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疫情阻礙了喬治．康多（George Condo）及策展人馬西米利亞諾．吉奧尼（Massimiliano Gioni）現身近期在上海龍美術館（西岸館）的回顧展「圖像殿堂」（The Picture Gallery）展覽現場，但共計兩百多件展品的本次回顧展，以一種尤具內省性、精神性的方式，透過幾乎涵蓋喬治．康多迄今為止整個創作生涯的作品，那些在不同時期從他內心被釋放出的畫面與形象，共同繪製了一幅本身便具備多重性的藝術家肖像，令人見作如晤。而對於首次得見如此規模之康多個展的亞洲觀眾而言，「圖像殿堂」的另一個重要意義，則是看到在因飽受藝術市場青睞而廣為人知的那些康多經典作品之外，他其實具備深且廣的創作幅員，並且他還在繼續挑戰藝術史、更挑戰自己已走過的創作之路。
此次回顧展以藝術家近兩年在新冠肺炎疫情之下所發展出的全新創作，即時回應了我們所處的時代。相關作品集結於展覽中「藍調繪畫」（Blue Paintings）與「油畫棒繪畫」（Oil Stick Paintings）這兩個子題下，無論是以藍色系與藍調音樂為精神基調的前者，還是藝術家將自己在2020年美國社會的種種動蕩中的深刻所感付諸畫布的後者，碎片化、近乎抽象化的人物與線條、色塊彼此碰撞而交疊，色彩與筆觸自由流淌，氛圍卻倍加憂鬱。康多借之展現當下這混亂的時代氛圍，也表現出創作風格上的轉變，即興與複雜同時出現在這一批厚積薄發的作品之中。這些新作強烈呼應了康多創作生涯中不斷復返的「黑色繪畫」（Black Paintings）母題，這一風格的繪畫始於1980年代末、他痛失包括巴斯奇亞在內的幾位藝術家好友之際，隨後又幾度隨不同的精神困境而再現，它們中的一些，尤其是創作於2019年左右的近作，同樣特別呈現於此次展覽中。
康多以複雜多變、屢屢指涉藝術史與時代之精神狀況的肖像創作而知名，這次回顧展也集中展示於幾個子題之下。「沙龍展示」（Salon Humanoid）頗具衝擊力地在同一面牆上集結了過去40年間他所創作的30多幅肖像，他古典、怪誕卻又多變的標誌性風格在這樣傳統的展示形式下一覽無遺；「祖先」（The Ancestors）章節讓人與其最著名的怪異肖像重逢，康多為他們賦予平行時空般的虛構神話框架；「憂鬱的女人」中（Melancholy Women）的女性肖像，則同時源自藝術史長河與康多那環繞著家族女性長輩的幼年記憶，以及所有這些交織在一起的寓言般的意象；「寓言自畫像」（Allegorical Self-Portraits）回溯康多早期畫作中、回應了1980年代藝術回歸至繪畫這一風潮的作品，具象與抽象、古典與大眾文化並存其中；「玩具腦袋」（Toy Heads）則是康多最新的肖像風格嘗試，不畫草圖，而以拼圖般解構、再結構起頗具未來感的形象。
在其他的一些子題中，「新文藝復興」（Neo-Renaissance Paintings）與「美國分館」（The American Wing）展現康多以非傳統的繪畫手法分別面對藝術史以及以美國文化為象徵的當代文化；雕塑與素描則位於「人相學研究」（Studies in Physiognomy）與「素描展示櫃」（Drawings Cabinet）展區。康多來自一個曾出了多位雕塑家的家族，以繪畫見長的他則將雕塑視為其畫中人物「死去、或被紀念的地方」，如此特殊的雕塑觀之下，那些多以貴金屬澆築的胸像封存了其多變的肖像風格，更構成康多稱之為「人造寫實主義」（artificial realism）的重要一面。
在展覽開幕之際，康多接受了本刊專訪，談論創作與展覽之點滴。
余小蕙（以下簡稱余）：首先請您談談與中國觀眾互動的經驗，以及您對此次在上海龍美術館的個展有什麼樣的期待？
喬治．康多（以下簡稱康多）：當龍美術館創辦人暨現任館長王薇邀請我在龍美術館舉行個展時，這可說是我藝術家生涯中的一個里程碑，我對此由衷感激。中國觀眾一直對我的創作展現濃厚的興趣，但可能每次只看到一、兩件作品，除非在海外旅行時可能有機會看到更多的作品。因此我很高興這次能與中國觀眾有更多的交流，包括那些已經喜歡我的作品的觀眾以及先前從未看過我的創作的人。
余：此次個展聚焦1970年代末期、您移居紐約以來所創作的幾個具標誌性的「循環週期」（cycle）和「系列」作品。您還記得1970年代末期當時的紐約藝術場景嗎？
康多：這次展覽的確聚焦我創作裡關於「循環週期」的一些構想，（本次個展策展人）吉奧尼以此作為展覽的核心概念；我在畫冊文章中指出，「循環週期」和「系列創作」的概念非常不同。「循環週期」是一種橢圓的、非直線型的經驗，和從一點到另一點、由一組數量有限的點所構成的線條的概念截然相反。我早期在紐約的時光是我這一生當中一個無與倫比的時刻，簡而言之，那些年鞏固了我身為一個更大群體當中的一份子的感受。
余：龍美術館個展的標題源自您2002年的一幅畫《圖像殿堂》（Picture Gallery），請談談當初創作這幅畫作的動機和心境？您當時如何建構這幅畫的圖像內容？您希望通過畫中人物和構圖傳達什麼樣的訊息？
康多：其實《圖像殿堂》 是對馬內（Édouard Manet）的一幅畫《在溫室裡》（Dans La Serre，1879）的重新構圖，並加入「母與子」的概念。即便兒子瘋瘋癲癲，母親仍舊展現偉大的愛；這是針對藝術家的一則隱喻—即使作品再瘋癲癡狂，他仍舊充滿感情。
余：展出的早期畫作包括出自您個人收藏的《造雲者》（The Cloudmaker，1984），我在《紐約客》（New Yorker）2011年的一篇文章中讀到，這幅畫懸掛在您紐約家中的客廳。現在還是嗎？請談談這幅畫對您的意義？
康多：事實上，這張畫在我女兒艾蕾諾爾（Eleonore）1990年出生時就送給了她；先前一直掛在我們家，現在則放在倉庫裡。這幅畫創作於1984年，構想是像某個塗鴉大師會把他的名字以噴漆噴寫在火車上一樣，我決定把我的名字畫在畫布上。
余：您從小喜歡畫畫，但大學主修藝術史，之後才成為專業畫家。請問藝術史的背景對您的繪畫實踐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
康多：繪畫的潛在演變是一種不按時間先後順序的發展；它似乎是從藝術的不同時期中擷取各式各樣的碎片來邁向未來的。
余：您以將不同歷史時期，從文藝復興、巴洛克到立體派、超現實主義、抽象表現主義和普普文化（比方說漫畫）等等藝術風格、特徵和元素綜合在一張畫面中而著稱。您是如何熟悉、掌握和使用這些多元多樣的圖畫語言、技巧和主題？
康多：對我來說，一切再自然不過；把所有形式合併組合成一個完整體，將許許多多的圖像變成一個單一的圖像，例如一張肖像畫，這張畫包含了許多心境和繪畫風格—這似乎是最符合邏輯的繪畫方式 。
余：展覽包括了「藍調圖像」系列的一組畫作（《A小調》、《降D調》、《C大調》），全是今（2021）年的創作。請談談這組系列的創作動機，以及您和音樂的特殊關係？
康多：音樂一直是我創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為畫家，鋼琴獨奏者或大提琴手巴赫的一首曲子。我一直迷戀於這樣一個想法，即你只要跟著音符你就是在演奏音樂……。不過，我作為畫家的技巧更多是即興演奏。我喜愛用顏色創造複雜的和聲，並且能在特定格式的範疇裡即興發揮個中不同的圖像，而不是像古典音樂的演奏者所能被允許的。某些作曲家—如大衛朵夫斯基（Mario Davidovsky，1934-2019）和凱吉（John Cage，1912-1992）—對我開始思考如何在空間中的形式進行激進的演繹，產生了關鍵影響。我記得在大學時看到凱吉《黃道天體圖》（Atlas Eclipticalis）的樂譜，光是看到樂譜，那些抽象的視覺圖像，就對我深具啟發。
余：您平時作畫時會聽音樂嗎？
康多：不一定，很多時候我更喜歡在寂靜中畫畫。
余：能否以「藍調圖像」系列為例談談您的創作方式？您會一次同時創作同一系列的數件作品嗎？
康多：在「藍調圖像」中，能同時創作好幾幅畫是一次令人興奮的體驗。這種創作方式讓我感覺自己像在一家藍調音樂俱樂部演奏一組樂曲，而不是每次只單挑一首曲子演奏。最終，每張畫都是獨一無二；從顏色搭配的屬性來說，每張畫都和其他畫截然有別，儘管創作的整體方式非常相似—都是從背景開始畫，等乾了之後再以黑、藍、白等色彩，即興發揮不同的變化。
余：另有一張畫《戴著口罩的父女》（Father and Daughter with Face Mask）創作於2020年，是新冠疫情席捲全球的一年。這幅畫是否反映了您去年的心境？請問您對這段特殊時期的體驗和感受？疫情是否改變了您對世界、人生的看法？
康多：這幅畫描繪的是疫情期間的我和兩個女兒，當時還沒有疫苗，大家都很擔心會面。因此，我們都是在戶外戴著口罩碰面。隨著新冠疫情的威脅在紐約不斷增長，我們沒有任何人覺得安全。這張畫表達的是既恐懼又快樂，在顏色上帶著某種警覺性。
余：此次個展，您除了繪畫、素描，也展出雕塑。對您來說，這些不同媒介代表非常不同的表達方式嗎？
康多：在我眼裡，它們全是創造性表達過程的一部分。身為藝術家，我可以把任何東西轉化成藝術。可以說，我是用非常傳統的形式表達非常不傳統的內容。
余：您在以前接受過的不少採訪中，栩栩如生地講述了1970年代末期、1980年代初期您和安迪．沃荷（Andy Warhol），凱斯．哈林（Keith Haring），尚—米歇．巴斯奇亞（Jean-Michel Basquiat）的相識經過和深厚友情。今天回過頭來看，您認為他們對您最大的意義是什麼？他們對您的藝術發展有哪些實質影響？
康多：他們三個都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在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時候因不同原因失去他們，那是我人生相當黑暗的時刻；我覺得自己是以一種非常個人的方式思念著他們，儘管我們以各自的藝術做出非常不同的聲明，我們的友情似乎在今天的世界也無可取代。當然，他們過世後這麼多年來，我學會了表達自己的觀點，但並未因此忘記他們創作所具有的藝術價值。
余：能否談談您在法國的歲月（1985-1995）？那十年是否影響了您的藝術觀和繪畫方式的形塑？您當時參與了法國藝壇嗎？令人驚奇的是，您還是法國知名心理分析學家暨哲學家瓜達里（Félix Guattari）的鄰居！他也曾經針對您的創作寫過文章。您受到他的解構理論影響嗎？
康多：法國對我的紐約下東區的生活來說是一個很棒的休息。我還是青少年時已經讀過大量法國文學，始終夢想在現實生活中能夠活在普魯斯特的小說中，因此我對法國存有許多浪漫想像。我一認識瓜達里，就成為了摯友，因為他是我的鄰居，而且我早因他在哥倫比亞大學的符號學的精彩講座，以及他和德勒茲（Gilles Deleuze）合寫的關於培根的書，還有他們的著作《千高原》等等，對他瞭若指掌。費里克斯會邀請我到樓下他那兒晚餐，我們會一起看他收藏的阿爾托（Antonin Artaud，1896-1948）的素描，談論他關於人格分裂概念的新計畫，我們多次因「是醫院的病人害怕讓外面的人進去，而非相反」這樣的想法而開懷大笑。
本文原刊載於《今藝術&投資》2021年11月號35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