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私人書櫃到公共資產：國家圖書館中的私人藏書與手稿

From Private Bookshelves to Public Assets: Private Collections and Manuscripts in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不同於單純的出版品收藏，這些物件帶著時間的痕跡：翻閱過的紙頁、修改的段落、甚至是一時興起的繪畫臨摹。它們不只是一位學者的研究紀錄，更是一個人內在知識地圖的具象化。這些原本屬於個人的藏書與手稿，當進入國圖的典藏體系後，從私密的知識地圖，轉化為可被檢索、被研究、被共享的公共資源。

在國家圖書館（以下簡稱國圖）一樓的展示空間裡，讀者一走進去，映入眼簾的便是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榮譽教授孫大川的藏書與手稿。桌面上排滿了原住民文學、詩集與相關研究書籍，玻璃櫃裡則陳列著他親筆寫下的手稿與手繪草圖。其中一則作文〈我心靈不滅的太陽〉，為孫大川大學時期的作文，其上有著老師的紅筆批註點評，讓人不禁感嘆學者原來也有過青澀的年代。一旁的手繪草稿有細緻臨摹的豐子愷漫畫及鶺鴒寫生，更是突顯了孫大川對於藝術的喜好。

國家圖書館一樓的展示空間「介入書寫：「山海」與孫大川的文化實踐」，現正展出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榮譽教授孫大川的藏書與手稿。攝影／李思潔。

私人藏書：個人知識地圖的側寫

國圖是臺灣圖書典藏數量最多的機構，和私人藏書的目的不同，國圖是國家的法定送存單位，全國的出版品都必須送存一份保留，也造就了國圖成為臺灣書籍典藏量之冠。在國圖的藏書中，有一類特別的存在，便是私人藏書與手稿典藏。私人藏書把個體的閱讀選擇、跨域連結與時代感受帶進公共典藏，補上法定送存偏向「出版成品」的盲點，使研究者能讀到「生成中的知識地景」。

從一個人的書櫃可以看到的，不是書籍的數量有多少，而是透過其所看的書，可以得知其如何定位自己，以及與外界的互動。館長王涵青表示，藏書的深層意義是知識的累積與交互作用，一個人的內在涵養或許可以由他的藏書而略見一二。以孫大川的藏書為例，毫不意外地多為原住民相關的書籍。然而，這些書籍的面向並非是人類學或是民族學，而是文學性的觀點。由其藏書的類型便可以想像，孫大川對於臺灣原住民的觀點是詩意的、是文學性的。

國圖現有的私人藏書多為整批捐贈，這是為了最大程度地保留私人藏書原有的收藏品味及選書脈絡。然而，私人藏書一旦進入公共典藏體系，便會面臨一個矛盾：如何在標準化編目與分類的同時，保留下藏書者原有的思維脈絡。國圖館長王涵青坦言，圖書館的職責是「保存」與「管理」，因此藏書往往依照年代、主題或類別重新分門別類。但這樣的作法，也可能讓後人難以從整體脈絡理解藏書者的知識地圖。對一位藏書家而言，書櫃不只是收納工具，更是自我知識養成的「地景」；書與書之間的並置，常常隱含了他個人對世界的理解方式。國圖近年嘗試以「標籤」（Tag）方式保留藏書家身分，讓後續的研究者在檢索時，完整看到原始的藏書體系，更為貼近原有的收藏脈絡，理解藏書家如何建立自己的知識體系。雖然僅是由檢索系統中再現藏書原貌，但至少能避免藏書徹底被解構，這也讓私人藏書的研究向前推進了一步。

私人藏書還可能帶來另一種驚喜─灰色文獻，這是指「已發行，但是卻不易透過一般書籍銷售管道所購得的文獻資料」，可能是研討會論文集，或是私人發行、小型出版品，或是手工書。近來流行的「zine」（小誌），就可以算是灰色文獻。這些灰色文獻通常非常特別，內容也十分有趣。許多新興作家會嘗試自己少量發行，成為主流出版外有趣的一部分，也因為少量發行而有著收藏意義。這些少量、非標準流通的出版品，多半只存在於個人或社群的微型流通；透過捐贈入館，從邊緣被納入公共記憶，補齊主流出版看不到的文化樣貌。

手稿背後的是知識生成的過程

另一個有趣的部分則是手稿的收藏。國圖目前典藏有手稿逾十萬件，主要來源為捐贈。

觀看手稿時，可以看到作者的思路變化；甚至不同作家的手稿，也呈現出了他們不同的個性。館長王涵青舉例，她最喜歡的一件手稿作品是余光中老師的〈致大衛雕像〉，可以看到使用紅筆修改。即使是修改，余光中老師仍是嚴謹地落筆，甚至連塗寫都多為直線，交錯疊成網格示意刪除。相較之下，白先勇老師手稿上的塗改就像一般人日常刪改時使用的畫圈符號，在其手稿上頻頻出現。面對這樣充滿塗改痕跡的手稿，顯然比鉛字印刷的書籍來得親切許多：即使是知名作者，在創作的過程中同樣需要刪刪改改，並非大眾所幻想的一氣呵成，落筆成章。手稿上塗改的痕跡，讓研究者得以比對定稿與草稿，重建概念取捨、語感調整，有時更是人際互動的證據鏈。

余光中〈致大衛雕像〉手稿第3頁，右下有交錯如格子狀的刪改痕跡，國家圖書館藏。圖／國家圖書館。

相較於文學家的字跡與刪改，國圖更期待未來能典藏不同領域的手稿與筆記。王涵青指出，國圖典藏的手稿數量雖多，但仍有局限性：目前仍以作家、文學家的手稿與藏書居多。其餘的如科學家的實驗筆記、學者的田野札記、音樂作詞作曲、甚至社會運動中的宣傳文案，都具有同等重要的史料價值。這些資料不僅記錄了知識的形成過程，也反映了當時的社會氛圍與知識結構。例如居禮夫人的放射性實驗筆記，如今被視為「危險文獻」，因為它不只留下了研究過程與數據，更殘留了當時人們尚未完全理解的輻射痕跡。這種「知識的痕跡」正是手稿的獨特之處：它不只是成果的前奏，而是能讓後人直接觸摸到知識生成瞬間的媒介。對國圖而言，未來若能持續擴展各領域的手稿收藏，將能更全面地呈現臺灣社會的知識面貌。

因此，國圖也積極地向文史學者、科學家、研究單位等接觸，並且鼓勵他們將手稿及相關資料捐贈出來。近年來，國圖關注於臺灣歷史、農業相關的非文學或歷史資料，這些過往被視為「舊」的文件或紀錄本，若放置未來看待，便是重要的文獻資料。

白先勇〈《牡丹亭》還魂記〉手稿第1頁，塗改的痕跡與常人無異，讓人感到親切，國家圖書館藏。圖／國家圖書館。

手稿珍貴之處在於保留了許多「痕跡」，無論是手寫的痕跡，或是媒材、環境的痕跡。手稿研究的基礎，或許就是辨認出其上的文字與內容，但這也是耗時最久的基礎作業。國圖典藏手稿之後，並不希望將其束之高閣，更期待可以透過公開研究，讓更多研究人員甚至一般民眾可以看見這些資料。

幸好，隨著科技的進步，辨識字跡會逐漸交由電腦程式如OCR（光學影像辨視系統）來執行。雖然不完美，但比起人力辨識與輸出快速許多。王涵青坦言，「科技走得太快了，世界對於資訊的需求太高」，珍貴的文獻如果不能共享，只能深藏的話，實在太過可惜。與其如此，先可用，後精修，以開放帶動民眾與研究者共同校勘，一起推動研究的步伐。

藏書、手稿典藏的新挑戰

如果要增加典藏的類別及數量，最直接的限制便是典藏空間。目前國館本館的典藏空間已經是飽和狀態，幸好國館南館即將解決這個問題。

國館南館設址臺南，可新增約1300萬冊的典藏空間，並設置有專業的溫、濕度控制環境來存放特藏的手稿、文件等對於保存條件有特別要求的典藏品，將提升高脆弱藏品的保存品質。除了保存，南館也將設有專業的物理實驗室、化學實驗室與修復室，用以處理和修復珍貴的紙質文物與手稿。

國圖南館落址臺南新營，可新增約1300萬冊的典藏空間。圖為國圖南館三樓戶外閱讀區示意圖，圖／國家圖書館。

另一個挑戰則是科技進步得太快，「文獻」或是「資料」的載體已不再局限是紙筆。今日的文字創作者罕於手寫創作，多是使用電腦打字撰稿。同一份檔案仍有修改，但在電子檔案上已難以呈現作者的修改幅度。國圖特藏文獻組張嘉彬主任補充，有時候會請作者謄寫一份文稿，但這樣的文稿比起原始創作的手稿，少了創作思考所留下的「痕跡」或思想脈絡。故而作者平常所書寫、記錄的筆記，比起謄寫的文稿，才更能呈現出作者構思階段的靈感來源以及各個靈感之間的串連。

即使是數位化的檔案，也不是永久可以使用。電腦進入生活不到百年，但被淘汰不用的格式已不計其數。國館曾經遇過有作者願意捐贈電子文稿，但資料格式已經無法使用現行電腦開啟。這是相當可惜的事情，也是現代人所需要面對的問題。國圖的數位資源典藏中心可因應檔案格式變化，在檔案格式即將終止使用之前即可進行自動轉檔，讓數位資源可以永續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