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閱讀
在影像流動中學習 富邦文教基金會的「電影學校」

在影像流動中學習 富邦文教基金會的「電影學校」

2010年前後,新媒體正達到某種顛峰狀態,年輕人能非常容易地應用網路平台、媒體、社群網站等工具。在影像俯拾即是的時代下,富邦教育基金會也開始辦理各式青少年課程與「攝影工作坊」、「紀錄片工作坊」、「創意影像工作坊」等營隊。
自文化中長出的電影教育
法國各級學術單位在電影教育上的投入已有數十年的努力過程,學生自小學國民義務教育甚至從幼兒園階段開始,便對影像有直接的接觸與了解。法國電影教育的推動起因,約略可回溯至1985年前後,當時,VHS錄影帶已發展為家用格式,戲院受到錄影帶店與民眾觀看模式改變的衝擊,觀影消費大不如前,為維繫生存,戲院業者紛紛主動投入復興電影運動,政府也有意識地自教育著手復興。而自1989年起,做為政府與電影專業人士間協商角色的CNC,也開始啟動「電影學院」(Collège au Cinéma)計畫,每年針對小學、國中、高中各階段選出8到10部電影進行教學手冊的編寫、教師培訓、戲院協調,直接將學生帶往戲院看電影,提倡美好的觀影經驗,並在學校課程中進行討論。
1998年CNC啟動「中學生與學徒電影中心 」(Lycéens et apprentis au cinema),參與學校的學生須由教師陪同,於學年內觀看至少三部電影(每部電影學生僅需負擔2.5歐元(約台幣80元)票價,其他成本由片商、戲院共同負擔),每部片皆有免費教材光碟(內含創作者介紹、每幕畫面與幕後分析,教材亦同時公開於網站中提供閱讀)。每年亦邀請電影專業工作者與學生分享工作內容,進一步使學生獲得更多銀幕以外的相關知識。
法國教育部與CNC針對義務教育系統中電影教育方面所做的努力,在過去20年來累積下已有縝密的運作方法,他們在低年級階段先以圖像、音像甚至電影海報引導學生理解作品理念,作品包含傳統至當代,再逐漸增加討論的複雜度;中學階段則開始將電影延伸至不同科目,包括法語、歷史、地理與藝術史,學生也開始分析電影語言並嘗試拍攝作品。高中課程包括「視覺藝術與創作課」、專業必修(一週五小時)或選修(一週三小時)之「電影與音像課」,課程皆可與CNC的計畫合作;大學階段才是針對藝術史、藝術相關科目的深化內容。而這些來自文化部管轄下的相關產業稅收的教育預算,也期待能培養出大量電影觀眾甚至專業電影產業工作者,使整體生態得以健康循環。
《刪海經》導演洪淳修與花蓮高中同學們討論紀錄片影像課程。(富邦文教基金會提供)
在新媒體時代思考青少年教育
相對法國這般各階層單位有高度共識的電影教育方法,藝術相關課程在台灣的國民義務教育在學科比重上,往往是較被稀釋的一環,在目前台灣12年義務教育體制內,仍未有電影專屬內容,相關課程多半來自民間單位自主規畫。「在傳統的行為矯正以外,我認為台灣青少年工作的困境,在於這段非常重要的行為發展階段中,所有他們原本應該處理的任務,在台灣的教育中都是空白的。例如大量的同儕關係、認同、對世界的好奇心與想像能力,這些可能性都是未被處理的。」富邦文教基金會總幹事、「全國高中職巡迴電影學校」(以下簡稱「電影學校」)計畫主持人冷彬表示。多年前自美國回台後,她便不斷思考如何在不同的工作內容中處理上述空白,而從自己在美國的社工經驗中,她也感受到藝術進場是解放孩子可能性、培養感官很好的方式。另一方面,在課程設計上往藝術落點的規畫,很大原因也來自台灣學生對藝術的陌生與不熟悉,冷彬說:「正因為這樣,他們在藝術課上很難像其他學科那樣,向老師『演』出某種正確答案。我們從小到大對藝術涉獵太少,學生反而能在不同的藝術計畫裡呈現自己真實的樣態,因為他們連要去描述一個觀看經驗都是很陌生的,只能坦白做自己。」
2010年前後,新媒體正達到某種顛峰狀態,年輕人能非常容易地應用網路平台、媒體、社群網站等工具。在影像俯拾即是的時代下,富邦教育基金會也開始辦理各式青少年課程與「攝影工作坊」、「紀錄片工作坊」、「創意影像工作坊」等營隊。但隨著帶領與陪伴青少年從事影像創作的經驗與對作品的觀察,他們亦感受到在工具便利、社群關係的鏈結下,青少年的觀看多半趨向戲謔與消費式的影像,這也導致他們拍攝作品內容和方式的單一,作品內容多來自電視劇、偶像劇的影響,難有厚實的內容與細緻的影像語言。冷彬談到:「所有故事都來自經驗和觀察的轉換,怎麼去理解影像本身、如何將影像做為表達自己主張與意見的方式,這都需要很多思考,但當時我們遇到最大的瓶頸是青少年電影觀看經驗的缺乏,他們在影像上缺少可供討論的閱讀基礎,要讓他們走到表達這段路上就更辛苦,因為他們甚至不知道還有什麼可能。」在發現創作課程的侷限與反覆檢討後,他們決定回到更前面的階段,從閱讀電影開始。
《太陽的孩子》鄭有傑導演與麗山高中同學們進行映後座談。(富邦文教基金會提供)
在空白處進行書寫
進入學校教育現場、結合學分課程,不讓「電影學校」計畫僅成為課外、社團或週末的「電影欣賞」,與教師溝通觀看的時代並培育可在學校持續帶領影像閱讀的教師,是「電影學校」計畫的最初設定。因冷彬本身對青少年工作的專業背景,電影學校的想法鎖定在國高中,「但是進到教育現場,卻發現國中是一個黑洞,我們很難找到介入的點。」不同於高中課程因課綱調整帶來的鬆綁,以及國小相對可以更細緻綿長的操作時間與教學彈性,位處升學狀態的國中是最難處理的範圍。冷彬表示:「這也是台灣在青少年這塊投注很低的原因,因為這樣的結構,事情會不斷重來,這也讓我們思考在台灣體制教育下,必須從工作坊的邏輯離開,重新想像體制教育的可能,每年重來一次的工作坊,也許不是一個可以建立學習制度或是結構的方法。」
在尋找方法與夥伴階段,富邦文教基金會與法國在台協會討論的過程中,得知法國電影教育已有相當扎實的基礎,經由法國在台協會的引介,CNC也以教材使用版權的分享做為對此計畫的支持,富邦電影學校開始嘗試翻譯法國教育部與CNC共同製作的電影教材(《雨季不再來》、《變裝遊戲》、《茉莉人生》、《溫心港灣》、《騎單車的男孩》等),並在翻譯過程中反覆討論CNC的教學、編輯邏輯、影像構成與電影做為藝術性的存在。2014年,富邦文教基金會與國家電影中心合作,成立「全國高中職巡迴電影學校」、合作第一本原創教材《童年往事》,將電影帶入學校課程,引導高中職學生閱讀影像如何生成。該計畫分為「實體課程、教材編譯、網路自學」三大項目,實體課程方面於2014年開始融入正規體制課程,於台灣北中南各地高中職共同合作開課,並定期與全台高中各學科中心合作舉辦教師研習,培育可獨自操作電影識讀教育的學校教師。另一方面,也持續進行教材編譯與線上學習系統的建構,直至今年,由CNC授權翻譯與以國片為內容的原創教材製作已各達到15本。
易智言導演《行動代號:孫中山》創作分享。(富邦文教基金會提供)
關於「如何看」的電影課
來到教學現場,「電影學校」在107課綱試行的彈性中,以每間學校每學期一個班,每週至少連續兩節學分的課程,帶入專業電影講師與教材,並在講師之外安排另一位有青少年、社工經驗的助教進行隨堂觀察,同時也處理講師與學生之間的現場連結。學生每學期平均可看/討論三部長片,每部長片課程內容包括導讀、放映、分析、延伸,若學校與時間允許,也可安排影人座談、校外觀看影展電影等活動。「電影學校」最初執行期間,也是教材與講師調整課程方法的田野過程,而經過第一年的試行,第二年進入開課數量的高峰,2015全年約有20所學校同時進行授課,並且鼓勵藝術以外的其他學科老師參與。
經過兩年的現場教學,對於教材的想像、學生狀態的觀察也回饋到新教材的選片與編寫,第三年起至今年度,電影學校主力著重於教材發展與教師研習。冷彬談到:「一開始我們就知道必須有原創教材,除了文化差異外,也包含法國與台灣在藝術教育基礎上的差異,在他們的教材中經常會有鏡頭語言、藝術史相關的詞彙直接進行描述,但在台灣很難這樣使用,主要是因為法國藝術、哲學等基礎教育很飽滿,影像教育疊在這樣的層次上進行很容易,但我們一直沒有這樣的訓練。台灣的老師很仰賴教案,我們必須去拿捏,讓教材不是讓老師按表操課40分鐘的工具書,或只是藉由影片談其他議題的材料。」
彰化高中電影學校課程。(富邦文教基金會提供)
目前「電影學校」計畫執行主力仍落於基金會中,冷彬表示希望這樣的計畫未來有機會回歸國家電影中心,以政府等級的團隊、資源與教育部、文化部的系統接軌,「好的影像邏輯會帶出獨立的批判思考和閱讀能力,而我最在意的還是關於認同。我們要幫孩子理解看完電影後產生的『撞擊』是什麼,描述、分析、評論事物的能力也是幫助孩子認識自己的方式。孩子對影像的描述過程其實就是在處理對自己、對影像的理解、對龐大哲學議題的認知。這也是台灣教育中缺乏的個人探索、理解與詮釋的能力,所以談電影絕對不能離開電影本身,否則這樣關鍵的能力就會被放棄掉。」
回看法國電影教育的推廣,來自對文化式微、觀眾與創作者佚失的危機感,2007年,法國《電影筆記》(Cahiers du Cinéma)4月號在當年總統大選之際,以專題「給法國電影的12個建議」提出相關建言,指出法國文化部下的CNC影視輔助基金不應只是輔助產業經濟,更應以整體電影文化發展做為考量,而在12項建議中,亦要求「學校教育除了CNC與教育部的努力外,也要政府高層與總統的支持和決心」,恰如採訪最末冷彬所言:「我們自己的教育系統是否把這件事視為重要的事?可能將是這個計畫最終可否持續的關鍵。」
「這部影片回溯了二戰結束時的重要時刻,當民主價值受到侵犯、踐踏,任命一個代罪羔羊承受那些仇恨的話語將是極其容易之事,但不可遺忘的是,由苦難延伸的仇恨也將滋長出相同的苦果。」今年5月11日,新出爐的「法國中學生尚雷諾獎」(Prix Jean Renoir des Lycéens)將本屆最佳影片頒予由丹麥導演贊帝維(Martin Zandvliet)編導的《拆彈少年》(Land of mine),這部描述1945年德國青少年戰犯在丹麥西海岸執行地雷區徒手淨灘、今年代表丹麥角逐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作品,上述電影評論則擷錄自本屆尚雷諾獎評論類獲獎中學生的文章。
由法國教育部主導,法國國家電影與動態影像中心(CNC)與法國國家電影協會(Fédération nationale des cinémas français,FNCF)合作協辦的「尚雷諾獎」,自2012年開始至今已進入第六屆,該獎項每學年先由影評人、教育部與戲院負責人所組成的委員會挑選出八部電影,再由高中生自全國推派各區學生代表評審團至巴黎進行決選會議,選出年度最佳影片。尚雷諾獎的目標是希望藉此喚起學生對於當代電影製作的興趣,並鼓勵意見交流與理性評斷、批判辯證精神的養成與刺激。每年法國約有150萬名學生、五萬名老師會參與票選活動,其評選出的電影作品,內容深度皆不亞於其他由成人主導的電影獎項。而隨著獎項相關內容的日益充實與成熟,學生參與的全面性除了做為評審,亦擴及評論書寫的範圍,除了優秀評論文章的公布,今年2月,尚雷諾獎也推出電影通訊《NewsLetter》創刊號,內容除最新電影評論,亦包含經典電影的介紹爬梳、世界電影會議、電影創作者採訪、學生電影作品、高中文化生活等內容,刊物內容皆由中學生進行編寫。
法國中學生尚雷諾獎(Prix Jean Renoir des lycéens)以象徵中學生的背包、導演椅做為視覺圖像。(圖/eduscol.education.fr)
林怡秀( 132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