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綠、金從哪裡來？聖誕色彩背後的顏料史與文化想像

每到十二月，城市彷彿自動切換到紅、綠、金的模式。即使沒有任何文字提示，我們也能一眼辨認出，聖誕節到了。然而，這套看似理所當然的節慶色彩，其實並非自古如此。在漫長的歷史中，聖誕節並非以視覺裝飾為主，而是一場混合了宗教、地方社交與冬季民俗的節慶活動。

聖誕紅與綠如何成為代表色？

在 19 世紀商業媒體介入前，聖誕的視覺形象其實是「鬆動」的。各地聖誕冬季贈禮角色的形象、德語區的常青樹習俗，都各有源頭，色彩也未被統一收編。直到維多利亞時期，隨著英國王室公開展示德語區的聖誕樹習俗，聖誕樹與冬青（Holly）因此成為歐洲家庭與公共空間的視覺中心，綠色才穩定成為聖誕背景色。此時期，聖誕老人的形象非常多樣，高矮胖瘦都有，例如在狄更斯1843年小說《聖誕頌歌》中，宛如精靈般出現的聖誕幽靈為棕鬍綠袍的形象。

直到1863年美國插畫家湯瑪斯．納斯特（Thomas Nast）為《哈潑周刊》（Harper’s Weekly）創造了紅衣老人的原型，紅色才在公共視野中脫穎而出。他在報刊插畫中，將原本偏向宗教主教形象的聖尼古拉斯，轉化為一位體態圓潤、面容慈祥、親近家庭的老人，並結合日耳曼民間傳說的精靈元素，賦予他馴鹿雪橇、北極工坊與家庭儀式等具體場景。

此外，歐洲城市大型聖誕集會、市集與公共慶典的興起，聖誕不再只是教堂中的宗教儀式，而轉變為可被觀看、行走與消費的公共活動。夜晚人群密集的場域中，顏色開始承擔實用功能，必須清楚、易於辨識，聖誕老人的紅色形象，在此脫離了主教的神聖象徵，成為夜色中的視覺焦點。綠色也逐漸被轉移深化到裝飾、背景與邊緣角色之中，例如1939年電影《綠野仙蹤》壞女巫形象或1957年童書中誕生的鬼靈精（Grinch），承擔起「邪惡」與「異類」的角色。

隨後，20世紀的廣告與印刷需求推波助瀾。1930年代可口可樂的冬季行銷策略，由插畫家哈登．森布洛姆（Haddon Sundblom）延續納斯特所奠定的紅衣聖誕老人形象，透過長期、全球性的廣告曝光，最終使紅色成為「唯一正確的聖誕顏色」，深植人心。但是，在紅、綠、金被納入商業包裝之前、也在顏料尚未全面工業化的年代，它們各自都承載著厚重且難以忽視的物質意義。

在顏料尚未工業化之前：紅、綠、金從哪裡來？

藝術史家詹姆斯・福克斯在《世界是什麼顏色？》談「顏色意義」時，認為與顏色相關的意義大概有三種類型：來自色調深淺在情感與心理上的作用；來自約定俗成的社會傳統；來自於聯想，數千年來人類用想像製造意義。在進入「象徵」之前，顏色首先是一種材料。材料稀不稀有、有沒有毒、能不能長久不褪色、取得成本高不高，會先決定它被誰使用、用在什麼地方。接著，文化意義才會慢慢累積上去。

若要理解聖誕色彩為何會被選中，必須回到顏料尚未工業化的時代。當顏色仍仰賴礦物、植物與昆蟲製作時，它們從來不是輕盈的裝飾，而是昂貴、危險，甚至成為承載權力與信仰的存在

紅色：從血與生命開始的顏色

紅色幾乎是人類歷史上最早被「選擇」的顏色之一。肖維洞穴牆面上可見以紅赭製成的手掌噴畫，這些手印本身，正是史前人類最早留下的身體輪廓。甚至在非洲南岸出土、距今約六萬五千年的赤鐵礦石上，人類已刻下設計圖案。紅色不只是顏色，它很早便進入了「人類想像的工具箱」 之中。

但紅色為何如此早被選中？考古研究提出一個耐人尋味的反直覺解釋：紅赭石之所以頻繁被加工，未必因為最實用，而可能是因為它「長得好看」。研究分析非洲石器時代的顏料樣本中，紅色比率高達九成以上，偏紅物質更容易被採集並送入工坊，顯示人類很早便展現出對紅色的偏好，並願意為此付出勞動。

進入古典世界後，紅色進一步成為權力的顏色。羅馬人偏愛天然朱砂紅，角鬥士、神祇與皇帝塑像皆塗以朱砂，富裕婦人亦以此製作口紅。相較於龐貝壁畫常見的赭石紅，朱砂因毒性與高價而更具象徵性，只因這不是人人能承擔起的顏料。

紅色真正成為「世界性的寶貝」，則是在大航海與殖民體系建立之後。16 世紀起，西班牙人於墨西哥掌控胭脂蟲染料產業，將紅色轉化為被管理、運輸與壟斷的資源，形成當時規模最大、價值最高的顏料貿易之一。胭脂蟲寄生於胭脂仙人掌，體內含有視覺效果近似血液的胭脂紅酸，阿茲特克人稱之為「胭脂仙人掌的血」。正因其濃烈、耐久與抗光性，胭脂紅在數百年間成為最上等的紅色染料。每年從西班牙進口到歐洲的大約340噸胭脂紅中，英國進口的就占了其中五分之一。這麼大的量並不全是為了時尚，其中相當比例被用於軍服染色，因紅色能遮掩血污。

西班牙長期嚴守紅色來源的秘密，使其價格一度可與黃金相當，直到18世紀法國植物學家梅農維拉冒險將昆蟲與仙人掌帶回歐洲，壟斷才逐漸鬆動，到近代改稱為「天然紅色4號、C.I. 75470 或E120」不那麼浪漫的名字。回顧紅色的歷史，充斥的是稅制、走私、壟斷與權力，它從來不是一種輕盈的顏色。

因此，當紅色在近代被用來包裝聖誕節的溫馨與慷慨時，它被賦予了全然不同的意義：紅依舊是最能抓住視線的顏色，但在舊時代，它曾承載血、死亡、權力與殖民的重量。

綠色：關於生長與希望的顏色

把世上的顏色排開，植物的綠似乎最天然，甚至天然到我們難以想像植物不是綠的。然而，這種「理所當然」本身其實是一種被觀看方式固定下來的常識。綠色之所以被理解為自然，並非因為它天生如此，而是人類在長時間的文化經驗中，逐步賦予它這層意義。

考古發現顯示，綠色與農業的連結建立得極早。約一萬年前，黎凡特地區出土的飾品中，已有相當比例呈現綠色或偏綠外觀，且多來自遠距離取得的礦物。研究者推測，這種成本不低的綠色選擇，與農業興起有關：綠色像嫩葉，被視為促進生長、祈雨與豐收的象徵。換言之，綠色的「自然意義」，其實源自農業社會的期待與焦慮。

古埃及則提供了更具體的例證。埃及人稱綠色為wadj，意指「生長茂盛」，並以莎草開花的象形書寫。高度仰賴尼羅河氾濫的農業文明，使綠色成為「生命回來了」的視覺印象。農業與來世之神歐西里斯（Osiris），也因此常被描繪為綠皮膚神祇。埃及人不僅在信仰中想像綠色，更實際使用孔雀石、矽孔雀石等礦物顏料，將綠色帶入護身符、墓葬與聖甲蟲之中，使顏色成為一種召喚重生的技術。

由此可見，綠色的文化史與紅色並不相同。紅色更接近血與權力，綠色則連結著農業社會的希望與願望；但兩者共同指向一件事：顏色的意義，始終是在生活經驗中被人類「創造」出來的。當聖誕樹在近代成為節慶的視覺中心，常青樹將綠色推向城市與家庭的核心時，綠色所承接的，其實正是那套更古老的冬季生命想像——在最寒冷的季節，仍能持續生長的象徵。

然而，在技術層面上，綠色卻是繪畫史上最不穩定的顏色之一。由銅綠或孔雀石製成的顏料容易變色、腐蝕畫面，使藝術家長期對綠色保持警惕。正因如此，綠色在藝術史中經常被安排在風景、背景或過渡地帶，而非神聖敘事的核心；它所象徵的，是尚未完成、仍在醞釀中的生命狀態，而非已然確立的秩序。

金色：被當成光的顏色

金色之所以特別，在於它往往不是「顏料」，而是一種「材質」。從宇宙尺度來看，金元素誕生於恆星內部或恆星之間的劇烈核爆，隨著小行星來到地球；而自文明曙光開始，金便與太陽畫上了等號。印加人稱黃金是太陽的「汗水」或「淚珠」，阿茲特克人則稱之為「太陽的糞便」，粗俗卻精準的比喻，皆指向同一個直覺聯想：「金與太陽」密不可分。金的現代化學符號 Au 源自拉丁文 aurum，再回溯至 aurora（破曉），語言本身便已將金與光緊密綁在一起。

而在基督教藝術中，金色的地位更接近「神學材料」。四世紀以降，基督教的馬賽克藝術家開始捨棄地下墓穴中相對低調的黃色，轉而採用更亮麗的金箔材質：把金箔捶打到極薄，再用玻璃夾起，做成馬賽克小方磚。君士坦丁堡的索菲亞大教堂曾有大量內部空間覆蓋金色馬賽克，藝術家刻意把小方磚貼得不工整、用角度讓光線回彈，甚至混入不同色澤的金與銀，使整個空間像由金色星星組成的星座。拉溫那教堂（Ravenna）牆上那句題字「光要麼生於此處，要麼固然被囚禁於此，卻能恣意地統率一切。」幾乎可以當作金色馬賽克的註解，金不是單純的顏色，而是一種用來建構神聖權威的聖光。

進入公元六世紀，鍍金開始被廣泛運用於聖像畫上，並迅速在畫作的贊助人之間流行開來，金箔逐漸成為基督教圖像中關鍵的視覺語彙。這種做法可謂一舉兩得：一方面，金箔本身價格高昂，使用鍍金足以彰顯贊助者的財力與社會地位；另一方面，它又以看似謙卑、奉獻於神的形式出現，宣告自身虔信的深度。在信徒的觀看經驗中，聖像並不只是描繪神聖形象的圖畫，而幾乎被視為神本身的臨在。金箔在此不只是單純的裝飾，而是透過光的反射，使神聖以可被感知的形式顯現於人間。

因此，當金色在今日成為聖誕裝飾中的亮片、星星與燈串，它其實延續了一條更為久遠的傳統，以金色來標示「超越日常」的時刻。只是進入近代之後，這份原本屬於神聖的光，逐漸被轉譯為節慶的閃耀，以及商品所強調的質感與華麗。

這一歷程也提醒我們，顏色的意義從非自然或永恆，而是在文化、語言與社會經驗中不斷被建構與重寫。當我們回望紅、綠、金的歷史，便會發現今日熟悉的聖誕色彩，其實只是歷史累積後，留下來的一種視覺習慣。

參考書目：
詹姆斯．福克斯著，鄭煥昇譯，《世界是什麼顏色？橫跨千萬年的人類色彩文化史》，商周出版，2022。
(英)維多利亞．芬利，《顏色的故事︰調色板的自然史》，北京三聯，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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