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劇評人協會台灣分會新任理監事上任：釐清一個評論人社群在生態的位置

認識國際劇評人協會台灣分會（以下簡稱IATC台灣分會），是來自2018年熟悉的藝評人參與協會所舉辦的論壇，查看當時的討論題目，包括「藝術組織、政策與媒體」、「評論書寫與實踐場域」等主題，很明確的感受到實務與寫作者生態，是這個組織所關注的，但當時也引起我好奇這些活動興辦背後的IATC台灣分會到底是個如何的組織？

根據現任IATC台灣分會秘書長黃佩蔚，所撰寫的〈在真空之後〉提及國際劇評人協會的由來脈絡。1926年5月，法國專業劇評人協會（Association of Professional French Theatre Critics）主導了一場關於劇評交流的國際會議，26國參與。再隔30年的1956年6月第三屆巴黎藝術節時，法國政府出面支持成立常態劇評人年度聚會，「國際劇評人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heatre Critics, IATC）正式成立，當年有34國120人加入。

而台灣加入「國際劇評人協會」則始於2005年，由當時台北藝術大學戲劇碩士班的杜秀娟提出申請，並獲得當時學院內師生的支持，包括林懷民、辜懷群等人都相挺簽署，最終成功創會。隔年IATC台灣分會，於內政部完成立案，首任理事長由李立亨擔任，秘書長則由耿一偉擔任。然而當時組織順利成立後，就活動狀態與紀錄來看，並沒有積極運作，而是迎來長達11年的低限運作。

而後幾位青壯世代的劇評人，有感組織長期無積極推動，由黃佩蔚主動與已前往中國發展、長年擔任理事長的李立亨提案，與其讓組織持續低度營運，是否交棒讓青壯世代的劇評人來接續活絡組織的任務？2017年，IATC台灣分會選出新任理監事會12人，理事會推舉第二屆理事長為郭亮廷、副理事長吳思鋒，而在2020年IATC台灣分會再次召開理監事會，也順利進行改組，並確認第三屆新任理事長由吳思鋒擔任。

詢問IATC台灣分會新任的理監事代表，為何要積極重啟這個已經超過10年沒有運作的組織？剛卸任的第二屆理事長郭亮廷表示，其實IATC組織背後有實質的國際資源，如參與不同國家分會興辦的IATC年會，和不同文化的劇場做交流，以台灣目前長年的國際困境，實屬難得的交流管道。「以劇場界來說，東歐的劇場文化近年是非常活躍的，在這樣的國際組織下，我們是有可能送年輕的評論者到當地去觀察看看。像這樣的機會是限定35歲以下的評論者，保持國際交流的管道，將資源提供並培育年輕的評論者，這是維持這個組織運作，一個相當大的前提。」

黃佩蔚也補充，台灣加入IATC時，當年中國還未入會，因此是當時是少數可以台灣名義參與的國際組織之一。然而在中國加入後，台灣不再能以國家的名義來參與，跟香港、澳門一樣都是以地區的名義參與，但特殊的是卻有自己的投票權，「像加拿大與魁北克只能一個代表投票，但中、港、澳卻是都有獨立的投票權。」維持台灣在國際劇評人社群的能見度，也是這群青壯輩的劇評人堅持運作這個組織的理由。

除了和原本組織脈絡有關的運作功能，IATC台灣分會從第二屆理事長郭亮廷上任以來，便試圖思考「台灣，需要一個劇評人協會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這個組織到底該以何種形式來確認存在的意義與目的？

IATC台灣分會第三屆常務監事鍾欣志表示，也許IATC台灣分會重啟後，更看重的是「評論人的生態，或是評論人在藝文環境的位置，而組織能為一個屬於評論人的社群提供什麼？」另外也包括持續探究「評論」的意義，以及何者是在書寫的限制之外無法被達成的事項。

鍾欣志表示，組織探討評論人與評論生態的當代狀態，一直是持續的進行式。包括評論人工作的「斜槓」狀態，一直是一種本質上的事實。目前台灣在地的評論人生態，是無法像國際媒體的專職評論人，被支付薪水，有固定、合理的工作量。許多劇評人的評論工作通常是沒有被合約保障的，目前劇評人勉強延伸的工作內容，是許多劇團開始會有戲劇顧問的委託工作。最具代表性的便是耿一偉擔任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戲劇顧問，其實劇評人和戲劇顧問在工作性質上有很多類似的功能，只是評論的方式、說話的對象不太一樣，「但出發點都是批評。」

第三屆副理事長余岱融表示，通常目前泛指的劇評，是指「事後」評論，但戲劇顧問的工作通常是「事前」，並是對劇團、組織內部對話，而非外部，「是讓批評成為創作一環的方式。」相較於劇評人與藝評人過去多數的工作都是在事後檢驗，戲劇顧問的工作內容從時間、工作對象、場域已開始有所質變，也使得劇評人的延伸業務與過往越來越多元，「現在越來越多演前導聆、演後座談、戲劇節導覽文章，以及深度的媒體報導，評論人的寫作風格與職業內容都越來越複雜。」

鍾欣志也補充劇評人生態的改變，也和台灣表演藝術生態有關。從過去以戲劇作品的買辦數量佔大宗，到目前越來越高的比例是國內外共製，IATC台灣分會也思考，未來劇評人的角色將會有何種改變。「這是組織比較積極想檢驗的部分，即劇評人角色與生態的互動，生態的轉變，導致劇評人的角色開始多工化。一位劇評人可能同時是翻譯、劇評和某齣戲的戲劇顧問等。」

剛上任的第三任理事長吳思鋒也表示，其實台灣劇場界的隱憂，是一直沒有「劇場的公共媒體」。即便目前許多媒體都轉為線上，仍然沒有戲劇內容的市場，因為劇場相較電影、音樂比較沒有產業規模的優勢。他也觀察到，台灣的劇場界基本上有兩種力量在拉扯，一種是缺乏公共媒體的輿論討論，另外一塊則是對於國際交流的強大需求。因為戲劇的製作，國際經驗的參照非常重要，西方很常有新的戲劇形式產生，面對這些新的產出，國內也要有新的觀念、視野來消化，但無論是公共性、國際化這兩塊台灣劇場界都長期缺乏累積，因此很常是這樣兩種狀態在拉扯。

而劇評人的身分多半是斜槓與多工，生活、身分、經濟的不穩定性極高，即便知道問題癥結，也很難從現實生活中處理。「跟國際的連結很常是現實生活工作的需要，但自身的論述累積就會被放後面。」

過去的劇評人多數都是學院老師，而非斜槓的身分，重啟前，劇評人協會的組成也較多是學校的師生關係、連結為主。但自從分會重啟後，會員組成的多元性是一項很大的改變，每位會員的工作狀態、差異化也越來越大。吳思鋒談到會員間的差異，「因為現實如此，我們最需要做的，反而是思考對我們來說什麼是『共通』的。我們要找共通的討論基礎，讓這個社群有一個共同的意識，包括問題意識。」

他列舉過去分會成員，多數都有學院教職身分，如何讓目前斜槓身分的劇評人能和學術的討論、資源做更多連結，也是協會未來的目標之一。因為協會人員組成的更迭，蛻變後的劇評人協會，相較過去以檯面上以書寫、研究者為主的社群，更在意工作者的生存處境、資源的拓展、評論生態的互動和公共議題的討論。這些面向也能從他們2018至2019年興辦的講座題目可以檢視，不再滿足於個別研究者只針對自己長期研究的主題進行發表，和真實的生態互動相當有限。過去文字的使用對象也只是面對專業的研究者，而非更廣泛的受眾，因研究者以論文的書寫，就能在其職涯上累積與上升，但劇評人的工作內容顯然不止於此。

「學術圈面對公眾的需求並不高，但劇評人還要面對社會評論，裡面有兩種張力，要有研究精神，也要面對公眾。」這也是為何在接觸到劇評人協會所興辦的活動時，都有強烈的現實感，一部分可能跟歷史意識、生存處境與生命狀態有關，也跟評論的存在意義有關。這個組織存在一種偵測與現實互動的有機感，而非僅是消化補助預算的僵化與死滯感。這種無形的共感，使得這個組織有了鮮明的意義，也以不同的形式，有形、無形中強調了書寫、評論與社會公眾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