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場講座於週日下午舉行，以「變動時代，我如何望向未來？─兼談個人的臺灣經驗與觀察」為題，由新加坡策展人鄧富權與國立臺灣大學華語教學碩士學位學程專任副教授、劇評人汪俊彥以對談形式進行。
隨性但保持自學的堅持
雖然此次鄧富權在臺灣停留時間短暫，但他表示在幾天的活動中看到了不少新事物，也產生了新的觀察與思考。講座之始，鄧富權首先分享了自己較為不同的生命經驗：「出生於新加坡，20多年前決定離開家鄉，從此開始了一種『流浪』的生活。」
鄧富權輾轉居住過多個國家，自畢業後便離開新加坡，先後在柏林、曼谷、臺灣及挪威生活。其中，他在曼谷停留時間最長。而與藝術和策展的初接觸，則回到1990年代，他感覺當時所謂的「當代」藝術都是在柏林發生的，於是放棄了原本前往紐約的計畫，決定留在柏林。
他談到，當時自己手頭並不寬裕，也沒有所謂的「策展」課程，一切只能靠自己去觀察與學習，有時也得靠著一點「厚臉皮」去接觸許多藝術機構的總監。他說，「那些外國人都會好奇，為什麼一個看似十多歲的孩子會對當代藝術這麼感興趣？」
鄧富權形容那段時間，「可以說，我就是不斷地『去看、去看、再去看』。」，他的學習方法其實無他，就是靠著去觀察、去發問，同時也會翻很多書，花時間去資料庫看各種影像、紀錄、文件。他提到身處歐洲的一個好處，便是許多上一季展出的作品，下一季已經整理收錄至圖書館中，「於是，我常常跑去維也納、巴黎、比利時，去觀察前一年我還來不及看到的東西。」他說。
而這樣四處遊走、觀察與交友的方式看來隨性，他卻說道，「但我始終保持著一種自學的堅持。」並以此慢慢建立起自己的知識脈絡與觀點，也正是在這樣的過程裡，逐步累積起屬於自己的策展視野，並開始有了展出的機會。
國際是流動、持續生成的實踐空間
回到「在變動時代中，如何望向未來？」這一主題，對談人汪俊彥首先從臺灣、國際與策展的脈絡切入。在過去20餘年間，「策展」逐漸成為備受關注的專業領域，其發展緊密連結於日益頻繁的國際交流，以及對藝術作品與藝術家持續深入的探索與理解。在這樣的進程中，「策展人」作為一種專業角色逐步被建構，並開展出豐富的論述場域。
在這個過程中，積極參與國際各大藝術節與合作場域的鄧富權既是實際參與者，也是促成多方國際策展論述對話與協作的推手，他也是首位以「國際策展人」之姿，參與策劃臺灣的藝術節的重要實踐者之一。
若將視角拉回臺灣的藝術發展脈絡，汪俊彥則先帶著觀眾回頭思考一個基本問題：在臺灣，當我們談論「走向國際」時，我們對「國際」的想像究竟是什麼？許多時候，這種想像似乎是地理性的，彷彿只要「到了某個地方」，我們就「成為了國際的一部分」。「國際」經常下意識地被想像為一個既定、可見，甚至已有門檻與機制的場域，只待我們加入。
他接著舉國家文藝獎得主陳界仁曾分享的一段親身經驗為例。陳界仁的作品曾於英國一場展覽中展出，當地一位策展人在觀展後對他說：「是因為你的出現，我們才理解了什麼是國際。」這樣的回應，似乎顛覆了我們對於「國際」的既有想像，它並非是一個早已建構完成、靜待我們加入的舞臺。真正具有「國際性」的，反而是那些能夠提出異質觀點、促使他者重新觀看自身與世界的創作與行動。正是透過來自不同文化與歷史脈絡的雙向交流之中，「國際」得以被重新形塑與再定義。
這樣的觀點，也深刻體現在鄧富權的策展歷程與生命經驗之中。他從未刻意規劃要進入哪個「國際場域」，他的策展起點始於故鄉新加坡，當初並非基於明確的目標，而是因長期從事舞評書寫受到關注，進而受邀參與一項橫跨亞洲與歐洲的年輕藝術家展覽計畫。在這段過程中，他逐漸意識到，自己不僅是一位「新加坡人」，更是身處於廣大的亞洲脈絡中。
透過持續移動，親自走入不同的現場，與藝術家和作品展開碰撞與反思，鄧富權也一步步摸索出屬於自己的策展位置與視野。他將這樣的歷程形容為一種「Global Processing」。
其中不僅是地理上的轉換，也是穿越不同文化與制度背景的體驗，例如，新加坡的政治與社會體制較為嚴謹、泰國擁有豐富的民族文化特色，卻仍受到君主體制與封建結構制約；而臺灣則相對開放，擁有多元的社會聲音與更大的自由想像空間。也正是在臺灣，他能夠嘗試將策展實踐延伸至更具公共性與批判性的層面，成為一種介入社會、提出問題的行動方式。
從亞洲到北歐的藝術現場觀察
如此體驗對比，在鄧富權近年進入北歐策展現場後，感受也變得鮮明。在一般印象中，北歐地區相對資源豐沛、民主制度完善，但實際上，當地藝術體制同樣面臨來自內部的焦慮與矛盾。即使擁有穩定的文化資源與國際聲望，許多機構仍時常質疑自身是否「足夠國際化」。而這般對「國際」的期待，有時也並非純粹出於對文化多樣性的開放，而是希望透過帶入「國際藝術家」，回應制度性的侷限與發展瓶頸，並藉此提升國際形象與代表性。
在擔任挪威卑爾根國際戲劇坊藝術總監期間，鄧富權更深刻感受到這種矛盾。他發現，機構一方面期盼找到既能理解本地脈絡、又能帶入國際網絡的人選；但另一方面，這種期待往往與既有制度運作產生張力，甚至難以兼容。在他個人經驗中，體會到的則是當時挪威社會，仍難以想像一個亞洲人在他們的文化與工作場域中占有一席之地。
由此可見，有時「國際化」並非自然、自發的文化交流動能，而常是基於地方焦慮與政策需求所建構的回應機制。而鄧富權也特別關注：在這個以白人為主體的社會中，所謂「國際化」究竟意味著什麼？
在挪威政府推行的人口與移民政策，到藝術教育體系中逐步納入具多元背景的學生中，他進一步觀察到一種正在被形塑的「多元代表性」。這些說著流利挪威語、有著亞洲或非洲背景的年輕人，被視為制度內部多元化發展的成果與「成功案例」，他們既是少數族裔，也是制度所需要的「多元代表」。
透過如此視角與個人於當地的經驗，他開始反思的是「這種『Positive Recall』式的敘事，或許是另一種殖民延續。」當社會強調「我們提供資源與教育，因此他們被善意對待」，即使表面看似毫無壓迫，卻也可能潛藏了深層的結構性問題。
「我開始覺得，找到了一個新的策展命題。」，鄧富權談到現在自己不再只是處理個人經驗，而是著眼於制度內部的某些結構性問題，嘗試幫助藝術家們創造更多的空間。他表示，「到了這個年齡、這個階段，我覺得自己有責任去協助這個過程，幫助那些身處其中的藝術家們，從原本的問題出發，找出新的回應方式。」
在地與全球藝術實踐的再思考
由此，講座最後的討論，則回到了一個關鍵問題：在面對「國際」時，我們究竟在追求什麼？這樣的提問，對當前臺灣當代藝術與策展現場而言，或許正是一個迫切而需深入思考的議題。
汪俊彥首先指出，許多被視為「國際主流」的做法，其實也可能是一種容易重蹈覆轍的迷思、一套我們不自覺地複製的現成體系，誤以為只要依循他國標準就能獲得成功。然而，所為真正的「國際性」，應是「我們能不能處理那些在主流國際論述中無法被思考的細節？當這些細節變成我們手上的材料時，我們會怎麼做？」
他進一步談到，「國際」是由多重需求與權力結構共同構築的空間，只有意識到這層複雜性，我們才能更有策略地參與國際對話，不被既有文化框架所侷限。
而來回於亞洲、歐洲策展現場的鄧富權，則結合了他近期的北歐經歷，以及過去策劃多屆印尼舞蹈節、曾任臺灣文化部東南亞事務諮詢委員的實務經驗，回看臺灣藝術界對東南亞藝術與議題的討論。他觀察到，臺灣社會對東南亞文化雖充滿好奇與善意，但有時多半停留於相當淺薄的表層經驗，未深入理解其歷史、社會與精神層面。同時也常忽略了東南亞並非單一整體，而是由多元族群、歷史與文化差異交織而成的複雜場域。
因此，他也希望「這份好奇與關注，應該能從與本地東南亞社群建立真實而持續的連結開始。」尤其，當文化被快速轉譯為可供使用的「代表性元素」時，「東南亞」往往就成為了一種裝飾敘事的工具。
建立真實連結，而不是僅停留在表層的文化意象，如此反思也體現於他過去在臺北藝術節的策展實踐中，2018年以「ASSEMBLY 為了____在一起」為題，便是對此發出的提問：「是什麼讓我們聚在一起？」他進一步指出，此處的「聚在一起」不是建立在膚色、語言或單一身份認同之上，「而是在於我們對多種可能性的共同追求，因為藝術而相遇、聚集，而非僅出於某種族群或社會標籤的連結。」
2019年的「I（do not）Belong To You我們（沒）有認同」一主題，則延續了這樣的思考：我們是否真的擁有認同？又該如何重新理解認同的流動性與構成方式？
在變動的時代，我們如何望向未來？或許，當前正是重新檢視國際論述與文化結構的關鍵時刻，無論是在與國際接軌的過程，或是在臺灣與在地東南亞社群的互動中，都必須不斷思考：「我們如何共存？」
這些討論不僅是對既有藝術策略反思，更提醒我們：唯有跳脫刻板印象與簡化分類，才能真正理解多元文化的複雜性，開展具深度的交流與合作。同時，這也意味著我們需要突破既有框架，避免落入重複性的思維迴圈，開啟新的理解與實踐路徑，與更多尚未被充分理解的他人展開平等而深入的對話與共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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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郡榕（Chun-Jung Chang）( 33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