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同志書寫】女同志們的集體創作，重訪《女朋友》雜誌

「我們之間」是台灣第一個女同志團體，成立於1990年2月23日，成員含括各階層與年齡層，曾加入的會員超過4,000人。（註1）《女朋友》為旗下出版的雙月刊雜誌，1994年10月5日創刊，共發行35期，至2003年4月停刊。

然而，面對此一龐大的文本史料，無論學界或民間都未曾針對組織或內容進行完整而深入研究，多為介紹性文字，或在同志文化生產的脈絡中給予初步定位。（註2）本文藉由訪談曾經參與《女朋友》的義工群，勾勒出雜誌生產的工作方式與氣氛。另一方面，《女朋友》雜誌的內容駁雜，十年來累積的文字及其刊登的廣告記錄了彼時女同志的生活、情感與政治，本文亦試圖初步分類分析，為這份跨越前同運時代的刊物定錨。

本文採訪的五位核心義工皆是「我們之間」的第二代義工，她們約在第12期之後開始接觸雜誌的編務或行政，並在第19期改版後成為主要的編輯群。訪談開展前，我碰了幾次釘子，收到的回應類似：「我不能代表《女朋友》受訪……。」千迴百轉，幾經探訪，訪問五位當時的核心義工後，我才明白所謂「不能代表《女朋友》雜誌」究竟是什麼意思。

創刊者之一魚玄曾在〈從運動團體到成長之路〉一文中記敘「我們之間」與《女朋友》的創建過程，《女朋友》的前身為團體內的會訊，1994年則擴大企畫成為對外販售的雙月刊雜誌，魚玄寫道：「1994到1998年，我的整個生命都和《女朋友》交織在一起，這段時間共事的朋友前前後後不下五、六十人……」顯見這份刊物曾經捲起的力量與動能。

曾任雜誌執行編輯的辛夷回憶：「創刊者希望《女朋友》如同髮廊裡的女性雜誌《姊妹》，篇幅短易閱讀，親切但不失深度。」第1期至18期，《女朋友》採菊16開的小開本，約30至60頁，輕巧而低調。第19期改版為大開本，在製作上更好發揮。在1994年8月號《誠品閱讀》的同性戀專題中，「我們之間」的成員曾如此介紹即將創刊的《女朋友》：「內容上，我們不標舉理論，因為我們認為女同性戀是一種生活方式，但最基進的思想常寄託在最具體的經驗中。我們希望探索、建立具有主體性的女同性戀知識，但採取的語言、形式將是非常生活的。」成員怪貓也將雜誌定性為：「試圖進入大家的生活，提供一個讓女同志可以互動的空間，讓讀者看到『有人跟我是一樣的』。」

《女朋友》雖為定期發行的刊物，但編制上並無固定成員，編採團隊自創刊至終皆以不支薪的義工為主，版權欄目上可見每一期的製作團隊都略有變化。每兩個月召開一次編輯會議，義工們聚集分配專欄，並討論專題走向與執行方式。第19期改版後，每位義工以認領的方式輪值執編。然而，參與雜誌的義工不一定擁有編輯經驗，團體也會舉行組訓培力，或者，義工進入團隊後再慢慢地由資深義工帶領進入編務工作。

現在仍於出版圈工作的辛夷和小貓便認為許多編輯技藝是在《女朋友》時期所養成，辛夷說：「手工貼稿，專題企畫，採訪經驗，美術編輯，發行通路，如何與書店交涉結帳，其實在一般出版社都不可能有機會學到這麼多，但我在《女朋友》就參與了從上到下的所有工作。」小貓亦回憶：「早期的前輩是資深編輯，功夫很紮實，我被一步一步手把手帶起來，現在有些編輯技能其實是那時候累積的。」

就幾位成員的記憶所及，當時雜誌的發行量大約是1,500本，出刊後，她們便自行開車至誠品書店、唐山書店、女書店鋪貨。然而，當時的銷量並不好，曾經負責發行的小趙分析：「可能的原因一是雜誌又薄又小，可以立即在書店翻完，二是早年敢在書架上摸這本書的人甚至不多。」那是個無法出櫃的年代，的確，年輕的女同志們若非獨居，買回家的《女朋友》能藏在哪裡？

相較於同時代亦關注性／別議題的雜誌如《愛報》、《島嶼邊緣》、《騷動》，《女朋友》在定位與操作上有其草根性格。除了創刊義工為資深編輯，第二代義工來自社會各個階層，因為輪值執編的制度，每位成員皆有機會在刊物中執行自己關心的題目，在這個場域中分工協作、努力打造出一本集體的刊物。幾位受訪者皆曾提到，當時「大家在團體裡都很平等，並不因為年紀或資深與否就有比較多決定權。」

如此工作模式反映在《女朋友》的內容便是其鮮明的草根性，整體內容約可區分為三個部分。一是記錄拉子生命狀態與生活樣貌，《女朋友》的專題處理方式多是以座談紀錄或採訪的形式，邀集與主題相關的人物直接對談，如：歐蕾（old lesbian，意指約40歲以上的女同志）、雙性戀、婆；或是與親密關係相關的議題，如：性高潮、婚姻、購屋、情趣用品；或是在各種社會關係中的女同志處境，如：過年、假結婚、如何出櫃。此外，「同志職場」專欄訪談了各行各業的女同志，「雙人枕頭」呈現了交往多年的拉子伴侶的生活樣貌。

二是藉由較具新聞時事性的報導描述當時的同志生態與處境，「同志動向」專欄載錄同志大事及重要資訊；「同志運動場」則記錄了當時的重要事件，如：新公園、台大強迫出櫃事件；「巫婆肥皂箱」以女同志的觀點解讀社會新聞，如華視新聞偷拍事件、文大講師簡維政疑似性騷擾事件、黃錦洲滅門案等。三是運用一系列策略攤分權力與工作給讀者，在雜誌上開闢交流與互動的空間。問答式的「Dyke Box」解答同志疑難，「七嘴八舌」則開放空間讓同志們討論議題，「放電小站」則提供轉信服務，成為前網路時代的重要交友平台。

雜誌在30期之後略顯疲態。一方面新舊人力的交替間出現了斷層，另一方面，2000年後網路興起，社群內的交流管道加速發展。辛夷認為，大家不會再集體認同「一個」品牌，早年除了「我們之間」和《女朋友》，沒有別的平台可以取用，當BBS站愈來愈多，愈來愈少新義工能夠接續過去的力量做雜誌。「為什麼我們感情上會被凝聚？有一個形式上的原因，《女朋友》需要密集的人力，出刊前，我們會在幾個晚上聚集在一起，久了也就愈來愈熟絡，當時因為手工性質高，不需要有排版專業的人才能做，所有人都可以參與。所以，當《女朋友》開始外包給專業美編執行，也就失去了一個可以共同工作的時間，認同感也就漸漸流失。雜誌也許看起來更專業，但培養革命情感的機會也就消失了。」

後期，她們也曾思索雜誌是否應該轉型為網站，嘗試後發現依然無人能經營便作罷。另也曾考慮將「我們之間」立案成為正式組織，1995年，第一代的義工們便曾討論過是否應該成立協會，然而，囿於大部分的成員皆有出櫃壓力，當時約30位核心義工一致決議讓「我們之間」維持為地下社團。（註3）有趣的是，「我們之間」雖然累積了社群內的人力與資源，卻非所有成員皆帶著「做運動」的意識而來。如怪貓所言，她認為自己在生活中實踐女同志認同，從未標舉自己在做同運。辛夷則很清楚這是「下班後所做的事情」，阿邦參與團體前也不知道什麼是社會運動，只認為自己是來「做一點事情」，會畫畫就畫畫，會拍照就拍照。

第二代的義工們也曾再次討論立案的可能，然而，除了依舊卡在無人能夠出櫃浮上檯面外，成員們也未做好成為一個組織工作者的準備，怪貓解釋：「某種程度上我們都有一種『潔癖』，大概很難想像進來團體做事又可以拿錢。」阿邦也表示：「我們一直接收到的訊息是，團體裡的經費都是所有會員辛苦賺錢所捐來的，不可能把它變成薪水。」

最末，辛夷提議結束刊物，「因為當時團體卡著好幾個月，沒人值班，也不出雜誌，幾乎停擺，倒數兩本雜誌的出刊期也延宕許久。《女朋友》停刊或許很可惜，但不停損的話，就會變成一個很不堪的狀態，同志運動未必要繫在這份刊物上，它會有其他方向和出口，我想通這一點後便開始積極聯絡其他義工，為這個團體和刊物做個總結。」

從1994至2003年，《女朋友》走過近十個年頭，也陪伴當時的女同志們走過建立認同與文化的重要階段，成員們紛紛回憶，接觸「我們之間」以前，甚至不一定有所謂「女同志」的認同。小趙因為看到了報導介紹女書店有一些女同志的出版品，那時還不這麼確定自己的性傾向，但想了解。「我記得當時在女書店的門口繞了很久，一直不敢走上去，我覺得那是被貼標籤的地方，走上去有點丟臉，最後還是進去了，但頭都不敢抬起來，買了《女朋友》之後就打電話過去，參加了《蒙馬特遺書》的座談會，也參加了第一屆的義工組訓，就此進入『我們之間』。」對阿邦而言，當時剛出社會，無法適應工作，在痛苦的日常生活中，資深義工對她照顧有加，「她們甚至把我帶在身邊，是我人生階段上很重要的支持。」

訪談時，我逐漸在這群幾乎退下前線的義工們的言談間感受到「我們之間」烙下的重要痕跡，團體雖然結束了，面對《女朋友》的謹慎態度卻未曾鬆懈，顯然，「集體」是一個理解《女朋友》的關鍵字。「不能代表《女朋友》雜誌」反映的是一種可能僅存於1990年代的集體意識感，在那個無法出櫃的年代，做為女同志其實得靠「我們」之間的彼此扶持才得以完成，誠如小貓於訪談最末給予《女朋友》的定位：「很難得有這麼長的時間累積了許多女同志的生命，《女朋友》其實是一個集體創作。」

註1 此數據參考自魚玄的〈從運動團體到成長之路〉，收錄於《揚起彩虹旗：我的同志運動經驗1990-2001》，台北：心靈工坊，2002。

註2 如林佩苓的碩士論文《依違於中心與邊陲之間》；陳佩甄的碩士論文《台灣同志論述中的文化翻譯與酷兒生成》；簡家欣的〈九○年代台灣女同志的認同建構與運動集結：在刊物網絡上形成的女同志新社群〉，《台灣社會研究季刊》，30期，1998.06，頁63-115；趙彥寧的〈台灣同志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一個關於文化生產的分析〉，《台灣社會研究季刊》38期，2000.06，頁207-244。

註3 參考自魚玄阿璣，〈對運動路線的一些思考〉，收錄自《女朋友》，14期，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