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嚴後，1980年代以來積聚的社會能量升至高點，過去在島內曾受壓抑的族群和運動幾乎同時迸發，並開始打造各自的認同政治與發言空間。在性別議題方面，同性戀社團與校園學生社團在1990年代初相繼成立，伴隨著社群建立與權利意識的萌發，當時的社運團體所出版的機關刊物與書籍既留下珍貴的紀錄，也呈現了當時「做運動」的型態。
2000年前後，隨著同志運動、書寫漸趨轉型與平緩，諸多研究者也開始分析這波浪潮的意義及其影響。有趣的是，諸多研究者皆認為同志風潮的開始，其實是在主流文化場域中的文本現象—1994年朱天文的《荒人手記》、1995年邱妙津的《鱷魚手記》、1996年杜修蘭的《逆女》等，都是因獲頒主流文學獎而致大眾矚目。此外，當時絕大部分同志研究與論述成果均發表於諸如《島嶼邊緣》、《騷動》、《婦女新知》、《聯合文學》等不為國科會認定為學術期刊的民間刊物上，這也展示了早期同志研究與大眾媒體緊密相連的特色。由此，1990年代的同志運動成果也被定性為積極呈現同志文化，當時最重要的運動資源，則是同志社群能夠形構抵抗論述，並以此反擊被強行定義的知識能力。（註）當時留下的論述成果亦影響至今。
《島嶼邊緣》第九期發表會「拍賣11名男人」實況。（出自《島嶼邊緣》網站）
在文學方面，紀大偉已於近作《同志文學史：台灣的發明》中精采的分析了台灣的同志文學如何見證了一種立基於同志文學的現代性。本文則將聚焦幾份重要的民間刊物，從當時所處理的問題及方法上，看見1990年代的同志們如何外援內引，在言語匱乏的社會情境中，為「同志」與「同志運動」建立定義與框架。以下將從《女朋友》、《島嶼邊緣》、《婦女新知》月刊及《騷動》為引，勾勒出三個重要面向。
女同志的集體創作
「我們之間」是台灣第一個女同志團體，成立於1990年2月23日，成員含括各階層與年齡層，曾加入的會員超過4000人。《女朋友》為旗下出版的雙月刊雜誌，1994年10月5日創刊，共發行35期，至2003年4月停刊。
1994年出版第二期的《女朋友》雙月刊封面。（蔡雨辰提供）
《女朋友》在定位與操作上有其草根性格。參與編務的義工來自社會各個階層，因為輪值執編的制度，每位成員皆有機會在刊物中執行自己關心的題目，在這個場域中分工協作、努力打造出一本集體的刊物。如此工作模式反映在《女朋友》的內容便是其鮮明的草根性，整體內容約可區分為三個部分。一是記錄拉子生命狀態與生活樣貌，《女朋友》的專題處理方式多是以座談紀錄或採訪的形式，邀集與主題相關的人物直接對談發聲，不再另行編輯詮釋。二是藉由較具新聞時事性的報導描述當時的同志生態與處境。三是運用一系列策略攤分權力與工作給讀者，在雜誌上開闢交流與互動的空間。
《女朋友》除了有其史料上的意義，在當時，這份刊物也成為一種「辨識的記號」，成為女同志間互助、互動的重要信物。《女朋友》顯然是「我們之間」集結成員的重要管道，在生產面，它能藉由刊物的編纂及出版過程，凝聚義工間的共識與向心力；在消費面，許多讀者購買此刊物的動力不僅在於其中的交友空間，更是尋找認同與我群的過程。《女朋友》是以自我再現開闢一片公共空間，進行自我定義，意圖挑戰主流媒體上對於女同性戀的僵化想像與成見。
1997年出版第18期的《女朋友》雙月刊封面。（蔡雨辰提供）
妖言如何成為典範
《島嶼邊緣》創刊於1991年，共發行14期，被視為泛左翼軸線文化評論的集結，主要參與成員為蔡其達、姚立群、王浩威、陳光興、吳永毅等人。其編輯特色即為無固定主編，也讓這份以專題為重的刊物，在各期呈現上各有風采（及爭議）。其中，與同志文化直接相關的便是第九期由王蘋與丁乃非主編的「女人國．家認同」（1993）和紀大偉、但唐謨與洪凌主編的「酷兒」（1994）。有趣的是，《島嶼邊緣》出刊後常舉辦發表會，「酷兒」那期十分受歡迎，參與者眾，甚至加印了1000本。
《島嶼邊緣》第十期封面。（出自《島嶼邊緣》網站）
直至今日，台灣的同志論述仍絕大部分源於可觀的西方理論及觀念，「翻譯者」經常即為「創造者」，其產生的影響不僅在知識面上的宣傳，更隨著傳播深植於本地同志文化進而轉化。其中，「酷兒」一詞便是絕佳範例。酷兒譯自Queer，此詞原為反同志之歧視字眼，在1980年代的西方同運中卻反挪來以自信、挑釁的態度自稱，自有其顛覆性的意義。而在1990年代的西方學院，queer studies也開始興起。
在「酷兒」一期中，適逢編者洪凌翻譯的《竊賊日記》與紀大偉翻譯的《蜘蛛女之吻》出版，專輯便收錄了兩本小說摘錄及譯序，其後編錄一篇〈小小酷兒百科〉，編列49條相關詞彙（並搭配男體照片，有趣的是，僅有男體），詳盡且具叛逆性地形塑「酷兒」的樣貌與姿態。
《島嶼邊緣》的酷兒專題出版後，此一譯法逐漸為學院中的同志族群所使用。例如，1995年後開始發展的BBS包含清大女性主義站、台大不良牛、KKCITY站等，陸續出現以酷兒為版名的討論區，內容以性別議題為主。大學內的相關社團也以酷兒為名，例如成立於1995年的中央大學酷兒文化研究社，並在成立宗旨中強調跨越性別、性傾向、性行為模式，希望創造一個多元、尊重各類族群的空間。而在學術場域中，亦有課程開始冠上酷兒之名，例如，1996年朱元鴻於東海大學社會研究所開設「娼妓與酷兒：理論專題」、1998年何春蕤於中央大學英美所開設「女性主義理論與酷兒政治」。
《島嶼邊緣》第九期封面。（出自《島嶼邊緣》網站）
值得注意的是，酷兒理論的翻譯與研究如此快速地在學術圈中擴散，不僅是單向吸收西方的學術潮流，亦是藉由論述試圖回應當時台灣逐漸現聲的同志族群。然而，此一理論概念所蘊含的顛覆性在1990年代也一直停在紙上層次，直至2000年後才有更多所謂性弱勢主體現身。
姊妹鬩牆？
《婦女新知》月刊自1982年創刊至1995年止皆維持月刊的形式，1996年6月，《騷動》脫胎自《婦女新知》月刊，共發行五期。編輯團隊仍為「婦女新知」的工作者，她們於發刊辭中強調此刊物不限於機關報的格局，企圖「進一步擴大和深化現今的台灣女性主義論述和運動」。隨著婦運所處理的議題愈趨多元複雜，《婦女新知》月刊的內容愈來愈多，逐漸排擠了原本向捐款者及支持者報告工作內容的通訊功能，因此，她們決定將議題的部分集中在《騷動》，也讓這本約100頁的小冊子成為論述密度極高的文化刊物。
《婦女新知》月刊與《騷動》雖為婦運組織所出版的刊物，其內容卻也為台灣社會保留了重要的同運史料。1990年代初，婦運團體中異性戀女性主義者與同性戀女性主義者之間的緊張關逐漸浮現。1995年，161、162期《婦女新知》雜誌發表了「內爆女性主義」系列文章，首次披露女性主義社群中的恐同傾向與異性戀霸權。此次論戰極為重要，顯示了婦運內部的個體差異，具有不同的意識型態與政治取向，也呈現出運動者們如何思考女同志對整個婦運的意義。
《騷動》第一期（1996.06）。（財團法人婦女新知基金會提供）
在此爭論之後，《騷動》發刊。《騷動》雖僅出刊五期，其內容卻濃縮了整個1990年代重要的婦運議題（及其內部爭論），包含：新男人論述、婦運是否該介入國族打造、同志的「現身」問題、反色情運動與性解放論述、婦運內部的階級差異等。如今回顧，論述中的爭議點放在今日仍未獲得共識，顯然，在那個社會力大爆發的時刻，重要而深刻的矛盾已經顯現，也因為其矛盾性，無法一時半刻被解決，它像股深流屢次在不同的歷史機緣中顯現。
註 參考自簡家欣的〈九○年代台灣女同志的認同建構與運動集結：在刊物網絡上形成的女同志新社群〉，《台灣社會研究季刊》，30期，1998.06，頁63-115。趙彥寧的〈台灣同志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一個關於文化生產的分析〉，《台灣社會研究季刊》38期，2000.06，頁207-244。朱偉誠的〈台灣同志學：回顧與前瞻〉，國科會研究成果報告，計畫編號：NSC91-2411-H-002-036-。
蔡雨辰( 8篇 )文字工作者，曾任《破週報》執行主編，《新活水》特約編輯。為多家文學、電影、藝術媒體撰寫評論與人物專訪。主編書籍皆試圖挖掘與記錄台灣的歷史：《拒絕被遺忘的聲音：RCA工殤口述史》、《踏青─蜿蜒的女同創作足跡》、《拆解藝穗．十年報告》、《漫遊雙和：走尋城市故事》。正在進行90年代同志運動之口述計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