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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去竹圍工作室住一晚

來去竹圍工作室住一晚

即使台灣替代空間的集結號與熄燈號,在枯榮聚散與閃爍明滅之間,已成為常態,但2020年12月,一則來自竹圍工作室告別聲明讓人揪心。之所以揪心,一方面覺得25年的時間不算短,對於曾經在2016年進駐竹圍的我來說,更像是沒有娘家可回的感覺

即使台灣替代空間的集結號與熄燈號,在枯榮聚散與閃爍明滅之間,已成為常態,但2020年12月,一則來自竹圍工作室告別聲明讓人揪心。之所以揪心,一方面覺得25年的時間不算短,對於曾經在2016年進駐竹圍的我來說,更像是沒有娘家可回的感覺。如果回娘家的感覺是如此的真實且充滿慰藉,那相對於「娘家」比喻的「夫家」,或許正來自白盒子美學下的藝術認識,這也呼應了蕭麗虹在告別聲明中說到「作為『藝術介入社會』先鋒倡議者的竹圍工作室,再一次以『先行者』的角色示範並印證全新趨勢萌生與到來的決定。」竹圍工作室之於「藝術介入社會」,與其說是「樹立」風格的先鋒,不如說該先鋒的風格是孕育與陪伴出來的。寶藏巖聚落是我與陳漢聲成立走路草農/藝團,在台北生活的第一站,而竹圍工作室則是台北生活的第二站,我在此之前,都是在高雄與台南生活與就學。每每回憶起學生時期的見聞與養成,都彷彿昨日一般,如果說在寶藏巖的駐村,帶有一點觀光跟進城的心理,那竹圍工作室的進駐,更接近一種朝聖,朝聖感是怎麼來的呢?

走路草農/藝團二人組於樹梅坑溪的留影。(劉星佑提供)

彷彿昨晚

在大學和研究所求學期間,有一陣子,對公共藝術的討論,來自公共性與藝術性之間思辨,除了在公共建設中提撥1%經費所興辦的公共藝術,還有什麼可能性?也因此在法律保障的藝術之外,公共性之於民主體意識的抬頭,讓所謂的「作品」在這波公共藝術的思辨討論中,朝向非紀念碑式、非雕塑式的與非物件式的「事件」、「記憶」與「地方」。為了捕捉、討論並更貼近這些關於事件、記憶與地方行動的當下,諸如社群藝術、參與式藝術與藝術介入等名詞的分類、命名與定義,也不斷地提出,而地方培力(empowerment)或譯成賦權、賦能等,也往往隨著上述名詞被討論時,會提到的關鍵字,從中亦衍伸出主體與客體的交換、地方與外來的凝視、在地與國際的視野等不同對照組的思考。關於定義、實際執行與藝術家作者論等問題,也往往在沒有定案的在「有待下次」、「期許未來」、「後續對話」或「推廣教育」等討論中作結。

竹圍工作室外觀。(攝影/理毛)

在認識當代藝術、探索當代藝術面貌的時期,有幾個展覽與座談,至今仍有些許的印象,包含2008年連台新藝術獎是什麼都還不是很清楚的時候,卻對當時視覺藝術入圍之一的《台西-希望之海參與式蚵貝壁畫》感到很有興趣,究竟在「形式」之外,是什麼原因讓這面壁畫,充滿討論性,而這個壁畫也一改我過往認知中所理解的壁畫,即使這麼的不潮且勞師動眾。課堂上,看過陳怡君導演《苦力藝術家》這部以1999年「鹿港歷史之心裝置藝術展」為對象所拍攝的紀錄片,就算知道紀錄片仍是帶有主觀視角的剪輯,對學生時期的自己來說,卻有著深刻的糾結與思考,這是我思考藝術與政治關係的第一堂課。

另外,由盧明德、陳香君擔任策展人,在高雄駁二藝術特區策劃的展覽「看(不)見的風景」一展所延伸的座談,對我來說,像是新世界觀的養成課程,除了知道高雄師範大學跨領域藝術研究所的存在,關於藝術作品,在形式與內容之外,還有一個社會與世界的存在,而且是現實不可分割的存在;另外,吳瑪悧發起的諸多計劃,包含2008年《台北明天還是一個湖》以及「如果高雄只剩一座壽山島—環境藝術創作坊」,到2009年開始持續的「樹梅坑溪環境藝術行動」,直至2013年,在台北當代藝術館於第11屆台新藝術獎入圍特展中,看到「樹梅坑溪環境藝術行動」的「作品」時,加深了自己對參與創作的認識乃至於自己想執行的決心。除了上述,《藝術介入空間》、《量繪形貌:新類型公共藝術》、《藝術與公共領域:藝術進入社區》與《對話性創作:現代藝術中的社群與溝通》這幾本書的出版,在當時也深深地,影響了藝術學院的自己觀看藝術的方式,也影響了自己現今的自我人設,傾聽他者並實踐多元角色的種子,比斜槓一詞還更早埋藏在心中。如此這般的歷程,竹圍工作室自此也植入我的腦海,日後於竹圍工作室駐村的朝聖感,便是不知不覺地在過程中萌生。

樹梅坑溪走讀過程中蒐集的建築磁磚殘片,結合動力裝置,並以指甲油畫出沿路上遇見的植物或風景。(劉星佑提供)

來去竹圍住一晚

進駐竹圍工作室前,已經入秋,進駐後,很快迎來冬天,靠近淡水河,冬天的寒流格外考驗來自高雄的走路草。竹圍工作室提供給藝術家的房間坪數很大,除了偌大的草地與公共開放式廚房還有小小的菜圃,駐村期間,竹圍工作室安排了幾場活動,讓藝術家自由選擇參與,其中包含了樹梅坑溪的走讀。「就是傳說中的那條溪嗎!終於見到它了嗎!」抱著期待的心情,難掩興奮的與工作室的成員前往。「原來只是一條大水溝」的詫異和「終於看到真跡」的興奮,是參與導覽和走讀,第一次看到樹梅坑溪時,所產生的兩種真實心情,畢竟我想像中的溪流「太甲仙」,過於原野;從河口的鄭家古厝為起點,穿越民生路到馬偕醫院旁的小徑展開「溯溪」的旅程,綠意隨著步伐逐漸變多,沿途,從遇見刻有「鶴浦」與「皇清誥授」等字樣的墓冢開始,奇妙的歷史感與時空感便逐漸升起。當時的嚮導是李曉雯,由於曉雯曾參與過樹梅坑溪計劃,熟稔地穿越小農的田地、社區,沿著溪流古道,遇見道光年間的土地公廟及幾處紅磚三合院,直達上游的社區廟宇甚至是荒野,配合著現場的場景與導覽的解說,想像著過去這裡發生的種種。如今的溪水如此的平靜,與人們的日常如此貼近,一個上午的走讀,讓原本對於樹梅坑溪的朝聖感不再,但對走路草日後的創作,起了不同的作用。

一個人的日常由許多細碎的例行性私事所組成,而竹圍的工作氛圍,則是讓例行性公事,變成他人可以參與的行政日常,這也是其他單位難以複製的特質與屬性。關於竹圍工作室的藝術家工作室開放,「例行性」與「公事感」的氛圍,並沒有這麼強烈,反而更像是自家Party的共襄盛舉,也因為如此,駐村期間各種不成熟的發想,也得以很放鬆的與他人分享,這些不正式的作品,在竹圍工作室發表後,就再也沒有機會拿出來分享,但如今回頭想起,當時的發想,對未來創作發展,埋下了育種的契機。該系列創作沒有具體作品名稱,我們僅以「事件一」、「事件二」、「事件三」作為思路上的區別。「事件一」是一幅隱含自己對故鄉小溪記憶的水墨畫,「事件二」是樹梅坑溪走讀過程中,所發現的建築磁磚殘片,我們沿路收集,轉化成一件動力裝置,瓷磚上則以指甲油繪出路上遇見的植物與景觀,而裝置平台上的殘片,則會以繞圈的方式,留下移動的痕跡。「事件三」是我們上下古道途中,互相拍攝的錄像,據說,該古道在近代,是在地居民上學的並經之路,因此我們沿著古道行走,講述著自己在藝術領域這條求學之路的故事,讓自身經驗與腳下的路程的歷史有所呼應。回看上述創作,現在的我們,之所以想返鄉辦理農閒藝術節,或是在作品中,加入農地裡的破片,並非天外飛來一筆的突發奇想。

同期進駐在竹圍工作室的韓國藝術家金緣定,於工作室開放時,進行的現場行為表演。(劉星佑提供)

酵母的機緣

如果要問起在竹圍的最大收穫,那必定是在竹圍遇到的人事物。一起駐村的藝術家,往往就像是一個夏令營一般,隨著活動的結束,走往各自不同的道路。我們在竹圍工作室遇到了幾個藝術家,在往後的幾年當中,持續聯繫交流甚至一起創作。其中一位是韓國的藝術家金緣定,曾經留學美國的他,英文對話能力不在話下,也因為如此,初起自認英文不好的我們,非常畏懼與她對話,但金緣定主動對話,甚至鼓勵我們不要使用手機翻譯,以簡單的英文交談。與金緣定的緣分並沒有因為駐村的結束而告一段落,往後的幾年中,她時常來到台灣發表作品,同時與我們相聚,甚至參與了第一屆,由我們自行發起的農閒藝術節,擔任大社的駐地創作者。
另一位是長期進駐在竹圍工作室的陶藝家張瓊如,她總是每日定時的來竹圍進行創作,也總是工作到很晚才離開,事實上與瓊如的交流和聯繫,一開始並不頻繁,但每次偶遇,瓊如總是相當熱情,駐村期間走路草並沒有執行任何陶瓷的創作,然而,在進駐結束,未來的作品有陶藝的需求時,瓊如是我們最先想到的諮詢對象。2018年參與關渡國際自然藝術季,一個以社子島為主題的共同創作,走路草團隊很自然地,也想到在同一個流域生活的瓊如。因此在「照起工」的社子展區中,實用陶在與居民互動的過程中,是共食的食器,在展場則是器皿結合動畫影像的投影;仔細想想,上述的連結與初嘗試,都是因竹圍工作室才得以創造出的緣分,哪怕是「一人一菜的呼朋引伴」對走路草而言,都是一種觀摩與學習,因為建立關係,何嘗不需要方法?

結合張瓊如的手捏陶食器,與動畫影像的投影,是走路草農藝/團與張瓊如第一次的共同合作。(劉星佑提供)

相較一般認知中,由進駐單位提供生活費或創作費給藝術家,前來竹圍工作室的藝術家則是需要繳納進駐期間所需的水電費,而竹圍工作室期間亦一直積極扮演著媒合的角色,為藝術家串接更多與藝術家創作脈絡或脾氣個性相符的外部資源。離開竹圍工作室幾年之後,我們才知道許多單位能夠認識我們,是因為竹圍工作室的關係。包含配合關渡國際自然藝術季,與關渡自然公園的合作,牽起了走路草與社子島三年多的緣分,也讓走路草有更多機會,演練更多在校園做推廣的經驗。2018年再度受到邀請參與藝術季展出,在社子島完成共創作品《幸福照起工》;2020年受到社子島富州里社區發展協會之邀,參與了第一屆「社子島咱ㄟ家生活藝術節」,現在仍然可以看到六個公車站,有與在地居民進行共同創作的成果。2019年受策展人凱薩琳.韋爾(Kathryn Weir)邀請,參與了法國龐畢度中心(Centre Pompidou)第二屆「世界大都會- Cosmopolis」雙年展(Cosmopolis #2 : Repenser l’humain)一展的展出,當時從策展人口中得知,是因為曾經訪視過竹圍工作室,進而認識到走路草的創作。這些巧合的共同點,都與竹圍工作室的緣份有關,藝術家的駐村不只是異地之旅,更長遠影響的意義,都有待發酵,而竹圍工作室累積的能量,正是發酵的起點。

彈性與典範

竹圍工作室並非公部門,因此運作的資金來源,仍需要透過執行各項計劃,並擔任顧問與智庫,才有營運的基礎,而這樣的模式辛苦嗎?肯定辛苦!但若非如此,藝術最需要的彈性又怎能維持?隨著資訊發達,傳播媒介的進步,打工換宿之於藝術駐村的差異,以及地方創生之於參與式創作的差異,也逐漸模糊,當出自於內在需求的彈性被工具化,藝術家、策展人與評論者將迎接怎樣的思辨難題?

工作室開放活動結束後,工作人員與同期藝術家於竹圍工作室合影。(劉星佑提供)

在撰寫此篇文章時,一邊回憶著過去參與過的藝術座談,與看過的展覽,一邊透過網路搜尋一些關鍵字,以便確定作品的名稱與大約的年代。一篇2010年的報導中,就直接針對「社群藝術」一詞,做了十大教戰守則的表格,原來創作方法的公式化、淺薄化不是最近的事!藝術作品的主體性與自明性,我始終深信,不會因為展示地點的不同與詮釋差異而有所矇昧。但毫無疑問的,當藝術作品的生產方法,透過「對話性」與「參與性」的策略,以先鋒之姿開創,今日,則需承擔被工具化的危險,風格化與公式化之於普遍的應用,是成為典範的必然。換言之,藝術節或藝術季的百花齊放,乃至於參與式創作,成為明文條列的公共藝術類型時,過去的先行與先鋒,將是未來,試圖繼往開來的途中,勢必遇到的挑戰。然而,如何加以定義,或應用推廣,都不該是竹圍工作室作為一個平台的任務;然而,竹圍工作室之於台灣許多替代空間的經營者,或地方創生工作者而言,仍然是實踐時無法忽略的參考指標。

本文出自《典藏.今藝術&投資》第348期

劉星佑( 51篇 )

熱愛第一代神奇寶貝,熟悉庫洛牌使用方法。專長當代影像評論、書畫研究,關注農業環境與性別議題。現為獨立策展與藝術創作。文章發表於典藏、Art Plus、藝術家雜誌、等平台。曾策展於香港牛棚藝術村、臺灣國立美術館數位方舟、臺北數位藝術中心、臺北國際藝術村、台南總爺藝文中心等。影像作品曾獲「臺北美術獎」優選、「台北國際攝影藝術獎」Grand Prix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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