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伊通街的一隅，一棟看似尋常的老舊公寓二三樓，曾承載了臺灣當代藝術界最渴望自由的靈魂。近日，這個以「公園」為名，卻非公共綠地的空間——伊通公園（IT PARK），透過社群媒體宣布進入「休息」狀態，儘管「休息」並不太代表著結束，但這個詞彙仍在藝文圈引起眾人不捨，除了是對空間消逝的緬懷之外，也許也是對一個藝術時代精神性終結的集體焦慮。
要理解伊通公園的重量，必須將目光拉回1988年。那是一個社會解嚴不久，藝術界亟欲擺脫舊有體制束縛的年代。
據伊通公園創始人之一的藝術家莊普受訪時回顧，伊通公園的誕生，直接應對了上世紀八〇年代末臺灣藝術展演空間的極度稀缺。他坦言「剛開始做伊通，就是因為臺灣畫廊展演空間很少。」在當時，美術館數量有限，畫廊多採傳統商業模式，使得剛從國外留學歸來或尋求突破的藝術家無處發聲。
於是，莊普、陳慧嶠、攝影家劉慶堂、黃文浩等一眾創始成員共同成立了伊通公園，且刻意將空間命名為「公園」，即是追求一種開放、自由、去中心化的氛圍。而伊通公園也憑藉其開放性與地點優勢，成為一個可以接納裝置藝術、行為藝術、偶發藝術等「各式各樣作品的空間」的空間，不僅滿足了時代的迫切需求，也成為臺灣當代藝術界具典範意義的「替代空間」。
它提供的前衛藝術展示的關鍵性平台，讓許多後來在國際藝壇發光發熱的藝術家得以實踐與展演。例如，長期關注身體與空間的藝術家湯皇珍，1991年結束法國的學業，便是在伊通公園舉辦了第一場行動藝術個展。而這具備高度劇場性與實驗精神的作品，在當時的美術館與商業畫廊是不太可能被接受的，但在伊通公園這個場域卻得到了展示與討論。錄像藝術先驅袁廣鳴，也曾在90年代於伊通公園舉辦如「難眠的理由」、「錯置與面對」等多次個展，而他在數十年後的2024年，成為代表臺灣參與威尼斯雙年展臺灣館的藝術家，其早期創作的實踐與發聲，也與伊通公園的連結密不可分。
其次，伊通公園也是臺灣藝術家與國際接軌的關鍵孵化器。九〇年代大量留學歸國的藝術家與學界人才，為這個空間帶來了蓬勃的生命力，更成為當時重要的國際資訊交流站。據莊普回憶，當時創始團隊成員陳慧嶠女士所做的藝術家檔案，成為國外策展人、畫廊業者來臺尋找藝術家的「最好的聯絡地點」。這種檔案的積累與對外窗口的角色，在當時美術館國際事務尚在起步階段時，為臺灣當代藝術走向國際提供了至關重要的橋樑。
然而，進入2010年至2020年，藝文生態發生極速的轉變，隨著美術館越開越多，新的畫廊也競爭激烈，許多傳統上由伊通公園獨家接納的前衛藝術形式，已經找到更多的發表管道。伊通公園過去「獨一無二的經營特性」因此被稀釋化。莊普表示，許多資深藝術家已經被畫廊簽約，新興藝術家也有其他空間可以接納，伊通公園在形式上的「前衛性」就顯得相對薄弱。面對環境的變化，伊通公園也尋求轉型，這個階段主要專注於國際交流，以及為長期經營的藝術社群提供情感支持網。
最後，決定「休息」最核心的因素，終究回歸到空間老舊不堪與經濟結構的脆弱性。莊普指出，伊通公園的空間非常老舊，作展覽的條件不佳，且經濟來源長年僅依靠攝影家劉慶堂的商業攝影收入。隨著數位攝影的蓬勃發展，傳統商攝面臨淘汰，伊通公園的經濟支柱也變得不穩定，且無力支撐空間運營。他坦言在藝術家們難以銷售作品、經濟來源不穩定的壓力下，最終無奈只好選擇暫停運作。
不過，儘管硬體空間暫告段落，但伊通公園的精神並未消亡。莊普透露，目前伊通公園的珍貴檔案已收歸他處，正準備找人進行整理，計畫將原始資料重新進行數位化建檔。未來，這批具有高度歷史價值的檔案，將有機會以「伊通公園檔案展」的形式，在美術館發表與延續其精神。他也不排除另闢空間延續其精神的可能性。
陳思宇（Sih-Yu Chen）( 136篇 )藝術研究與書寫者。典藏雜誌社企劃編輯與Podcast《ARTbience藝術環境音》製作統籌。關注音像藝術、跨域製作以及文化環境。文章散見於日本媒體《artscape》、《典藏ARTouch》、《CLABO實驗波》、《藝術觀點ACT》、《歷史文物》等。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動畫藝術與影像美學研究所碩士。E-mail: sihyu0322@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