辦法讓他們願意掏錢出來投資的台灣政府是不是已經準備好了？減稅或許讓藝術家勞工們人手一根好釣竿，可是波濤洶湧的池塘裡沒幾隻魚。

私下跟朋友聊天常常談到台灣當代藝術喜歡跟風，跟風其實很正常，全世界都一樣。先說國外的月亮不見得圓卻稍微不同，從幾個藝術大都會的文化活動大家就可以看出當今世界什麼最潮，但不會是所有的藝術機構都在處理類似的議題，這些不同型類藝術的多元共生就像好幾口各自擁有完整生態的水井，最後在地下水層彼此相互連結。台灣的藝術支持系統比較接近幾個彼此相連的水窪，在重疊的資源裡互相競爭，弱弱相殘，市場與資源不夠支撐這個系統的情況下，反而造就了藝術表現的趨同演化，明明不一樣卻硬是被塞進擁擠的框架：袋狼滅絕了，所以袋鼠可以說袋狼抄襲嗎？之前在藝術大學參加評鑑，教授都會批評學生的作品看上去就是為了進入雙年展系統而做的，結果承接這些新鮮藝術勞工的展演系統所篩選出的，也還是這類型的作品。其實這也不能怪誰，資源有限的前提下大家都看得到「捷徑」在哪裡，沒那個條件憑什麼要人家為你堅守貞操。在侷促的狀態下要創造議題有時會把人逼瘋，那是不是乾脆複製現實，稍加點綴之後貼上好服務喜歡打卡的普羅大眾？那說好的藝術教育呢？

記得2004年我去倫敦Gasworks參加駐村交流計畫，遇到有很多人都在問：英國還會不會出現像YBA（Young British Artists，英國青年藝術家）這樣的藝術世代？我認為不會，因為生猛的藝術家必須有個可以跟他對話的社會條件，如果大家都當乙方接案就生猛不起來了。這似乎也反映了當時倫敦藝術圈對於政府推動「創意產業」政策的憂慮，當時的我太年輕還不能夠意會過來，每當我去逛白教堂美術館（Whitechapel Gallery）旁邊的藝術家市集，都會驚艷於這些年輕藝術家攤位展現在「作品」上的巧思，一旁的英國策展人卻告訴我，他們的藝術圈早就唱衰，而政府也摸摸鼻子承認失敗，這種感覺在台灣應該不陌生。我曾經在高中美術班和藝術大學與研究所兼課打工「渡小月」了好幾年，並且常自嘲這就是一個觀察「九年一貫」藝術教育的機會，期間不乏聽到學生們對於文創與創作的混淆。的確，在某些情況下兩者的確有機會可以完美結合，當被問到是否可以給他們建議，心中卻是百感交集，學校要繼續營業就得每年大爆炸收一堆學生，大家畢業後都去哪了？餅不夠大，如何餵養這群新鮮的藝術勞工？我們根本沒有好的文化政策與後勤系統去跟產業政策抗衡，然而過去政府卻把產業政策當作文化政策推動，曾經不時聽到文化政策辯論的聲音，沒有清晰的文化政策作為背景來驅動部會的結果就是，每一位部長都有自己任內的願景，換人做之後就是另一番局面，可憐的空總似乎已經完成了階段性的任務，新的文化部長才上任沒多久，他們的預算就被刪了，還是我自己想太多？

從1990年代末華山的發掘、抗爭、興起與墮落，當時的藝文圈似乎累積儲備了動能準備跟體制好好大幹一場，只不過最後還是失敗了，十幾年下來不時聽到馬後炮的檢討聲音。而今天我們面對空總的八年總體開發計畫，反應卻比十幾年前還要冷淡，藝術圈似乎還沒準備好要如何回應，還是想把責任放手交給文化菁英們就好？我們生活在一個居住不易的環境，尤其是台北，藝術勞工常抱怨租金太貴，找不到工作室等等，通常大家會把補助系統當作理所當然的救濟管道，可是問題的癥結不就是那些存在著問題的公共政策嗎？如果沒有試著找到問題核心，沒有社會參與的覺悟，就是等著被大環境吞噬。

假設台北最終可以留下一塊真正的創新實驗基地，這會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然而，面對產值不高卻還在仰賴國家補助支持的藝術產業來說，憑什麼要人家把在台北市中心蛋黃區裡的這一顆蛋黃與你分享？我曾經在2019年C-LAB年度大展「城市震盪」裡跟「山厂建築工作室」合作，透過一個即將在空總這個地方發生虛構且荒謬的開發計畫「超級進化：台北超級雙峰生態文化園區開發案」，從都市規劃的角度提出對於城市的想像與反思，以及我個人對於空總未來發展的擔憂，最終希望能刺激大家思考、討論文化園區在都市規劃中的處境。在這個虛構的開發案裡有滿足商業開發、社會住宅、生態與文創發展的所有規劃，獨缺現實世界裡正在發生的文化實驗場域。原因是，計畫執行過程中我曾經與關心和參與過這裡的建築相關領域先進討論，從世俗邏輯和現實條件推演的結果，文化實驗場域在此發生的機率是最低的。

這個「震盪」展覽在當時卻出了奇的平靜，展覽即將結束之際我跟幾位建築師，有阮慶岳、呂欽文、林洲民舉辦了一場論壇，最後雖然在砲火猛烈下結束，除了後來有看到吳牧青的回應，卻無從得知藝文圈其他人的反應。的確，C-LAB在此艱苦經營是有它的道理，除了幫藝文圈佔地盤，身兼規劃任務的同時也要分配資源。照理說空總在這個都市區塊的發生原本可以是一場壯闊的文化運動，可惜的是，這裡雖然具備打群架極需要的資源，對資源的依賴卻成為自己的緊箍咒，作為執行文化部任務的單位受限於體制又無法做出與政策互相扞格之事，以致平白喪失討論空總與周圍區塊的話語權，無法讓藝文圈的參與切入敏感核心並化為日後動員組織的可能。最讓人不安的是，這些花大錢投資的所謂實驗、運作的團隊所面對的是隨時動態調整經營方向的命運，如果有一天因為某種原因失去執政團隊的支持（註），那些曾經參與過這裡活動的藝術圈就只能摸摸鼻子當作幫別人鋪路做功德，到時候藝術圈是否有還有能量，也願意自主性地站出來捍衛所謂的文化實驗精神？

真心希望不會有這麼一天！在華山失守之後，藝文界都念念不忘原本台北應該要有一個真正的文化（實驗）園區。不過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不知道有多少勢力早就盯上空總這塊肥肉！想要在空總這裡立足，應該不只是辦展覽、論壇，把周遭鄰里找來共襄盛舉，也拉外國藝術品牌一起合作就辦得到的。先不談台灣政治的詭譎善變能夠如何影響空總未來的發展，如果藝術家都不去瞭解這顆蛋黃，以及由它所反映出都市規劃與公共政策對於藝術文化發展的衝擊，又怎麼能在這個兵家必爭之地跟其他對手競爭，自然也會喪失跟鄰居打交道的資格。在必然要和開發勢力競爭的情況下，此時應該要向執政者提出要求，從確立一個清晰的文化政策開始，在保障資源和預算分配的架構下對空總的未來規劃做出明確表態。

所以，對空總抱持著因為友情或者裙帶關聯就無條件支持的心態是否應該調整一下？如果作為執行文化部任務的組織有其體質上的限制，藝文圈是不是也應該以民間力量主動從政策與都市發展的紋理提出自己的想像，並思考空總在未來還可以容納什麼樣的可能性。這不會只是空總的問題，感覺這題如果不解，將影響文化發展在未來都市規劃中所扮演的角色。

註    由於台北市政府握有核發空總這塊土地使用執照的權力，也能影響未來都市規劃中的文化建設方向，鄭麗君如果參選台北市長將對於空總的發展有著決定性影響。假設當選市長，即便遭遇政黨輪替都還有能力支撐住空總，並縮短下一次輪替前政策銜接的空窗期，前提是要能輪替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