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真相時代的現成物網絡電影

——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

——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

在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以及英國脫歐公投期間，關於「後真相」（post-truth）的討論達到最高點。當年英國《牛津詞典》更宣布「後真相」成為年度詞彙，而至今透過臉書，我們仍每日透過螢幕不斷被提醒：「你關心的才是重點」，事件的真實與否似乎不再重要，我們恣意把情緒和感覺放在第一位，證據、事實和真相淪為其次，寧可訴諸個人情感來理解世界。在歡愉的同溫層泡沫中，我們相信臉友更勝於相信主流媒體，流言緋聞在網絡上總是更快、更廣地流傳。川普當然是身黯此道者，但越是習慣鎂光燈的政客越深知訴諸情感和個人信念、甚至是偏見，都比客觀事實更能夠影響群眾並且鞏固支持。比二分謊言和真相的撒謊騙子更上一層樓，川普則是完全無視真理、不分真偽的胡言，強勢引領眾人進入一個主體感知勝於一切的世界。而在此時代情境中，2018年「杜象獎」（Prix Marcel Duchamp）得主法國藝術家克萊門特．柯吉爾（Clément Cogitore）運用影像庫公司提供的「現成」廣告製作的錄像作品《邪惡的眼睛》（The Evil Eye）顯得特別觸動人心。

Clément Cogitore的《邪惡的眼睛》是以提供給廣告客戶的「現成」催眠影像製作的超高畫質意識形態「非」廣告，以這些形式極為完美或刻板到甚至有些虛假的商業影像，建立另一個敘事宇宙：「這一切都是由龍捲風開始的。太陽風的龍捲風。 我們到處都看到火紅、綠、藍的天空。」在懷舊抒情和世界末日當前的氛圍中，一個唯美感性的女聲向愛人也就是我們觀眾發出咒語。她憂鬱地畫外音旁白，串起畫面中大量不同年齡的女子。擁有多重面孔的女性角色，飄移在商品化的虛擬幸福世界中。「每個人都被同樣的疾病吞噬，並採用了相同的治療方法。」畫面不時出現綠幕背景的影像，這些女人似乎都被剝奪了形象和身分，綠幕前一個嬰兒被全身著綠衣的工作人員舉起並在鏡頭前搖晃，喚起個人身分消逝的夢靨。在一間安置伺服器的房間裡，先後出現一條蛇和一位裸女，聖經故事的寓意鮮明。如其一貫創作中，極為強調的神話和宗教反思圖像 。

 

正如綠幕去背的嚴謹拍攝過程，這些超高畫質的影像，每幀都經過精雕細刻，每一刻都使勁全力企圖説服觀眾、催眠我們。而這每個催情動人，備用著要來操弄大眾的感性畫面，都有一組長長的商品分類編號。敘事模糊不清，或說如影像致幻術刻意缺乏邏輯，旁白與畫面的蒙太奇強迫觀眾陷入反思，在音畫不同文本間尋找詮釋。文字與影像總是微妙地互相激盪，如晶體折射出無數可能意義。如杜象的「現成物」般改變「現成影像」回收素材的意義，在觀眾無意識間植入其意有所指，而其暴力也正在於相同影像完全可以「編織」出另一個截然不同的敘事，可說是慣於以電影語彙「寫作」的創作者在此示範「虛構」的強大力量。

在過度複雜與多重的世界中，複數敘事實際上是共存且相互矛盾的。而如川普強勢的胡扯，是自我中心且自私自利的單一敘述，企圖擺弄、操作已過度複雜的世界，精密計算後的策略結果，透過無孔不入的媒體潛移默化地佈置他過度簡化真實世界的「另類事實」運作機制，一個在多元面貌的世界中唯有他的話才是現實的世界。這聽來就像是「服務人民」或「反共復國」的政令宣傳影片，當然我們也早已不是電影初生之際，相信影像是單純現場證人的觀眾。一方面，紀錄電影是探索這個過度複雜的真實世界最適切的創作實踐之一，另一方面， 電影自最初即是「拾取」（註）真實世界中的「現成」片段，編織出一個現實的藝術。在電影院裡、在電影機制中、在電影的集體儀式中，人們學習暫時接受相信不存在的事物。電影一如宗教，恰恰反應出人類是「後真相」的動物，並且集體相信「虛構」造就的力量。

註　筆者腦中浮現法國老祖母導演安妮．華達（Agnès Varda）的《艾格妮撿風景》（片名直譯為《拾穗者與我》），將拾穗者與電影人的自我生命經驗緊密結合，旁徵博引記錄當代各式「拾穗者」以探討電影的本質，介於自然呈現與攫取現實後重組呈現全新虛構敘事的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