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黃金文物的故事

歐亞大陸冶金技術的東傳，帶領黃金在距今約3000－4000年前進入中國藝術史的視野。最初中國用金多將其作為青銅器的附屬裝飾物，例如商代三星堆出土罩金面具的青銅像，象徵了當時金器的最高工藝；至戰國時期黃金基礎工藝臻至完善，各類精美金飾物多有出土，其紋飾主題反映歐亞草原文化的影響；北朝時期希臘、羅馬等文化透過絲綢之路與器物一同輸入中國，為中國金工匠帶來創造啟發；唐代作為中國黃金文化發展的繁盛時期，所製金器多為皇室貴族等上層階級打造，出土數量眾多且工藝精湛，不乏生活用器，其中以江蘇鎮江丁卯橋窖藏、陝西西安何家村窖藏和法門寺地宮三者並列唐代金銀器重要發現；遼國以唐朝的繼承者自居，延續唐代金器製作風格，同時契丹民族喜愛黃金的性格，使其貴族墓葬埋藏豐富黃金葬具。本文選介7件中國古代重要黃金文物，以簡見繁，細數文物背後蘊藏的價值與故事。

四川出土─溝通天地的聖物

商代〈戴金面罩青銅人頭像〉

距今3000多年前，古蜀地區是早期黃金製品重要分布地之一，其黃金製品獨具特色。四川三星堆遺址出土了金杖、金面罩、金箔虎形飾等60多件金器，其中〈戴金面罩青銅人頭像〉與其他地區以金面具覆蓋於逝者面部的喪葬用途。不同從三星堆兩個祭祀坑共出土了青銅人頭像50多件，戴金面罩的銅人頭像卻只有4件，說明古蜀人已經視金為尊貴的象徵，它們代表著有特殊身分和地位的人。人頭像作為常設於神廟中的祭祀神像，在面部貼金，其目的絕非僅為美觀，而是用來供奉神靈，作為人神溝通的媒介。這類戴金面罩的人頭像，在商周時期中國其他地區和其他文化中幾乎不可見，屬於古蜀青銅文明特有的文化現象。整件金面具由自然金鍛打而成，採用錘鍱、剪切、鏨刻、鏤空、包金等多種製作技術，金光熠熠，展現古蜀金器極高工藝水準，代表商周時期中國黃金藝術的巔峰。

內蒙古出土─捕捉自然野性動態

戰國〈虎豕咬鬥紋金帶飾〉

戰國時期北方出土金器受到歐亞草原狩獵文化影響，裝飾主題多以動物紋為主，以形象活潑靈動為特色。同時期鄂爾多斯高原及周邊地區出土大量金器，多以動物紋為題材，採用浮雕手法，具有強烈立體感。西溝畔匈奴墓出土金器22件組，金器的刻款屬戰國字體，經比對後其年代不晚於秦朝。其中〈虎豕咬鬥紋金帶飾〉，飾牌整體略呈長方形，周邊飾一周繩索紋，正面圖案為淺浮雕定格了猛虎和野豬撕纏繞咬鬥的瞬間，野豬在上，猛虎在下。猛虎腹部著地，前肢極力撐起上軀，昂頭張口狠狠咬住野豬後腿，後肢翻轉朝天蹬踏野豬，虎尾下垂經襠部由後向前彎卷至背部；野豬雖處於劣勢，但仍緊咬著猛虎一後肢，奮力反抗，雙方廝殺得難解難分。帶飾背面滿布失蠟法鑄造時留下的粗麻布印痕，背面左側有一橫向的扁平橋型鈕，右側一橢圓形孔，有明顯使用磨蝕痕跡，應該為帶鉤鉤掛所致。背面靠左、右兩端的邊緣處，豎向直行鏨刻「一斤二兩廿朱少半」及「故寺豕虎三」款，為戰國晚期秦人書風。

寧夏出土─史詩故事傳千里

北魏〈鎏金銀壺〉

北魏〈鎏金銀瓶〉通過絲綢之路流入中國境內，在寧夏北周李賢夫婦墓（葬於569年）出土，是波斯薩珊系金銀器在中國的重大發現，其所表現出的希臘、羅馬藝術風格特點，體現中世紀西方古典藝術對東方地區的滲透傳播，為寧夏固原博物館鎮館之寶。

銀瓶表面鎏金，環形單把，把上方鑄一高鼻深目的人頭，瓶口為鴨嘴狀流。細長頸，頸部、腹部、足部相連處飾聯珠紋一周。瓶腹上部有一周三角形連瓣紋；中部鍛打出6個人物圖像，半浮雕，工藝精湛；下部剔刀淺刻線雕水波渦紋一周，水波中有兩隻大耳、怒目的怪獸相向追逐一條翻身躍起的魚。銀瓶腹由左至右兩人一組，分為左、中、右三組人物故事，源自古希臘《荷馬史詩》神話傳說。中間一組人物畫面表現「帕里斯的裁判」故事，天后赫拉、智慧女神雅典娜與愛神阿芙蘿黛蒂為了得到刻有「獻給最美女神」字樣的金蘋果而爭執，最終以愛神承諾裁判帕里斯將得到人間最美女子海倫為妻的條件，贏得金蘋果。畫面為帕里斯手拿金蘋果，欲遞給愛神。右邊一組人物為帕里斯劫持皇后海倫的情景；最左一組人物表現海倫回到丈夫斯巴達國王墨涅拉俄斯身邊，由於爭奪海倫引發特洛伊戰爭，死傷無數英雄，墨涅拉俄斯在追回海倫後準備將其殺死，但終因其貌美如斯，未能忍心。

陝西出土─皇家工藝與科技的結合

唐代〈雀鳥紋鎏金銀香囊〉

法門寺為唐代皇家寺院，地宮出土金銀器121件組，多是歷代帝王進奉給佛祖的供品，器物品級為唐代最高，有皇室所屬作坊文思院製作，也有南方地區製作後進奉到長安，許多器物刻有紀年銘文，推斷埋藏下限為874年。

據地宮內《物帳碑》記載，唐僖宗（862－888）供養「香囊兩枚，重十五兩三分」，此品為其中一件，是唐代皇帝在宮廷使用薰香器的明證。〈雀鳥紋鎏金銀香囊〉為鈑金成形，紋飾部分鎏金，裝飾精美雀鳥紋，半球體間有活扣可開啟，球頂部安有環鈕、銀鏈、掛鉤，用於懸掛或繫帶。球體分三層，外層為兩個半球體，內設兩層雙軸相連的同心圓機環，大環與外層球壁相連，小環安置香盂。兩圓環以活軸相連，使用時無論球體如何轉動，盂面始終朝上，不使香灰或火星傾撒，是香囊可放入被褥或繫於衣袖之內的奧妙所在。此裝置採陀羅儀原理，證明中國的持平裝置最晚在9世紀已普遍應用於生活中，是融合科技、藝術、實用於一體工藝的極致表現。

陝西出土─草原胡樂好風光

唐代〈伎樂紋八棱金杯〉

何家村窖藏位於古唐都長安皇城附近，埋藏年代為780年左右，出土文物1000餘件，金器總重量達298兩，銀器總重量3900多兩，被譽為20世紀中國考古大發現之一，無論在數量、種類和品級方面，皆為西安地區最重要的唐代金銀器窖藏，具重大學術價值。

唐代淡化實用性側重觀賞性的器物增多。此件小巧玲瓏的帶把杯，主要是作觀賞用的藝術品。八棱形杯體，侈口，束腰，杯身厚重，為罕見鑄造成型的合金器，正面鏨刻紋飾，每位伎樂周圍凸棱與足底邊緣鏨刻聯珠紋，環形把以聯珠紋組成，把上指墊為兩位後腦相接的胡人頭像，主題紋飾為八位手執樂器的樂工，分布於八棱面。此處樂工手執箜篌、琵琶、排簫等。諸樂器於隋唐時期屬西涼、龜茲、高麗樂器種類，而樂伎的服飾和髮式則具有當時粟特特色。唐代以追求新奇為尚，輸入的外來物擔當了文化傳播的角色，金杯全器造型與裝飾皆帶有濃厚粟特風格，應是粟特工匠到中國製作的器物，為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見證。

江蘇出土─唐代飲酒遊戲大學問

唐代〈銀鎏金龜負酒令筒、酒令籌〉

唐代丁卯橋窖藏出土金銀器共計950餘件，重約55公斤，埋藏年代為盛唐晚期約765年，為唐代三大金銀器重要考古發現之一，代表南方器物風格。

此件為唐人飲酒時盛放酒令的籌筒。銀龜昂首曲尾，神態如生，龜背隆起陰刻龜裂紋，背負圓柱形籌筒，四足著地以支撐整件器物。筒有蓋，宛如龜背上豎一支金色蠟燭。筒下設兩層四面展開的蓮瓣堆飾，筒身刻龍鳳各一，間以卷草和魚子紋，筒正面長方框內鏨刻雙線「論語玉燭」四字，「玉燭」二字始見於《爾雅．釋天》「四時和謂之玉燭」，此器因此得名。筒蓋與筒身子口相接，蓋面卷邊荷葉形，葫蘆形鈕，刻仰蓮紋，蓋身一周刻兩對鴻雁、卷草、流雲、魚子紋。全器刻花處皆鎏金。籌筒內有酒令籌50枚，形制大小相同，皆為長方形，切角邊，下端收攏為細柄狀，長20.4公分，寬1.4公分。每枚正面刻行酒令的令辭，文字內塗金，令辭上半段出自《論語》語句，下半段是酒令具體內容，包括「自飲（酌）」、「伴飲」、「勸飲」、「處（罰）」、「放（皆不飲）」、「指定人飲」六種飲酒規定。本器作為飲酒遊樂道具，是應生活需要而出現的新興工藝精品。

內蒙古出土─道教在契丹皇族中傳播

遼代〈高翅鎏金鏨花銀冠〉

契丹人活躍於北方草原，916年建立契丹國，947年改國號為「大遼」。金銀葬具為契丹最具民族特色的器物，包括冠飾、面具、網絡、鞋底等，其中又以陳國公主墓（1001－1018）最為豐富全面，同時金銀葬具亦是最高身分等級的標誌，品級次之者使用銅器替代。

高翅冠是契丹貴族婦女長期流行的一種冠飾，用鎏金薄銀片分片捶擊成各部位的形狀，並用細銀絲縫綴加固而成。冠正面和兩側立翅鏤空並鏨刻火焰寶珠、鳳鳥和變形雲紋等花紋。冠頂綴飾有靈芝背光的元始天尊像。元始天尊是道教的最高尊神，此冠飾即反映了道教在契丹皇族中的傳播。

參考書目與延伸閱讀：

二陳〈廣漢三星堆遺址二號祭祀坑發掘簡報〉，《文物》，1989第5期。
郭素新、田廣金〈西溝畔匈奴墓〉，《文物》，1980第7期。
韓兆民〈寧夏固原北周李賢夫婦墓發掘簡報〉，《文物》，1985第11期。
齊東方《唐代金銀器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劉建國〈江蘇丹徒丁卯橋出土唐代銀器窖藏〉，《文物》，1982第11期。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法門寺考古發掘報告》上、下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陜西省博物館革委會寫作小組〈西安南郊何家村發現唐代窖藏文物〉，《文物》，1972第1期。
陝西歷史博物館等《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遺寶精粹》，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遼陳國公主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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