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奇經八脈與調節閥——能盛興的灰燼星火

蓋正經猶夫溝渠，奇經猶夫湖澤。正經之脈降盛，則溢于奇經。故秦越人比之天雨降下，溝渠溢滿，霶霈妄行，流於湖澤……醫不知此，罔探病機，仙不知此，難安爐鼎。
——李時珍《奇經八脈考》《奇經八脈總說》

日前受滯留鋒面影響，連續豪雨帶來災情，在乾濕旱澇之間，環境多樣性作為當今都市的調節，或許是最好的防範，然而埤塘、溼地、森林等無人之地，都是具有自然調節功能之處，但卻常常因為經濟需求，成為最先被開發的地方。因此在極端的氣候下，「自然」很「自然」地，在人為的建設中，開闢出本來對人類而言，具有調節閥功能的「地景」，「大自然的反撲」是媒體口中，針對這些「地景」的擬人式警語，在上台與下台，究責與負責之間，考驗著人為治理，之於都市規劃的開端；現代性的不可逆，以及與現代性之間的依存關係，成為今日，在討論社會實踐時，無法避免的前提，而在這樣的前提之下，資本主義與文化治理之間，亦有著幽微且真切的換喻在其中，換言之，藝術作為一種文化表徵時，在面對資本主義的不可逆以及休戚與共時，將用實踐、抗爭、逃避？等方式，成為怎樣的調節閥？本文將以能盛興工廠為例（簡稱能盛興），除探討上述的調節功能之外，亦思考能盛興於今年1月吹起熄燈號之後所帶來的啟示，藉以遙相呼應台北華山草原那般，在不同世代、不同地點，難以被描述、定義或是捕捉，伏流而生的一群人、事、物。

2016年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蔡孟宏在《基進共享的台南老屋：能盛興鐵工廠作為都市共享域的營造》（簡稱《都市共享域的營造》）一文中，思考老屋的實體空間，結合都市共享域（Urban Commons），在「固定的價值想像，缺乏突破性的解放效果」基調中，能盛興的實踐過程，如何另外針對人與人的關係間，形塑出在地的方法。2018年能盛興吹起熄燈號，同年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碩士李沅儒，在《青年創業實踐社會關懷——能盛興鐵工廠場為例》（簡稱《青年創業實踐》）一文中，以社會企業的特質作為檢視標準，以「管理」的角度，揭開了實踐自由的現實為何。

在《都市共享域的營造》一文中，於〈如何規劃共享域？〉一節中，提及暫況（temporary use）與管理之間的調配，相對於此的則是固定化商業模式下的傳統規畫，而暫況的有機狀態，往往是灰階之邦同時兼容「危險」與「可能性」的原因。《青年創業實踐》則是創業側記式的，將營運與組織分成環保事業、藝文事業、公益事業與小幫手（打工換宿的機制），幫助觀者可以類比並參照資本主義科層中的座標，模糊了哪些科層的邊界，又兼容哪些邊界的運作。由《都市共享域的營造》中所描述「固定的價值想像，缺乏突破性的解放效果」的狀態，不只是能盛興，似乎是本專題討論的案例中，在行動之始欲處理的狀態；這樣的狀態與替代空間的興起，有著歷史上的巧合，王品驊以「當空間成為事件」為策展起點，探究1980年代台灣的藝術官方體制（美術館空間、國立藝術學院等建立）與異數替代空間的崛起，在「公共空間」的想像與實踐中，亦隱含了當時「固定的價值想像，缺乏突破性的解放效果」的問題。以「空間政治」作為觀看座標，思考各種藝術關懷背後個體「生命政治」之差異的同時，環視今日「灰階之邦」仍然持續而閃焰式的出現，在不同時空下的既視感又意味了什麼？

本段落的標題，試圖帶出兩種觀看的視線，分別是觀看能盛興，與能盛興展現出來的樣態，內外的視線差異，所顯示的，是即使想在既定社會價值下，試圖開闢出具開放性的場域時，必然會遭遇到的差異化與區隔；也因此不同的視線中，才會交錯出為了捕捉態度與風格的描述性修辭；亦如同暫況的有機狀態所兼容的「危險」與「可能性」。所謂的危險，往往來自於「外部」試圖管理時面對無法確切量化，與無法立刻被理解的行為時所造成的「誤解」。然而所謂的「可能性」則是「內部」在意識到上述的量化管理的僵化時，試圖另闢蹊徑的原因。藝術作為一種文化實踐的表徵，近乎是創造性與自由的化身，「可能性」的追求，與「自由」的實踐，彼此亦緊緊扣合；藝術與否絕非能盛興是否實踐的標準，然而卻很多由能盛興發起的事件，帶著藝術的能動性。在空間成為事件的隱喻中，藝術形式的想像，與空間接受想像之外的「藝術」是否可以被展示，有著間接的類比關係，藝術性在此，才是有機會成為挑起僵化社會「氣結」的動能與機會，也因為如此，藝術的定義的問題，總教人在夢與醒之間兩難，藝術性的無意碰觸，才顯得處處有生機。

藝文展演的場租，在能盛興成立之初，即是確定的經營模式，後來才開始有書店、柑仔店、音樂表演空間等項目的出現，過程是慢慢地討論並拼湊出來，並使之逐漸完善。隨著成員關注方向的發起與合作，聚焦在性別、環境與小農消費等社會議題，即使熄燈號吹起後，仍在數種台灣原生種植物文化的議題上有所追尋；綜合上述，當有人關注現實社會中的公平正義等議題，而萌生藝術性的思維與行時，各種多元的越界與對抗是否可以發生。西港外環道不當開闢時的動員、支持友善土地並認助無毒耕作的號召、新化反龍燈農藥設廠的參與，甚至是舉辦了一場同性婚姻的「喜酒」，除了叩問現代化的都市，是否可以吸納這樣的聚集與實踐之外，或許還得進一步的詢問，城市吸納與兼容的是態度？還是風格？

「理想生活」是眾人所盼望的，然而理想生活的實踐方式卻不應該只有一種；現代性的不可逆，以及與現代性之間的依存關係是絕對的，因此，如何在金錢利益之外的目標上獲得共識，在今日一直以來是參與公共社會實踐時最大的考驗，相對於「追求自由」，「管理規畫」常常有著非個人、規則、約束、集體等特質，正當自由的定義需要再度擴張的時候，亦顯示了僵化的管理規劃，需要更多的張弛與彈性，換言之，文化治理的策略優劣，不再是藝文平台的數量可以決定的，平台的包容性才是關鍵的調節閥。能盛興在「固定的價值想像，缺乏突破性的解放效果」的社會情境下，並非是實踐的唯一的答案，而能盛興試圖突破的邊界，或許正勾勒了一個習以為常且不對等、不公平的社會現實。能盛興從立案團體，變成熄燈的事件，唯一確定的是當前文化治理的觀念，與社會之間的關係，仍是「醫不知此，罔探病機，仙不知此，難安爐鼎。」世界上不存在絕對理想的制度與社會，抱持彈性以增加可能性或許是最適當的方式。「現實」作為「理想」的對立面，能盛興注定「失敗」的理想，折射出「成功」現實的樣貌，期待未來的觀者，有機會，在上述的立場之外，另有立足的旁觀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