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藝術在市場與學術之外的第三價值，如何為藝術進駐的影響力「估價」？側寫2024Res Artis臺北年會閉幕座談

今（2024）年，首次由財團法人台北市文化基金會寶藏巖國際藝術村主辦的2024Res Artis臺北年會「在光譜中找到彼此：超越合作」，讓國際間數十個藝術進駐組織代表來到臺北，交流藝術進駐與藝術村在疫情之後、烽火四起的全球當代環境中的現況與未來。這場年會亦向臺灣藝術進駐的先行者，竹圍工作室創辦人暨Res Artis前董事會成員蕭麗虹（Margaret Shiu, 1946-2021）致敬，讓這場盛會成為臺灣在國際藝術交流發展上別具意義的一座里程碑。唯獨美中不足的，或許是對翻譯預算上的限制，影響了現場語言交流的品質。整場座談會以英文發表為主，輔以AI生成逐字稿的英譯品質，讓部分以中文為主要語言的發表者難以完善表達。

2024Res Artis臺北年會分為跨域合作、社會參與、量能擴增與評估機制等四個主題。在第三天於客家音樂戲劇中心二樓劇場的最後一場座談「文化影響力：藝術進駐的評估機制」（簡稱「文化影響力」）中，與談成員身份的多元，折射了藝術進駐在國內與國際、民間與公部門、創作者與文化行政工作者之間的思維差異。「文化影響力」談到了政府部門、中介組織、藝術工作者，在面向或身處於藝術計畫的不同環節的時候，會使用哪些評估架構，並在過程中，試圖說明不同評估指標的意義。因為這些指標能夠說明人們對藝術計畫的功能與價值的想像，並且也因為評估機制所帶來的揀選，影響到藝術的未來發展。

進駐藝術家們與社區互動如何被計量？

「文化影響力」座談由Res Artis董事、UNESCO 文化多樣性國際基金評選委員會成員Anupama Sekhar主持，她向觀眾與講者們拋出問題：「如何衡量作品？我們又該如何看待成果／過程／後續影響，進駐藝術家們與社區互動如何被計量？我們又可以如何把永續環境納入進駐計劃？」

座談首先由國立臺南生活美學館館長黃瓊瑩以及推廣輔導組組長劉冠吟由蕭壠文化園區開始談起，以社區為中心、藝術為實踐視角來看待藝術進駐如何幫助社區發展。再以「藝術轉動社區」計畫，展示了臺南生活美學館與不同藝術領域的藝術家、社區共同合作。這個計畫是從2020年開始，在南部七縣市進行調研，透過座談會、圓桌論壇，跨界對話，最後在澎湖及金門修復古厝和古蹟，以招募藝術家進駐社區。透過簡報展現出來的，是藝術家與當地居民共同協作的成果，居民從旁觀察、提供意見，藝術家接收然後取用當地材料進行呈現。計畫企圖透過國際交流，推廣藝術對社區的積極影響，以此激發全球對藝術轉動社區模式的討論與改進。

最後，針對駐地計劃應該如何衡量對當地社區影響一題，劉冠吟認為，在藝術家層面在於，經過第一年的駐地活動之後，進駐的藝術家是否能適應當地的環境（當地風俗習慣）？而在社區層面則是在於藝術家的觀察是否能引起當地居民的共鳴？

期望與抵抗共構的場所──藝術家的身分

西非藝術博物館藝術研究員與藝術家Bolatito Aderemi Ibitola，分享了她在新德里Khirkee的進駐經驗，並且對於藝術進駐拋出了議題：「藝術家的身分如何影響他們的選擇、參與以及代表『特定』身分的能力？」她認為，駐地的藝術家擁有雙重身分，能作為社群互動的中介者和催化劑。因為在當下，藝術家的身體（身分）既是一個被期望的場所，也是抵抗藝術介入的象徵，用以強調社群參與的複雜性。所以身為藝術家更應該聚焦於身份會如何影響駐村期間的互動，扮演發起者（Instigator）、傳譯者（Interpolator）以及催化劑（Catalyst）的三重角色。

Bolatito當時進駐的Khirkee是一個極為多元、動盪且衝突的地區，地處現今印尼與巴基斯坦交界，自14世紀以來就是紛亂不斷之地。除了印巴分治 （post-Partition）後的政治因素，還有印度教與伊斯蘭教的宗教對立、2000年代以後非洲和阿富汗移民湧入的衝突。人口流動性極高，而且因為是過渡之處，也少有地方認同感。

Bolatito當時與其他駐地藝術家共同創作了一件《髮盒：一個由髮絲組成的社群》（Hair Box: A Community of Strands），這件作品中的頭髮是從Kirkee的理髮店和美容院所收集而來。儘管展覽現場的頭髮是自願提供的，但是過程中，有些居民會不願意提供頭髮，他們認為頭髮是保護頭部的、與心靈相近，會擔憂被用作儀式。然而，合作也好、拒絕也好，這些都是當地居民對於藝術駐地的反饋，並不是只有「合作」、「配合」才是唯一的進駐。

總而言之，藝術家的身分不僅是創作與表達的切點，更是開通與居民深入參與對話的催化劑。她在結尾呼籲，評估的機制與成果，應當超越有形成果，而著重在於藝術駐地能夠如何重新塑造敘事、促進跨文化理解，並在其所接觸的社區中留下持久的影響，並且得以思考與當地「關係與聯繫」的意義。

從獲取資金到尋求建議，相互交織的評估機制

除了駐地單位評選藝術家的機制以外，還有另一套潛藏在藝術家背後的「評選駐地單位」的機制。On The Move藝術平台營運長Yohann Floch分享他們是如何支持藝術家與專業人士進行國際工作，透過提供資金指南、專業發展計劃，推動公平、多元且可持續的流動實踐。On The Move致力於推廣涵蓋各種藝術形式的文化流動。他們透過流動資訊點（Mobility Information Points, MIPs），為藝術家及文化工作者提供跨國流動行政問題的免費諮詢，涵蓋簽證、社會保險、稅務及海關等。MIPs 分佈於多國，提供個人化諮詢、法律建議及工作坊，並維護相關的線上資源與指南，協助解決國際工作中常見的流動問題。

Yohann Floch透過平台2023年所公開的駐地徵件資料分析，大部分的駐地招募是徵求以個人為單位的藝術家身分者，幾乎占了七成，剩下才是策展人、評論者或是研究者，並且跨學科的藝術家也是比較受到歡迎的，大約佔三成，視覺藝術家與表演藝術家則各佔兩成，聲響藝術家則是一成左右。

除了進駐單位能夠揀選藝術家、審視地方進駐的影響之外。進駐本身還帶有更多評估的機制。Yohann Floch談到，究竟什麼樣的進度單位是會受到投遞藝術家的「青睞」，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作為「個體」藝術家如何快速地國際之間流動，簽證、經費、交通以及當地回饋，這些是另一種的潛在「評估機制」。

Bolatito則是提到，對於藝術家而言，以進駐藝術家的身份直面當地族群的關係時，又是否能夠超過所代表的超越身份，而做到屬於自身的作品也是一大考驗。因為駐地創作很大程度上會框限住藝術家的創作，能夠從當地帶走的，是否除了座談當下笑談，那些來自居民的「農產品」以外，還有什麼樣的創作回饋？是值得藝術家深思的議題。

最後，在藝術家與駐地機構建構的「評估機制」之外，作為「東道主」的當地社區又會有什麼樣的評估需求？劉冠吟直接地說：「地方不會直接表達『不』，但你可以在不同層面感受到這件事。」在臺灣，似乎沒有辦法看見藝術家們如同Bolatito般，面對與當地居民的衝突和拒絕。

作為藝術的「第三價值」

在「文化影響力」座談中，很容易感受到藝術進駐的影響力評估，會因為不同身份、不同組織立場以及創發進駐平臺的動機所影響。相比民間自辦的藝術進駐平臺，大多已有著明確的動機在推動藝術進駐實踐，在中央文化政策制定之下的基層文化部門，有更多挑戰要面對。上有文化政策需要命題作文，下又需要作為藝術家與地方的媒合者，更要思考藝術進駐在一個地方如何有效，而不只是讓藝術進駐的影響力評估，淪為「讓地方有多少個藝術空間、讓多少位藝術家可以新增展歷」的這種結案績效，而是讓藝術如何與地方展開交往、發生關係，並且，就算在結案之後還能維繫網絡。

「請大家再次思考藝術的真正價值，這已不再談藝術作品的市場交易價值，而是文化藝術性的創造力對社會永續發展所帶來的意義和啟發。」蕭麗虹在〈從藝術駐村到全球藝動〉文章開宗明義的呼籲，猶言在耳。作為藝術在市場價值、學術價值之外的第三價值，藝術進駐之於社會永續的價值與影響力評估，在臺灣的藝術進駐單位中大多還尚未成為一種普及的概念，但藉由本次年會，我們已可看見不久的將來，藝術進駐影響力評估制度的建制，也必然迴向影響藝術進駐在臺灣的未來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