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當美術館館長就上手

2020年臺北雙年展是全球少數得以維持實體開幕的國際型展覽，面對疫情衝擊，臺北市立美術館（簡稱北美館）館長林平在記者會致辭時也忍不住喟嘆，「人類所能掌控的事物極其稀少」，但開幕樂聲尚未停歇，媒體即披露林平館長業已辭職，北市府正積極尋求下屆館長的消息。北美館雖僅為市立二級機關，畢竟是臺灣首間現當代美術館，威尼斯雙年展臺灣館的籌辦者，館長任聘當然動見觀瞻。可惜的是，符合「具簡任第10職等合格實授並具文教行政職系任用資格銓敘有案」或「具有教育部核發之副教授證書並具有藝術相關學系之博士學位（或其相等學歷）或曾任藝術相關學科之助理教授三年以上，成績優良者」的申請者，無人在12月15號的館長甄選會議中出線，於是自12月23號起，北市府又再度上網徵求繼任人選。

臺灣公立博物館美術館的人員晉用採雙軌制由來已久，11月初國立臺灣美術館林志明館長借調期滿歸建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接任的原國父紀念館館長梁永斐就是簡任12職等的公務員。1983年開館的北美館，扣掉籌備處和代理期，更有超過一半的時間是由公務員黃光男、黃才郎及謝小韞擔任館長，所以北市府對應徵者須有公部門文教職系工作經驗與專業知能、或須任職學院的要求乍看之下並無違和感，不過二選一的用詞還是頗為值得玩味。

臺灣並非唯一採取館長公教兼納的國家，韓國、義大利等亦是。如成立於1969年的韓國現當代美術館（National Museum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Art），直到1989年都沒有研究員的正式缺，前8任館長也都是由公務人員擔任，且大部分任期只有1年。此後為了擺脫官僚聯想，中央開始重用藝評人及藝術史學者，並自21世紀起公開徵選館長，還曾「嚐鮮」式地起用與藝術毫無瓜葛、號稱CEO型的前資訊與通訊部部長裴洵勳（Bae Soon-Hoon）。2015年，回歸「正軌」的韓國政府在館長徵選公告中敘明申請人需在藝術領域工作10年以上、或在取得藝術相關博士學位後有7年以上藝術領域工作經驗，又或曾在藝術領域擔任部門主管職位至少3年，最後脫穎而出的是原巴塞隆納當代美術館館長的西班牙籍馬力（Bartomeu Mari Ribas）。馬力3年期滿後，接棒的尹凡牟（或譯尹範模）則是來自東國大學的藝術史教授。

再如同時在2015年啟動館長世界徵才機制的義大利，所列資格亦很近似，除必須具有碩士以上學位外，且須在文化部擔任過主管職、或在公私立機構有5年以上管理工作經驗、或在國內外公務機關服務5年以上且能以著作／工作性質證明其文化或科學專業，又或曾在國內外大學有研究及學術經驗。

也就是說，公務員、大學教員、有藝術管理背景的產業人都是近年韓國和義大利國立美術館徵才的對象。不過此次北市府鎖定的只有前兩類，所以從未於大學專職任敎的各獨立工作者、基金會／藝術中心、北美館或其他美術館館長、總監、主管、研究員等有藝術管理背景的產業人均被排除在外。

臺灣對公教莫名的執念大抵是因為法規繁瑣、議會難纏，對此熟悉的公門中人較有餘力應付；或學者館長有助聚攏研究能量，提出高大論述等，不過可以亮出公職或學術盾牌抵禦輿論壓力的應聘者，未必就了解博物館業務，即使是有節慶或展覽策畫背景者，也極有可能是美術館素人。

第一次當領導就上手在任何地方都不容易，美術館超長工作週期的特性對外來者尤其不友善。新官除了要花力氣搞清楚機關文化，第1年也得用來概括承受前朝策畫經年、現正待實踐的展覽／活動／出版，至於自己上任的三把火，在此類必須要用年曆排期、反射弧很長的單位，從刺激到反應通常需要一段時間。此外，節慶或展覽屬單一計畫，檔期、預算都不和人傾軋，相對之下十分單純，也沒有購藏保存或修繕擴建等永續考量，外界對於策展老手一朝入主美術館，必能馬上風風火火、大展拳腳的期待，既不公平也不實際。所以北市府雖然沒有明說，但曾任職、借調、兼管藝術機構或大學美術館等協助接軌的歷練，想必多少可以加分。如林平館長在加入東海大學前的北美館及國美館資歷；或黃才郎館長從文建會美術科科長南調至高美館，累積籌備處主任及首任館長的實打實訓練，一定很獲肯定，也才有之後黃才郎館長從高美館、北美館、一路到國美館，集齊臺灣3間公立美術館館長大滿貫的傳奇。不過灶燒熱了，還得燒得夠久才濟事。臺灣公務員有輪調設計，大學教員也有借調期限，雖然兩者都可衡酌業務需要保有彈性或延長借期，但學者不若公務員形象中立，易被標籤化，反而每逢政黨更替就有異動之憂。目前3館中，也只有高美館前館長謝佩霓及甫卸任北美館館長的林平成功打破4年任期魔咒，得以鋪陳較多建樹。

在非A即B的思維中，持續遭到弱化的卻是現場專業人員的存在感。或許因為臺灣博物館事業不旺，館員雜務羈身無法專心研究，公立機關銓敘嚴格，非公教人比照難免會有爭議，或第三部門發展少有突破，人才有限等，臺灣藝術行政第一線工作者遠比他國同儕更難躋身領導階層。比如所謂世界4大博物館中，羅浮宮館長馬汀內茲（Jean-Luc Martinez）和前大都會美術館館長坎貝爾（Thomas Campbell）本來都是自家館內研究員；俄羅斯冬宮館長皮奧特羅夫斯基（Mikhail Piotrovsky）原在蘇聯的東方學研究所（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紐約現代美術館館長羅瑞（Glenn Lowry）初試啼聲之處是在大學美術館；大英博物館現任館長費舍（Hartwig Fischer）曾於數間德語系博物館工作，他們都是擁博士學位的產業人。如果做得久也具某種參考價值的話，世界重要美術館館長單館年資前3名的俄羅斯普希金美術館館長安多諾娃（Irina Antonova）（52年）、丹麥路易斯安那美術館館長揚森（Knud Jensen）（37年）和美國大都會美術館館長蒙特貝羅（Philippe de Montebello）（35年），也都不是來自學界。其中普希金美術館的館長是在館內任職研究員時獲得擢升，路易斯安那美術館的館長即為收藏家本人，大都會美術館館長畢業後的首份工作是在大都會擔任助理研究員，之後轉戰休士頓美術館，再重投大都會。甫開館的德國洪堡論壇館長麥葛瑞格（Neil MacGregor）雖是藝術期刊主編轉任英國國家畫廊及大英博物館館長，但投身博物館也已有30餘年，通通無法滿足臺灣的條件，只有泰特美術館館長巴爾肖（Maria Balshaw）因20年前曾在大學教過書，勉強可以送件。

但究其實，馬汀內茲等這些幾近永業的博物館人，如果當初是在脈絡單薄的臺灣求職，是否真的也能從中尋求到新鮮剛銳、足以磨礪個人學問生產或營運演練的養分和動力，再順利從體制外進入體制內、或從基層往上升遷呢？造成「流水的館長，鐵打的館員」，產業人職涯低視野的，究竟是長期疲弱的生態還是最終門檻的狹窄？沒有可以獨撐大局的館長，也沒有美術館一支獨秀的藝壇。國外博物館界有關理想館長範式的討論，多是建立在團隊後勤無虞、藝術地景多元的假設上，臺灣美術館長年輸入公教館長的做法，不論是為防弊還是興利，是求長時間的保守穩定還是新想法的發展注入，確實也都有其合理的投射。但如果每次館長遴選，非公教的藝術人都只能在臺下搬凳子看戲，我們的美術館和藝術行政系統建置一定出了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