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裔法國畫家嚴培明在佛羅倫斯斯特羅奇宮（Palazzo Strozzi）的大型個展於七月初正式揭開帷幕，十個大小不一的展廳展出二十多件作品（包括多幅三聯作和五聯作）。嚴培明依舊創作量豐沛，展覽不斷，近兩年個展包括法國亞維儂教皇宮和蘭貝爾收藏館，法國科爾瑪（Colmar）溫特林登（Unterlinden）博物館和奧地利林茲Francisco Carolinum博物館，聯展和各種合作計畫及委約訂製更是不計可數。斯特羅奇宮自2015年在現任館長加蘭西諾（Arturo Galansino）帶領下締造了一個又一個展覽傳奇，不論是文藝復興著名雕刻家多納太羅（Donatello）或是國際當代藝術家Bill Viola，Marina Abramovic，Jeff Koons，艾未未的個展，抑或街頭藝術、佛羅倫斯實驗、數位藝術等主題展，叫好又叫座，短短幾年間成為義大利當代藝術版圖一個重要據點。
展覽標題訂為「歷史畫家」（Pittore di Storie），順著兩條線索交叉推進，一是藝術家個人的小歷史，另一為涉及整個社會、國家甚至世界的大歷史。嚴培明自1980年代末期起以粗獷筆法表現毛澤東或社會底層人物開始活躍於國際藝壇，過去十多年來逐漸將自己定位為歷史畫家。正如歷史需要時間的積澱，嚴培明也以一生作為衡量尺度，通過繪畫一張又一張大大小小的歷史事件和人物，實現他探索歷史真諦，思考生死意義的宏大藍圖。
展覽動線之初是2012年創作的三聯自畫像「天哪，一個完美的日子」，三張4公尺高、2.8公尺寬的大畫上，呈現藝術家本人裸著上身、穿著牛仔短褲、赤腳，構圖和人物姿勢令人自然聯想到耶穌和兩個小偷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不過藝術家身後並沒有十字架，整個人彷彿懸在半空中，他將沉淪或昇華？緊握的雙拳似乎意味著掙扎與奮鬥，呈現人性堅毅不撓的一面。第二個展廳呈現了他個人的歷史，他已多次描繪五年前於上海過世的母親，他不畏表達自己的情感，透過不斷畫母親的肖像，為思念找到一個出口，也畫了母親信仰的觀音和佛教中的西天淨土，一幅充滿詩意的抽象風景。接下來的大廳環繞著達文西的《蒙娜麗莎》展開。2009年，藝術家在這幅文藝復興時期傑作的藏身之處羅浮宮為她舉行了葬禮。這件具重要象徵意義的五聯作揉雜了藝術家的個人歷史，除了他和這幅畫所代表的西方古典繪畫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病床上垂死的父親像和藝術家本人平靜的死亡模樣，似在預示我們所有人的未來。
義大利語storia的另一個意思是故事，嚴培明也的確是一位說故事高手，除了每張畫有自己的故事外，他也擅長以舊畫搭配根據展地歷史、政治、社會和文化語境所創作的新畫，引發多層次的聯想，呼應和互文關係，構建一個格局更寬闊、具普世意義的歷史圖景。
某些題材是藝術家一而再、再而三重複創作的，例如自畫像、父親和母親的肖像；對他產生過重要影響的古典大師：維拉斯奎茲的《教皇英諾森十世像》、戈雅的《槍殺起義者》、大衛的《馬拉之死》等。展覽中，三幅以不同色調創作的《馬拉之死》，骷顱頭以看似相同卻又不同的樣貌重複數十次，佔滿整張畫面，體現了「重複」是嚴培明一個重要的創作手法。如德勒茲所言，重複中，沒有任何事物是同一，只有無止盡的差異和變化。在嚴培明對同一張畫的不斷重新演繹中，我們看到了他繪畫手法的自由和多樣性，以及對歐洲古典繪畫巨匠的結構、佈局、光影、筆觸和細節等各方面的探索和研究，並在此過程中，不斷提升他個人獨特的藝術語言。
嚴培明以他特有的單色調和酣暢筆觸，重新詮釋呈現歷史上與權力的傲慢有關的經典圖像。他畫歷史上以貪婪和殘酷著稱的教皇英諾森十世，深藍色調凸顯了畫面人物陰鬱險惡的性格；正對面的拿破崙加冕，選擇參照的原型是大衛最初的素描草圖，拿破崙手舉皇冠，準備給自己戴上，顯得自負而高傲。左右兩邊牆掛的是掌權者用他們的地位和權力去壓制反對者時的殘暴，在此嚴培明仍舊借鑒藝術史經典名作，戈雅的《槍殺起義者》和大衛的《馬拉之死》。旁邊兩個有如密室的小展廳，談的是戰爭、屠殺，而這不正是歐洲此時此際陷入的危機—烏克蘭戰爭？嚴培明用水彩描繪了時代雜誌2007 年底和2022年底年度風雲人物的封面，分別是俄國總統普丁和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對照折射出世界政局於15年間所發生的巨大變化。同樣以水彩繪制的畫面塞滿了數十個骷髏頭。嚴培明繪畫穿越古今，從17世紀的英諾森10世到18世紀的拿破崙和法國大革命，再跨越到21世紀的普丁和澤連斯基，揭示出結構性的歷史問題。他用時間長河的視角看待一切：歷史與當下，權力與災難，生與死。
觀眾此時置身於由四張紅色畫構成的一個極具視覺震撼力的展廳，毛澤東、李小龍、老虎和龍，全是西方人對中國的刻板印象，然而藝術家與這些刻板印象之間維持一種模稜兩可的關係，他一方面利用這些刻板印象（例如毛澤東是他藝術生涯初期最有效力的宣傳工具），同時以個人的獨特繪畫語言來反駁刻板印象，如他反肖像的攻擊式畫法；大尺幅，近乎抽象的表現方式，迫使觀眾必須與畫面拉開一定的距離方能辨識出主題；或像那隻老虎，在層次方面的紅色基調中以鮮黃色勾勒出的眼睛，銳利而兇猛。
嚴培明始終在向古典與現代繪畫大師致敬以及關注歷史和政治題材之間的模糊地帶穿梭，不做任何道德評判，也不下任何定論，因為他洞悉歷史的複雜多變，不僅真相難明，並且充滿許多未解之謎。他以震撼義大利社會的兩起恐怖攻擊事件為例，電影導演帕索里尼的死留下諸多疑點，至今死因不明；在義大利引起軒然大波的總理阿爾多．莫羅（Aldo Moro）遭極左翼恐怖組織綁架和撕票、屍體被發現在汽車後車廂，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及背後主導者依然撲朔迷離，不正如中間那幅靈感源自帕索里尼電影《馬太福音》中的耶穌殉難圖—關於耶穌的身分和事跡，同樣眾說紛紜？創作於2015年的《伊甸園東》則以動物之間的廝殺與搏鬥隱喻人類社會不斷上演的戰爭劇碼。
最後一個展廳影射了法西斯主義在義大利，以及歐洲許多國家的重新崛起。以1932至1934年政治宣傳海報《掌旗手》為原型的希特勒肖像，希特勒日益膨脹的野心將歐洲拖入了萬劫不復的深淵；呲牙咧嘴，狂吠不止的狗；一片漆黑的樹林；最令人動魄驚心的莫過於1945年墨索里尼和情婦遭槍決後，屍體被倒吊在米蘭廣場的慘狀。藝術家提醒著我們：人類歷史的黑夜，隨時可能重新降臨……。
觀看嚴培明的展覽是一個非常獨特的經驗。巨大的尺幅充滿能量，精準有力的筆觸，多層次的單色調，具情感張力的光影效果，絕對震撼的視覺和身體感受。然而，嚴培明畫筆下的世界卻是沉重和憂鬱的，不只因為以黑白為主的色調，或是給人血腥暴力感的紅色，藝術家在充滿死亡的意象中，注入個人對生命的體悟，以及對歷史與社會的觀察和省思。嚴培明說「繪畫不是一種撫摸」，這指的不只是他那註冊商標式的粗獷筆觸和畫布之間的關係，更重要的是藝術家對藝術機構、收藏家和觀眾的價值觀和喜好的不順從。藝術家必須維持他個人的獨立和自主。他毫不設限地恣意抒發自己對父母的懷念，他以看盡世事滄桑的了然，爬梳著曾經上演過的一齣齣歷史悲劇，但他不批判也不控訴，只是透過歷史場景的重繪，喚起人們的記憶，提醒著權力的傲慢，歷史的教訓和生命的虛無。
「過去八年來，我們通過許多不同風格和媒介的當代藝術家展覽，顛覆了人們對佛羅倫斯只有古典藝術的刻板印象，讓文藝復興時期的建築傑作斯特羅奇宮成為今天義大利當代藝術的重要展場。我認為現在是展示傳統媒介，即繪畫的好時機，但必須是非常當代，具有強大力量，傳達甚至令人震驚的訊息，嚴培明是我不作第二人想的藝術家，他的畫具當代性，闡述關乎你我個人的歷史，同時從宏觀的角度，和佛羅倫斯的藝術史，以及今天義大利，歐洲，甚至全世界的歷史與當代問題產生對話。這次展覽呈現了嚴培明繪畫中包括歷史和暴力的幾個重要元素。墨索里尼死後被吊起來的畫面非常殘酷，然而這也開啟了日後義大利人和平美好的生活。對展出這些作品，我們沒有任何顧忌，因為畫面述說的是我們所有人歷史的一部分，關注的是普遍性的政治意涵，反對專制政權。嚴培明為這次展覽創作了數幅新作，讓展覽充滿新意。除此之外，他也捐贈了一件自畫像給烏菲茲博物館；因著這次捐贈，嚴培明也進入了義大利的藝術史。成為這次從十六世紀到今天的藝術家自畫像的一員。」
—斯特羅奇宮館長、本次展覽策展人加蘭西諾（Arturo Galansino）
「這次展覽有如近15，20年創作的回顧展，有一些我們知道的作品，但置於新的語境，加入新作品，產生新的意義。比方說他母親的肖像，儘管也有一幅同樣題為西天樂土的風景畫，加上觀音像，就和奧塞美術館的展覽有了另一層意義。對於尚不熟悉他繪畫的人來說展覽動線安排的非常好，有和他個人歷史之間非常動人的聯繫，比方說和他的母親，父親；也有對藝術典故的引用，例如《馬拉之死》，《蒙娜麗莎》，嚴培明以當代藝術家之身成為這段藝術史的一部分，特別是今天這個時代，以繪畫媒介繼續創作並不容易。嚴培明令我著迷的一點是，如何超過30年持續保持一種非常個人的風格，以黑色，白色，和他特有的筆觸去創作肖像畫，對西方肖像油畫傳統進行挪用和重新詮釋，進而延續了這個有時可能被人視為官方的肖像畫傳統——因為他也常描繪我們這個時代的政經名流。在這次展覽裡頭，他體現出作為我們歷史的肖像畫家，他所佔據的是被當代藝術完全拋棄的空間。最後一個展廳很有力量，很大膽，指涉了目前義大利政治界法西斯主義的重新抬頭，然而少有義大利的知識分子和藝術家對此表示擔憂或抗議。因此嚴培明能夠在最後一個展廳展出那些充滿暴力的繪畫，憤怒的狗，希特勒的肖像，尤其是墨索里尼和他的情人死後屍體被倒吊起來的著名畫面，令人不可思議；話說回來，這其實是他們唯一受到的審判，正因為沒有像德國一樣在法庭公審，法西斯主義在義大利能夠繼續存在，從未消失。嚴培明通過描繪法西斯歷史的重要時刻，對今天義大利的政治和社會提出質疑，這是一個很大的賭注。」
—十月巴黎移民博物館的法國中國藝術家展「我有一個家」的聯合策展人、
法國獨立策展人艾華蓮（Evelyne Jouanno）
「我從嚴培明1981年到第戎就認認識他，他從第戎美院畢業後近四十年來的創作歷經了重要演變，然而一旦仔細觀察，會發現這個演變其實是循序漸進的，除了題材上更加多樣，關注戲劇張力的歷史事件，畫法上也愈來愈自由，不畏懼畫非常寫實的畫。在我看來，與其說是歷史畫家，他更多是一位刻畫殘酷的畫家，他的畫裡蘊藏著深沈的悲傷。嚴培明一開始吸引我的地方，並非他的繪畫，我們當時對繪畫毫不感興趣，更何況表現主義風格的繪畫。他吸引我的，是他的人格，他對自己繪畫生涯的宏大視野，他從一開始就對自己成為大畫家充滿信心。慢慢地，我對他的繪畫產生了興趣，因為我兩都住在第戎，經常討論，對我來說，我們的關係有如藝術的旅伴。」
—第戎Le Consortium藝術中心聯合創辦人和現任館長
戈特羅（Franck Gautherot）
「我是2012年第一次真正與嚴培明的創作邂逅，我當時從媒體上讀到他在南特小教堂展出三聯畫《天哪，完美的一日》，因為我任職的 Colmar 的 Unterlinden 博物館，藏有一件藝術珍寶，是 Grünewald et Nicolas de Haguenau的le Retable d’Issenheim (1512–1516) 。因此，一位出身中國的藝術家把自己畫成耶穌基督，這點令我好奇。我特別前往，這是視覺和美學上的震撼。多年後，博物館整修重新開放後，我邀請嚴培明做了個展。他人格和創作上的巨大反差讓我著迷，他可以畫非常具象的題材，也可以是抽象的筆觸，尺幅愈來愈大，侵略了整個空間，他需要大空間來表達，把整個人投入到他的畫裡頭。他的畫具有一定的優雅，但也充滿挑戰，敢於呈現義大利歷史當中敏感的題材。我希望義大利人也能以相同的寬容和慷慨來接受，他不是在挑釁，而是讓義大利人面對他們的歷史。我認為當藝術家遞給我們一面能反觀自己的鏡子時，是在幫助我們成長，面對過去。」
—前法國恩特林登博物館館長，嚴培明個展「以父之名」策展人，現任第戎美術館館長
戈里奇-艾爾高特（Frédérique Goerig-Hergott）
「我在維也納美景宮博物館擔任首席策展人時就一直想做嚴培明的個展，我們曾於2016年在聖壇展出他的一幅耶穌殉難圖，效果令人震撼，之後每年都會見幾次面，成了好朋友。我後來去了萊比錫，展覽還沒實現就又調職去了林茲，因此個展理所當然移到林茲做。我們把主題訂為肖像畫，因為翻閱他的畫冊，我驚訝發現竟然至今沒有以肖像為主題的展覽，展覽效果非常好。我喜歡佛羅倫斯展覽標題的其中一個原因是『歷史』這兩個字，我認為嚴培明是當今僅存的二十一世紀歷史畫家之一。他和歷史有深刻的連結，把對歷史的感受，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表達出來。他的畫不帶挑釁意味，非常感性；你必須深入挖掘，才能理解他的藝術。他的每一張畫背後都帶有自傳性，當你知道他的生命歷程，對他的畫就有更深入的領會。他的畫引人入勝，但其中深刻的意涵非一觸可及。這也是我非常一直在追蹤他，有些藝術家，你做一次展覽之後就結束了，或者五年十年後才會做另一個展覽，但跟嚴培明不一樣，有很多的題材和面向可以挖掘。嚴培明的繪畫生涯仍在持續發展當中，他從政治，自然，藝術史，歷史等各方面汲取靈感。」
—威丁格（Alfred Weidinger） 奧地利林茲博物館館長，嚴培明個展「肖像」策展人
「嚴培明在第戎美院時期就已是風雲人物，不僅因為他的人格魅力，也因為他繪畫技巧出眾，當時還是學生時就已展現藝術家的風範。嚴培明近四十年年來的演變很自然，本人基本上沒有太大改變，仍舊和年輕時一樣樸實，努力工作。他有繪畫上展現了許多優異之處，但更重要的是他對繪畫的堅持。他沒有轉去做行為，裝置，錄影，而是一直畫畫。今天繪畫再度回潮，他的畫受到肯定是很自然的。但他一開始並不順暢，當時繪畫不合時宜，不被視為當代藝術。當你回頭來看他的整個創作歷程時，會發現他很固執。好藝術家就應該固執，不追逐潮流。我們為他感到驕傲，他今天的功成名就完全是他自己努力所得來的。嚴培明和人有一種模稜兩可的關係，他喜歡官方的認可，今天他的畫在世界被廣泛收藏，被大畫廊代理，但他並不因此變得高傲自大，他受到很多人真誠的喜愛。嚴培明是個大畫家，並非因為他畫歷史，他不論畫什麼題材，都會成功。我喜歡他畫的風景或花，抽象的手法，必須不斷靠近退後才能辨識出主題。當你靠近他的畫面時，看到肌理，層次，這時圖像和題材本身已不重要，你看到的是他對材質的精湛把握。」
—莫蘭（André Morin）和克萊恩（Marie Clérin），長期與嚴培明合作的法國攝影師
余小蕙( 36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