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龍美術館「敏行與迪哲─宋元書畫私藏特展」研討會

上海龍美術館「敏行與迪哲─宋元書畫私藏特展」於10月29日在西岸館開展，此次展覽以「敏行與迪哲」為主題，通過「帝制文心」、「恪悟教禮」、「隱逸修身」、「尚意求道」四個部分，表現「敏行聖人之道」的私人收藏傳統。結合本次特展，上海龍美術館西岸館於開展當日同時舉辦了一場研討會，邀請海內外學者就宋元書畫的鑑藏實踐與相關研究，進行學術討論。

研討會分為「專題報告」與「圓桌討論」兩個環節。專題報告共兩部分，第一部分主題為「傳統的再定義：重觀宋元繪畫」；第二部分主題為「個案與發現：圖像的祕密」。圓桌討論在主題報告之後，第一場討論的主題為「新思路與新可能：宋元書畫研究的未來路徑」，第二場討論的主題為「宋元書畫鑑藏實踐的新局面與公私收藏機構的挑戰」。

在這部分專題報告中，演講者主要探討了宋元繪畫的內涵與功能。第一位演講者是前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資深研究員張子寧，題目為「宋元文人畫的內涵─從鷗波閣藏畫談起」，介紹一位以「鷗波閣」代稱的私人藏家之藏品。張子寧以2012年香港中文大學再版的《中國文人論畫》封面繪畫作品為開場，這幅畫是宋代司馬槐的手卷。張子寧向觀眾展示此畫的題跋，第二個題跋有所謂的「無聲詩」，再往後的一個題跋中還提到了「詩書畫三絕」，二者是中國文人畫很重要的內涵。第二件藏品是由元代趙孟頫的〈蘭石圖〉與夫人管仲姬所繪竹子合起來的手卷，張子寧依次介紹這幅手卷的印章與題跋，題跋中有倪瓚與另一畫家互相替對方所題的詩，詩並署對方之名，而後人在觀此畫作題跋時往往會對這一些筆跡深感疑惑。這也是古代文人之間經常玩的有趣遊戲。元代繪畫中所表露的文人思想，恰好延續銜接了明初階段。

宋元文人畫中包含深厚的文化內涵，而宋代耆老會肖像畫背後，則蘊含社會與家族的凝聚功能。這就是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館研究員鄭文倩的演講內容，題目為「宋代耆老會肖像畫的社會與家族功能」。耆老會衍生的繪畫內容分為兩類：一是畫老人們在園林水榭中的雅集；另一種是寫真式的肖像，最出名的是〈睢陽五老圖〉（下稱〈五老圖〉），具有特別的社會與家族傳承凝聚功能。鄭文倩認為，最早由宋人錢明逸為〈五老圖〉所作的題跋中，提到「今假守留鑰，日登翹館」，可見〈五老圖〉可能是鄉學聚會時，拿出來給晚輩瞻仰所用。之後遞藏而觀的後人常說觀於某某堂，「堂」即是家族祭祀祖先的祠堂；而〈五老圖〉供奉在祠堂中，就是為了供子孫後代瞻拜。耆老會不只是老人休閒的聚會，它還負起了教化鄉里後輩的責任。

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的副研究員鄧菲，則在其「山川悠遠─論元代墓葬中的山水畫」中，分析了元代墓葬中山水圖像的功能與意涵。她認為，元代墓葬中的山水畫大部分都有邊框，一般是以屏風的形式出現，同時還可能是家具陳設的部分，如床擋畫。以山水為題材的墓室畫在宋元不斷流行。鄧菲推測，墓葬壁畫中的山水人物故事可能與歷史有關。此外，山水圖像更進入了戲曲表演中，這顯示整個題材已深入到民間，跨越了不同社群、族群、宗教，進入各個層面。

此外，南京博物院研究員萬新華在題為「作為一個批評家和鑑藏家的柯九思」的演講中，介紹了元代著名批評家與收藏家柯九思的書畫美學觀與他曾任職的奎章閣。萬新華認為，柯九思的書畫主張有四點：一是以「逸、神、妙、能」四字標準品評；二是主張以詩入畫，筆墨兼備；三是注重師古，提倡古意；四是發揮自我，不為古人束縛，達到物我兩忘。奎章閣是元代收藏鑑定書畫的機構，柯九思對元內府的書畫鑑定收藏有莫大功勞，如傳唐閻立本〈步輦圖〉、傳五代關仝〈關山行旅圖〉都是經他眼進入內府。柯九思將鑑賞與收藏融會貫通，為元代書畫的傳承與推進做了很大貢獻。

來自上海大學美術學院的湯哲明則以北宋水墨山水與唐人的淵源為主題，發表了題為「由人物而山水：唐代著色畫（雙鉤填色）向宋代水墨畫（筆墨）的轉折」的演講。湯哲明指出，北宋山水畫的源頭在唐代。通常所說的工筆是「雙鉤」，而雙鉤通過山水畫向水墨畫轉折。

這一部分的專題報告中，七位專家學者均以個案為例，向觀眾展示他們對某一作品的研究成果。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館員朱萬章以「陳容畫龍研究補證」為題，探討目前各大博物館所藏的陳容繪龍作品。在簡述目前關於陳容及其畫風研究的現狀之後，朱萬章展示了他對陳容作品的梳理研究，並指出美國波士頓美術館所藏署款為陳容的〈九龍圖〉卷是其盛年所作。其他幾件藏於美國和日本的作品與〈九龍圖〉相近，而廣東省博物館所藏〈雲龍圖〉則為他相對晚年的作品。朱萬章最後補充道，對陳容畫作的研究，是想讓更多人知道這段被邊緣化的歷史，畢竟「正因為有陳容與他作品的存在，宋朝的美術史才如此豐富多彩」。

南京博物院副研究館員龐鷗則以「宋人〈築建圖〉密碼」為題，向觀眾生動展示了〈築建圖〉中有趣的宋代建築風格。〈築建圖〉中出現了一種由兩個歇山頂垂直交叉形成的十字脊屋頂樣式，龐鷗在北宋王希孟〈千里江山圖〉、五代衛賢〈閘口盤車圖〉、〈金明池競標圖〉中都發現了這種十字脊。此外，〈築建圖〉還展示了當時建築工匠穿戴的漢服樣式、使用的工具器械等。這種寫實風格的繪畫，為我們瞭解當時歷史提供了十分直觀的材料。

〈清明上河圖〉作為宋代繪畫中的標誌性代表，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北京故宮博物院故宮學研究所所長章宏偉與《元畫全集》專題審讀吳斌，同以此畫為例，從不同角度闡釋研究成果。章宏偉的題目為「歷史文獻在宋元書畫鑑定中的作用」。以〈清明上河圖〉首位題跋者張著為例，從文獻學的角度來看，今人之所以稱這幅名作是張擇端所作，就源於張著的85字題跋。但查看此時期的歷史文獻，卻發現這個「張著」竟不止一個人。到底哪一位是寫〈清明上河圖〉跋文的張著呢？這是章宏偉想探討的問題。而吳斌的講題為「古地圖上的〈清明上河圖〉資訊」，他主要考察了畫面中出現的河流，認為應不是通常約定俗成認為的汴河，而是廣濟河（又稱五丈河）。

香港近墨堂基金會董事長林霄的演講「宋克未解之謎─以宋克〈賢者帖〉為中心的考察」，專以宋克及其〈賢者帖〉為研究對象，探討宋克生活的年代與生活方式；在他看來，宋克最活躍的時代大部分屬於元末，應當歸為元代人，而從與他結交的友人文字中推斷出他不僅只是一位隱者，還曾擔任過「軍諮」官職。作為研究趙孟頫的學者，趙華在「趙孟頫〈定武蘭亭跋〉系年」演講中，通過年款、人物事件、地理官階等文字內容，以及趙孟頫對其夫人的稱呼及印章，推斷此作的創作時間為元成宗大德九年（1305）。另一位演講者是鮮于樞研究學者楊岩松，講題為「邊武作偽鮮于樞舉證」，探討目前流傳的鮮于樞作品中是否有邊武的偽作。楊岩松主要以美國大都會博物館等處所藏〈石鼓歌〉為例，通過對比具體單字的書寫習慣來考證，認為「鮮于樞的筆力凝重、爆發力強，書寫的節奏短促、簡練，如果說這是一種古典主義的話，邊武就具有一種浪漫主義的氣質。邊武會出現一口氣寫五、六個字，左搖右擺，這不是鮮于樞的一種表達方式。」

參與第一場圓桌討論的嘉賓有中國書畫鑑定學者傅申，中國美術學院教授范景中，上海師範大學教授、中國宋史學會理事虞雲國，古代書畫鑑定學者尹光華，以及兩位發言嘉賓張子寧、鄭文倩。針對「宋元書畫研究的未來路徑」這一主題，專家們各抒己見。尹光華有兩點主張：一是西方研究的個案，對某一個人、某一個時代做深入調查，從文獻探討實物；二是透過古代鑑定家研究，看氣息。鄭文倩認為年輕一代的研究者與專家們之間的交流、學習，可以讓不同的觀點互相碰撞，得到更多火花。范景中則從學校藝術史教育的角度，認為大學教育應與博物館密切結合。虞雲國作為宋史研究者，認為可以將史料文獻研究與書畫結合起來，讓文字與圖像互相印證，互相考察。

第二場圓桌討論的主題是關於目前「宋元書畫鑑藏實踐的新局面與公私收藏機構的挑戰」。參與這一討論的嘉賓來自拍賣行與公立、私人博物館，分別是：南京博物院鑑定顧問、北京故宮客座研究員蕭平，前佳士得中國書畫專家馬成名，中國嘉德董事總裁胡妍妍，浙江大學中國古代書畫研究中心副主任金曉明，遼寧省博物館研究員黃偉利，龍美術館創始人劉益謙，以及發言嘉賓章宏偉。

關於未來書畫鑑定的發展態勢這一問題，黃偉利認為，上一輩優秀的鑑定家解決了時代性問題，新一代學者應當繼承下來，繼續前行。胡妍妍則表示，儘管老一輩的權威相繼過世，但科技的發展，帶來整個資料庫的擴張，文字和圖片被空前集中，學者可以通過電腦做更多的比對、歸納研究。另外她還表示，拍賣行的興盛也為繪畫鑑定提供更廣闊的平台。蕭平認為，這一問題喜憂參半：喜的是藝術市場繁盛起來，私人收藏與拍賣相較過去有了很大發展；但另一方面，書畫鑑定存在模糊區段。作為私人藏家的劉益謙依據自己多年的收藏經驗，表示鑑定需要憑藉個人的判斷與對藝術史相關知識的研習，人云亦云是不可取的。而馬成名則表示，都說現在今非昔比，但他樂觀地認為是昔不如今，因為現在年輕的研究者增多，資訊也相比從前發達，他對下一代寄予很大希望。章宏偉認為現在是研究古代書畫的最好階段，印刷品大量生產，電腦軟體也為研究書畫提供便利服務。金曉明覺得中國書畫的鑑定太複雜，綜合了自然科學技術和人文學科，大師輩出的時代已過去。

此次龍美術館舉辦的「敏行與迪哲─宋元書畫私藏特展」及研討會，共同為當下探討宋元繪畫與私人收藏提供了一個契機，重新審視了鑑定與收藏的發展可能，也讓業內人士與學者能在同一平台共同交流，探討之後的市場與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