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冬冬談趙剛「歷史剩餘之物」繪畫觀：「百藝」蛻變為「別古藏」首展

1970年代末出現於中國改革開放氛圍下的「星星畫會」，與開放前的文化大革命時代卻有承接的影響。相較台灣定義文革歷史的破壞性，孫冬冬卻從另一層面談起文革隱性對於文化交流的作用。文革當時都市的知識青年多因為政府「上山下鄉」政策而移居到農村定居和勞動，青年成為一個群體，有別於他們父輩的階層感，都逐步被去除，因離開學院他們反而更能專注文藝的交流與愛好，將文藝資訊互通。雖然當時多數的文藝都和宣傳、革命有關，但部分從事藝術工作的人家中存有西洋藝術相關的畫冊，也成為當時部分愛好文藝的青年交流的憑據。

這些破除階級、資源互通的氛圍，也造就改革開放後「星星畫會」的誕生。對於孫冬冬而言，趙剛曾經參與的「星星」所象徵的意義，其一的特點是回應一種青年聚集所產生的文化，並讓這些青年文化滲透到公共空間；其二是這個文化所對接的是民國時期，對於現代主義與現代性的思考，他們所爭取的並非是宣傳畫般的革命敘事，「更多的是要一種審美上的自由，這種審美上的自由可以說是一種生活方式，也可以說是對於既有保守文化氛圍的反叛。他們企圖創造一種更開放的生活方式，或說是一種生命層次上的開拓。」

而面對趙剛在文化與地理認同的游離性，孫冬冬也從民初海外畫家的處境開始談起。他認為中國海外藝術家所切入的現代性敘事是主流的，而無論中國和台灣在繪畫上所面對的現代性敘事都是支流的狀態，趙剛在1980年代並沒有接受過傳統的藝術教育便出國，在渴望自由與理解現代繪畫的狀態下離開中國，但也因為異地的現代經驗開始有了實際的文化時差與想像。孫冬冬以內在性的理解，試圖鋪陳出趙剛藝術實踐的轉變，「你去一個陌生環境，生命就會變得很具體。已經和理想無關，你要學習、謀生，因此生活變得具體。所有事情變得日常，你到一個你想要去的地方，生活很難是一種敵對關係了，反而是想方設法是想獲得認可融合進去。」然而越想或得認可和融合，就越明白文化間的差異性。趙剛剛開時延續在北京抽象表現主義的繪畫風格，但孫冬冬也點評此種繪畫雖然能抒發情緒，但沒辦法針對具體問題提出建議與討論，而面對時代，繪畫已經過了推進藝術史的歷史，進入到後歷史階段了。當身處異地的趙剛面對到繪畫終結的命題，意識到形式上的推進已經微乎其微，孫冬冬評估這是趙剛首次告別繪畫生活的心境，這種重新的座標錨定與認識「使他想告別一段生活，轉換另一種生活方式。」

然而趙剛中始終是一名畫家。孫冬冬在翻閱趙剛歷年作品中，尋覓到系列作品「間諜肖像」（註），他定義這組作品如同一個破折號，將趙剛的繪畫「從形式主義的深處承轉到對於自我的解析與重新定義的生命層次」。他認為此事件成為趙剛內在的趨力去重新思考繪畫，也成為其繪畫轉為具像的起始點，然而趙剛的具像與中國學院教育出的具象風格仍然很不一樣，他對接的仍是現代主義的啟蒙。即便繪畫有了形象，趙剛面對的形象與主體仍是流變的，從自身文革的經驗、民族身分等，不斷透過環境遷移不斷變化。

雖然具象繪畫成為趙剛聚攏自己內部創造驅力的承載物，但他所描繪的對象與題材並不和自身相關，「有時是記憶，有時是歷史，這些漂移不定的精神幻影，如同穿越時空的幽靈，附著在畫面之上，在與現實情境的對立中，重新被點化激活。」孫冬冬評析趙剛繪畫最大的特點是他提到大量的死亡和毀滅，以及消極性的東西。「他真正描繪的不是眼睛裡看到的東西，他在說的是你生命真正體會到的。」

任何一個大時代的出現，勢必一方面伴隨著繁榮和富強，但洪流中也有許多失敗者，趙剛的繪畫出現很多歷史上的失敗者，包括晚清的王爺、公主、漢奸、間諜等，「他畫下了許多在歷史滾動當中，被歷史淘汰、無法容納在歷史洪流當中、新的公式下的生命。或者我們說趙剛所畫的是『歷史的剩餘之物』。」

此次「西元朝代」一展，展出作品如《被征服者》描繪的是一個過去少數民築征服者的形象，但這些少數民族、半游牧民族其實某方面也被中國文化徹底地馴服。而盪著鞦韆的《智者》象徵台灣於國際間的生存處境，《國母》不是悅目的女體，而是腐臭般的女性下體，穿著唯一現代化的女性內褲，這當中似乎也隱喻出現代性的薄弱與表層，內褲之下龐然軀體的失效。在趙剛繪畫中的標題文本始終是重要的，是敘事展開張力，抑或他所建立一種反叛敘事的第一道關卡，但其中仍然有大量反諷的語言，很難全然解析他所針對為何。

而貫穿他繪畫的質感始終具破壞性與野蠻感，如《台北有雨》、《共合國女神》等，都刻意造成一種圖像閱讀詮釋的曖昧之感，半真半假甚至張冠李戴的敘事。「他的敘事性是被隱匿在一個巨大的歷史時空當中，需要在展覽和作品與作品間去彼此聯結。」他的作品始終是宏觀視野、形而上的，必須是穿透過閱讀、生活的體會與個人的經歷，從歷史當中重新去體會生命的位置。

趙剛面對地理、歷史的視野是流變與宏觀的，與其定義他是中國人、美國人，他更像是活在全球化時代的人——一位游牧者的形象。如同德勒茲（Gilles Deleuze）哲學對於游牧的詮釋，這些人於各個地方不斷遷移，在大敘事上試圖產生差異，在小敘事上則尋求某種認同。「趙剛的繪畫中存在不斷地進行『退歷史』，這些歷史雖然離我們很遠，但歷史的陰影總會投射到現在，他在這些不斷地退後中，找到生命的認同感。」趙剛從歷史的遺跡中重新拉扯、面對這些符號與人物，尋求一種潛意識上的認同感，「他有意識的在討論中國、中華民族從封建王朝建立，到現代國家歷史形象的轉變。」

趙剛筆下無論是歷史時期的中國或是當代的中國，其實他所討論也是世界和人世。而當中國越來越有影響力，與世界運轉之間的摩擦就是激發一種互動，這是中國的特有情景，也吸引趙剛重新遷移到中國，在具體的生活中找到激發他創作的動機。「藝術家始終都在考慮的是，他如何變得更有創造力，身於哪個地方更激發他？對於畫家，繪畫更重要是身體、心靈和腦的協作，地域創造生命的律動感，激發他更多的創造。趙剛面對這個世界，是不存在對錯的註解，反而是帶有哲學的，甚至踰越這個時空的，他的畫存在著所謂的『人文關懷』。」

趙剛始終是複雜的，多層次的生活經驗讓他理解世界的邏輯，思考更容易複雜些，許多意識形態在他的畫中是無效與瓦解。其繪畫的批判性和疏離感不是語言層面和形式上的變化，而是對世界的邏輯與生命邏輯的語言。其中存在殉道者的自損式情操，充滿對於生命本質的悲憫之感，而他關懷的對象始終不是個體生命，而是整體的、從古至今的人性與人的存有。

他，彷彿看透了世界的真相。

註　在趙剛所創作的《間諜肖像》中，有一位曾經是他的舊識——詩人顧城，孫冬冬於〈趙剛的西元朝代〉談到：「顧城之死彷彿是在宣告他們這代人的文藝化的人文理想的破滅，之前個體在高壓政治環境下激發的自我絕對性，在現實情境轉換後，它所反映的不過是個體在現代經驗上的時差與匱乏。」

展期｜2018.06.17-07.28

地點｜別古藏 藝術空間（台北市市民大道三段198號6樓）

原位於敦化南路的「百藝畫廊」日前宣布更名與喬遷，原主持畫廊營運的禚宏順，重新於市民大道上另闢「別古藏藝術空間」（Tso gallery），將持續以豐富古今藝術對話的思考方向，再創下一個與時代、文化緊密對話的藝術經營詮釋。新空間位於建築風格深具質感與管理嚴密的「統創龍騰大樓」，展覽空間以豪氣的落地窗與模擬天光的照明設備所構成，呈現作品細節與色彩在視覺上最完整的風貌。而展間外，寬敞的陽台成為露天的招待會所，台北都會奔流的車潮，與天際線的輪廓盡收眼底，這處具質感的藝術會所，創造出一種騰雲於喧囂之外的細緻寧靜。

「別古藏藝術空間」首檔展覽為趙剛的「西元朝代」，即起首語式的譬喻出未來畫廊跨越古今的經營策略。首展邀請策展人孫冬冬進行策畫，面對「趙剛」這個複雜的命題，他以趙剛少年時代所參與的「星星畫會」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