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產業升級專題】產業升級的產業邏輯—專訪中華民國畫廊協會理事長陳菁螢

當藝術圈談論「產業升級」時，往往承載著各自不同的想像，有人聯想到國際博覽會的席次爭奪，有人期待藝術品能接軌金融市場，也有人單純希望畫廊能在下一個十年活下來。然而，升級遠比口號複雜，它需要回到產業自身的邏輯去檢視：我們的基礎建設到哪裡？哪些環節已經就位，哪些仍是制度的荒地？

在亞太藝術板塊重組、藝術資產化趨勢浮現的當下，我們在論壇前夕專訪了中華民國畫廊協會理事長陳菁螢。我們試圖以「產業邏輯」為尺規，釐清臺灣畫廊業在跨越規模門檻的過程中，究竟面對哪些結構性挑戰。

六成的產業化，與那關鍵的四成

臺灣的畫廊產業始於1980年代後期解嚴之後。從阿波羅畫廊到亞洲藝術中心等第一代畫廊的開拓，到1990年代初期更多業者投入，將近40年的時間，讓臺灣畫廊在展覽規劃、藝術行銷、策展思維與售後服務等環節，逐步建立起基本的運作模式。「標準化流程其實不會困難，因為經過了這麼長的時間，」理事長評估，約有六成以上的臺灣畫廊已具備成熟產業應有的標準化流程與基本分工。就前端營運而言，臺灣畫廊確實已脫離純然的手工業狀態。然而，當檢視標準轉向後端的「數據治理」時，便顯露出產業在邁向現代化過程中最大的結構性缺口。

陳菁螢坦言，就「數據治理」來說，「對我們而言還算是蠻初階的開始」。而數據的匱乏根源不在技術，在結構。臺灣畫廊業者與藝術家對銷售紀錄、成交價格等，普遍採取保留態度，「臺灣人的習慣，不太想讓人家知道他賣了多少錢」，加上多數藝術家至今仍未建立常態的報稅機制，使得真實的成交紀錄無法公開透明，藝術市場調查的基礎資料始終難以建立。缺乏客觀數據作為基礎，無論再怎麼嘗試數據化管理，結果都難以準確，更遑論有些畫廊因為規模使然，並不認為自己需要數據管理。

目前協會能掌握的數據，多半侷限於台北國際藝術博覽會（下稱「台北藝博」）期間所收集的問卷，諸如參觀人數、年齡層、風格偏好與購買預算等輪廓。理事長表示，近年問卷回收量逐年倍增，但她更在意的是精準度：「我還是蠻希望能夠對準到真正在買畫的族群。」她期待未來能有更多畫廊直接協助收集客戶端的數據，因為畫廊面對的是實際買家，「數據填出來的東西會比較準一點。」然而離開藝博會的場域，平常時期要取得深入市場核心的交易結構數據仍極為困難。

而這裡浮現的恰好是一個產業弔詭：我們需要數據來證明產業的價值與規模，但數據的缺口恰恰源自產業內部長期未建立透明機制。而這也是一旦我們希望討論藝術資產化時無法迴避的前提。

人才斷層：教育脫節與跨領域困境

除了數據的匱乏，專業人才的斷層同樣制約著產業的擴張。成熟的藝術產業不僅需要懂藝術的人，還需要法律、會計、修護、物流等後勤專業的支撐，但在臺灣，藝術教育體系與產業需求之間存在明顯落差。

理事長觀察到一個長期存在的現象：「即便他是藝術相關科系出來的，當他要進入這個產業的時候，幾乎都是一張白紙。」藝術科系不教合約概念，也不涉及稅制知識，畢業生進入畫廊後挫折感高、流失率大。若試圖從法律或會計領域引入專才，又因藝術產業規模有限、同儕太少，加上還須額外學習藝術文化的知識體系，跨領域人才同樣難以長期留存。

陳菁螢因此認為，畫廊產業亟需建立系統性的人才培養機制，無論是學校端銜接產業的專業課程，或民間的證照與培訓制度。目前，畫廊協會持續藉由「畫廊未來學院」推動銜接課程，同時計畫在2026年將藝博會與藝術週的講座全面錄影上線，作為知識傳遞的嘗試。而這些措施能多大程度改善人力資源的結構性匱乏，仍有待觀察。

TCC與國際接軌的戰略佈局

面對內需市場的規模極限，向外拓展幾乎是必然的方向。我們因此好奇，在協助臺灣畫廊開拓海外市場的過程中，畫廊協會目前扮演的角色究竟是什麼？

陳菁螢的回應，勾勒出兩條主要軸線：一是「文化輸出」，透過出訪與國際媒體接觸，主動介紹臺灣的藝術發展與市場現況；二是「引進」，藉由台北藝術週與藝博會，邀請國際策展人、館長、畫廊業者與收藏家來台。這兩條軸線在2025年匯聚為一個更具體的機制，即由畫廊協會發起的「亞太藏家聯盟TCC」（The Collective Circle）。首年便結合了韓國KIAF與印尼的Art Jakarta，三地藏家展開系統性的交流，參訪彼此的國家美術館、藝博會、藏家收藏展與藝術家工作室。2026年初，新加坡正式加入，由當地藝術委員會出面對接。陳菁螢對此相當看好：「四個地方的藏家們，很快就能理解當地的藝術文化跟市場趨勢。」

按陳菁螢的說法，TCC有別於單一畫廊單打獨鬥的海外參展，它是一種「有系統的帶團方法」——透過深度行程建立實質的認識與信任，讓不同區域的藏家得以理解臺灣的藝術文化與市場價值。她強調，這個策略背後的核心目標很明確：「讓他們覺得臺灣藝術家值得收藏，讓他們覺得臺灣的畫廊是很專業的。」

隱形門檻：地緣政治、能見度與不對等的競技場

在陳菁螢的觀察中，國際藏家對臺灣藝術品的態度存在一條隱形的價格門檻：門檻以下，多數人願意收藏；門檻以上，猶豫便開始浮現。猶豫的來源首先是地緣政治，「東南亞的藏家其實非常考慮這一點」；其次是臺灣藝術家在國際市場的能見度仍然不足，讓藏家缺乏出手的信心。而這份信心需要長期且穩定的國際市場流通來逐步建構，理事長的判斷很直接：「國際交易夠多、市場的流通夠多，大家對臺灣藝術家才會有信心。」

跨越國境的推廣，同時也檢驗著臺灣畫廊的內部體質。2025年台北藝術週期間，韓國團超過40位貴賓，加上日本、香港、雅加達等團體紛紛來訪，國際人士在台北各畫廊之間穿梭。但陳菁螢觀察到，並非所有畫廊都準備好迎接這樣的場面。能以英語導覽接待的團隊並不普遍，為外賓設計的參觀節目也未必到位。「門開著，人像水一樣來了就走了，」她直言，當國際貴賓已經到了家門口，臺灣畫廊是否真的準備好了？

與此同時，臺灣畫廊還面對結構性的不對等競爭。以台北藝博為例，COVID-19之前申請參展的韓國畫廊約3家；2025年已超過15家；2026年更有超過25家提出申請。爆發性成長的背後，是韓國政府對畫廊出國參展的大量補助，日本、新加坡畫廊同樣有本國政府支持。「韓國畫廊會這麼多，跟他們的國家補助費有很大的關係，」理事長指出。臺灣雖然也有出國補助，但額度與規模上的差距，使得本地畫廊在自家主場都感受到日益升高的競爭壓力。

在陳菁螢看來，藝博會像是一面鏡子，它是「最容易看得到國際競爭的平台」，同時也是產業內部難得的共識場域。平時140多家會員分散各地，唯有藝博會期間才有機會聚在一起，觀摩國際畫廊的展出內容與商業模式，討論共同面對的議題。

鑑定鑑價與產業資料庫：已有的基礎，夠不夠？

談產業升級，不能不問：目前台灣在鑑定鑑價與產業研究上，是否已有可依靠的基礎？

陳菁螢提到兩個由協會產經研究室推動的項目。一是鑑定鑑價委員會，已運作將近十年，其出具的鑑定報告在台灣法院是具有效力的。儘管其中還有許多挑戰，但她特別強調，「這是累積十年以上才能夠建立起的權威性」。二是畫廊產業資料庫，協會持續為會員畫廊進行資料建檔，記錄其發展歷程與經營資訊，形成一套可供查詢與研究的產業紀錄。她認為，「這兩個項目在亞洲是獨步的」，其他亞洲地區的畫廊協會尚未建立類似機制。

這些基礎建設消耗大量成本與人力，在產業升級的討論中也很少被提及，但它們恰恰是讓「升級」有所依據的底層結構。沒有鑑定鑑價的公信力，藝術品便無法被視為可估值的資產。然而鑑價機制要真正發揮效力，又仰賴市場中存在足夠透明的交易紀錄——這就將問題帶回了稅務透明化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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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化的最後一哩路：進項成本的斷鏈

如果說數據治理是產業化的缺口，稅務透明化就是藝術品邁向資產化的最後一哩路。而這哩路的真正瓶頸，落在產業鏈前端的藝術家身上。

2020年，臺灣開始實施藝術品免稅發票制度。畫廊業者只要在展覽前向文化部提出申請，經審核通過的藝術品在成交後即可開立免稅發票，減免營業稅。理事長以自身畫廊為例，使用免稅發票五、六年來，「每年省非常多的稅」。藏家端的意識同樣在提升，「很多藏家也知道畫廊可以開立免稅發票，會主動要求。」就畫廊端而言，制度的推動確實在發生。

問題在於產業鏈的另一端。對畫廊而言，最健全的財務模式是藝術家設立工作室並開立發票，使畫廊取得「進項成本」憑證，據此合理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但現實中，理事長透露，「有將近一半的藝術家，是沒有辦法開立工作室發票給我們的。」畫廊的帳目因此只有銷項、缺乏進項——假設一張畫定價10萬元，藝術家取回5萬元，因為沒有進項發票，畫廊在稅務上的營收基礎就是10萬元而非實際利潤的5萬元，稅負壓力大幅膨脹。

作為替代方案，畫廊可依法為藝術家申報「一時貿易所得」，預先扣繳約10%的稅額，再由藝術家於年底自行辦理退稅。但許多藝術家對此抗拒，認為「扣這麼多稅，才領多少錢」，對後續的退稅流程也感到繁瑣。理事長對此感到無奈：「不是畫廊收的，那是幫他繳稅之後給他單子，讓他去退稅。」她進一步點出，藝術家若長期沒有報稅紀錄，影響的遠不只是畫廊帳務與合作意願，藝術家自身的信用評估（如貸款、信用額度等）都會受到限制，其作品的市場價格也因缺乏交易紀錄而無法建立可信的估值基礎。沒有發票紀錄，就難以鑑價；難以鑑價，就無法資產化。這條因果鏈環環相扣。

耐人尋味的是，在藝術家群體中存在一個明顯的例外：原住民藝術家。陳菁螢根據自身合作經驗表示，「幾乎90%以上的原住民藝術家都會開發票給我們。」原因很實際，他們經常承接政府標案與機構典藏，接了標案就必須有工作室、就必須開發票，制度因外部需求而自然建立。這個案例清楚說明：當外部機制創造出開發票的必要性時，藝術家完全能夠配合制度，只是在缺乏驅動力的情況下選擇了迴避。

值得一提的是，畫廊與藝術家的合作模式也正經歷轉變。理事長觀察到，目前全臺灣擁有專屬經紀約的藝術家「可能剩下不到四個」，獨家代理的時代幾乎已經過去。這樣的結構一體兩面，一方面藝術家如同自由球員，可以選擇對自己最有利的合作方式，另一方面畫廊則因無法確定長期合作關係，在展覽投入上會趨於保守，合作深度受限，也連帶影響藏家對藝術家未來發展的信心。

臺灣畫廊產業近40年的發展，已為自身建立起一定的運作基礎。這場對話從畫廊協會的位置出發，碰觸到的是產業升級其中幾個切面。在這張尚待共同釐清的問題地圖中，無論是數據治理的缺口、人才培養的斷層、國際競爭的不對等、鑑定制度的累積，以及稅務與交易透明化的結構性瓶頸等，這些節點彼此牽動，沒有一處可以孤立處理。從藝術家、畫廊、協會到政府，每一個角色都位於這張地圖的不同座標上。升級並非某一方的任務，而是一場結構重整的過程。論壇的意義，也正在於讓這些分散的座標得以被看見、被對齊，並在共同辨識問題之後，思考下一步應如何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