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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天龍國專題】望海處的想像:台灣藝術與基隆的潮汐

【出天龍國專題】望海處的想像:台灣藝術與基隆的潮汐

雨、霧和海洋的基隆,構成了藝術家的異想奇境以及叛逃那禁錮、壓抑的思想箝制,逃離的或留下的,紛紛掀翻了台灣保守和陳舊的藝術面貌。這港口交織的記憶與奇想,在潮汐往還間述說著當下、過往及夢境的三維敘事。
一簾簾的水霧閃過,滴青滴白晶凝的林木,婉轉淡滅入迷茫,
一柱柱的雨腳,奔踏山頭,飛越斷崖削石,響徹凌霄絕谷,
水霧濃濃一片白裡,有山水緩緩躍出,有花樹筆筆顯現,爍爍然……。
─葉維廉,《雨霧中歸來》
1590年代馬尼拉手稿中描繪的「雞籠人」跟「淡水人」。(© Wikipedia)
以葉維廉的詩集《雨霧中歸來》的字句,來綺想基隆的種種風光、人文與歷史,似乎存在著某種感性的精準度。雨裡霧中的海洋與群山,似乎就這麼在朦朧中帶出了那只屬於處在山之巔、海之角的獨有詩意。或許正是那青翠和濃綠在朦朧霧中襯上陽光後的虹色掩映,讓400多年前的伊比利航海人,在海上望向台灣時說出了:「美麗的島!」(Ilha Formosa!)。
恰是對美麗之島的想像,讓在大約完成於1590年代的西班牙文獻〈馬尼拉手稿〉(Códice Boxer)中,可以看見兩幅台灣原住民圖像,那是巴洛克時代西班牙人想像中的雞籠人、淡水人。這些異國情調的想像,刺激了歐洲海權對於台灣的渴望與佔有,於是北台灣就這麼多了許許多多的歐陸拼音地名,從San Diego(三貂角)到Hoek(富貴角),這些從西方語音轉化至河洛語的地名中,吐露著「大航海時代」西、荷爭霸台灣的遙遠歷史與記憶。而基隆恰恰是這個大航海時代裡,西太平洋及東亞列島爭霸戰中的其中一個熱點。
位於望海處的基隆,就在16世紀全島嶼的北方一隅進入了一個以洋流、季風、貿易構成的全球化網路中。而閩南人命名為大雞籠嶼的基隆和平島,在西班牙統治時期正式命名為聖薩爾瓦多城(San Salvador)。如今這個棱堡(bastion)不復再見,所殘餘的僅剩下遺落在如今公有停車場的「諸聖教堂(禮拜堂)」(Convento de Todos los Santos)供當代人遙想那段交織著平埔族原住民、閩南、西班牙甚至日本及菲律賓人文化與語音的熱鬧圖像。
從〈馬尼拉手稿〉中有關雞籠人、淡水人的圖像開始,望海處的基隆似乎一直緊密地聯繫著台灣和世界在圖像與藝術上的想像與連結,無論是大航海時代、日據時代乃至於戰後的藝術面貌,基隆的潮汐浪濤就這麼遞嬗著藝術的風流人物。
基隆和平島聖薩爾瓦多城諸聖禮拜堂遺址開挖現場。(攝影/朱貽安)
望海處是海上人望向陸地時的想像起點,與此同時也是島嶼人望向海洋彼端的想像起點,或許正是這獨特的場域特質,讓基隆的潮汐回應著一波波台灣的藝術浪潮。「諸聖教堂」的遺址處,那淺淺一公尺多的地層裡,積累了從史前到鐵器乃至於西班牙、荷蘭、日治時期的文化殘跡,見證著這望海處豐富的人物故事與記憶。
太久遠處的記憶和故事我們只能從遺跡和文物的殘痕去推測與想像,一如藝術家涂維政協助規劃的「聖堂回想—和平島遺址藝術教育推廣計畫」,那影像、古物甚至挖掘遊戲與故事導覽,讓400年前的禮拜堂有了某個清晰的顯像。然而可以確定的是,這樣的顯像糅雜著更多的當代想像與推測。關於基隆的印象,或許真正清晰起來還要從1895年日本軍隊及政府從基隆港登陸之後。從那時起,這個望向海的地方,便一直是某種台灣與世界在文化、經濟乃至於自我身份認同的隱喻。浪奔、浪流間,基隆就這麼隱身卻又搖撼著台灣藝術風潮的起落,至今不歇。
吳天章於基隆要塞司令部校官眷舍的展覽計畫「潮汐1884」。(攝影/朱貽安)
現代性的入侵與佔領
如果說1620年的西班牙建城開啟了基隆與世界的連結,那麼1884年的清法戰爭便是台灣第一次面對工業化世界的武力衝擊。恰是那個工業與武力作為資本擴張的時代,基隆作為一個良港,成為了整個清法戰爭中一場重要的戰役,戰爭中的轉捩點。關於那場戰爭的故事,並沒有留下多少實質的資料,更多的是那猶如礦石收音機裡的雜訊。那是模糊、混淆和間斷不連續交織出的記憶和歷史。一如藝術家吳天章在基隆要塞司令部校官眷舍的展覽計畫「潮汐1884」裡設置的礦石收音機,那微弱的電磁作用在沙沙作響中,喑啞地訴說著136年前的戰爭以及其後。
清法戰爭讓基隆進入了工業時代的帝國資本主義的戰略視野中,也讓清朝政府在港口周遭高地設立五座炮台布防。1884年法國未竟的台灣征服,在1895年由新興的帝國—大日本帝國再次登陸,而清治時期的防務設施被日本政府接收,並以此設置「基隆要塞」。在吳天章的礦石收音機裡,或許真正聽見的並非那沙沙聲中曖昧不清的訊息,而更多的是工業、帝國、戰爭和這望海處眼前及未來風景的驟變。
如果說工業、帝國和戰爭將基隆再一次帶進了現代性的世界中,那麼這個依靠煤礦為動力以及金本位制的時代(註),無意間更讓盛產煤礦和黃金的基隆,在現代性的世界和台灣佔有了一個特殊的位置。而煤礦與黃金的生產,也進一步讓基隆的實業家成為了支持台灣現代藝術孕化的經濟支撐。基隆顏家憑藉著煤礦與黃金,成為了台灣現代藝術孕育初期的重要支持者。黃土水在1928年至1929年間為著西式服裝的顏國年製作櫻木雕像,見證著台灣早期工業性的經濟力量與現代藝術之間的關係。
吳天章「潮汐1884」展覽現場。(攝影/朱貽安)
推動台灣現代美術的倪蔣懷
如果說顏國年的雕像見證著現代性工業動力與金融動力塑造的財富,如何富裕了基隆的實業家及其藝文影響力,那麼倪蔣懷恰恰是充分利用了現代性工業的動力資本,轉化為台灣藝術歷史資產的重要人物。
倪蔣懷身為石川欽一郎(Ishikawa Kinichiro)在台灣的第一個學生,是第一批以寫生方式描繪環顧台灣土地的畫家,而台灣的新美術時代也就此開展。然而,相較於倪蔣懷個人在繪畫上的突破與成就,其更為耀眼的藝術歷史貢獻還在於,身為基隆顏家姻親的倪蔣懷,一生傾囊貢獻於台灣美術之振興及藝術人才之扶植。1918年,倪蔣懷憑藉岳家的關係,搬到九份、躋身煤礦界,正式踏入了經商的生涯,也開始以經商的獲利支持台灣剛萌芽的新美術運動。1924年,倪蔣懷與陳澄波、藍蔭鼎、陳植棋、陳英聲、陳承藩、陳銀用等畫友成立「七星畫壇」,這個美術團體的成立是台灣推動美術運動的開端,每年皆在台北博物館舉行作品聯展,以水彩和油畫為主,是純西洋繪畫的美術團體。1927年,倪出資促成「台灣水彩畫會」成立並舉辦展覽;1929年更進一步成立「台灣繪畫研究所」,如洪瑞麟、張萬傳、陳德旺等都曾在此接受指導。倪蔣懷將投資礦業的獲利,傾注於贊助展覽活動以及購藏畫作藝術品。其不僅是台灣企業家贊助美術的先驅,更是支撐台灣現代美術早期發展中不可或缺的經濟支柱。
現代工業與金融的動力在倪蔣懷的手中轉化成台灣藝術歷史的資產,而基隆蘊含的礦藏及產業,則成為了餵養台灣現代藝術的養分。然而,或許這個望海處更為豐厚的文化資本來自於:其作為一個台灣連結世界的港口所帶出的視野及想像。與此同時,「港口」更進一步地強化「基隆」作為影響台灣藝術史發展的魔幻場域。
阿根納造船廠遺址。(攝影/朱貽安)
港口、魔幻寫實與歷史的叛逃
如果說倪蔣懷的礦產資本資助了第一代的臺灣西畫家,那麼「基隆港」便成為台灣第一代西畫家遠赴海外的起點。陳澄波、廖繼春、陳植棋等台灣第一代西畫家,他們的世界旅程都是從基隆港搭乘郵輪前往日本開始的歷程。潮汐往還間,台灣許多早期的老畫家都從這個長年籠罩在雨霧裡的港口,伴著煤煙、汽笛的鳴聲以及染著冉冉夕陽的浪緩緩前行。依稀的影像裡,我們彷彿可以看見林壽宇等創作者,尾隨著前輩的身影,於日後從港口離台遠行。
港口與郵輪,開啟了台灣第一代西畫家,這些前輩們的藝術遠航;港口與郵輪同樣地也成為1945年之後,中國藝術進入台灣的窗口。席德進、李仲生、溥心畬、黃君璧等等,同樣是隨著潮汐、浪濤以及汽笛與煤煙,緩緩地進入這雨霧裡的港口。而或許那清冷的雨霧,恰恰回應著這些離鄉者那悄然相對時的落寞與哀戚。伴隨著浪潮進港的藝術家,同樣地改寫了台灣藝術的進程與發展,而基隆港只是靜默地送走與迎來那潮來汐往的騷人墨客以及種種情懷。
一樣是港口,不同的是藝術家的作風。謝德慶從一個船員,在紐約跳船後成為一個非法移民開啟了「身體」、「行為」與「政治」的創作叛逃。這個不同一般的創作者,成為了台灣當代藝術第一個捲起狂風、巨浪的創作者,冷戰及戒嚴後期的藝術及藝術家,或許恰如謝德慶掀起的狂風、巨浪般,對於現代印象派風格繪畫與雕塑的叛逃與跳船,成為了後現代和當代台灣藝術的起點。而這一次,港口及海員成為了挪用和權充的符號,吳天章的《戀戀風塵》投影著侯孝賢的電影敘事卻又間雜著自身的青春記憶。《春宵夢》裡的墨鏡女子顯像著港都的異色情調,而那些水兵乃至於類BDSM的皮相面具裡的鬼魅氣質,又彷彿是基隆的盂蘭盆會的新顯影。同樣的青春,同樣的雨霧裡,連建興看見了基隆的船廠及礦場的頹廢、敗壞,那繁華隨著雲煙散去的寂寥,那荒原化的城市,成為了藝術家畫中的重要背景。他將空間結構予以重新建構成新的故事,奇想與真實間,構築一個個人筆下獨有的異境。
雨、霧和海洋的基隆,構成了藝術家的異想奇境以及叛逃那禁錮、壓抑的思想箝制,逃離的或留下的,紛紛掀翻了台灣保守和陳舊的藝術面貌。這港口交織的記憶與奇想,在潮汐往還間述說著當下、過往及夢境的三維敘事。
細雨裡的午後,灰暗的雲讓天際似乎更貼近那盪著微浪的海面。阿根納造船廠遺址裡的船型光裝置,還有二個小時才會亮起,海上美術館那斑駁的船身,襯著微雨似乎更顯露著風霜和歲月。海風的鹹味浸染著整個和平島旁的正濱港口,「潮藝術」的裝置藝術四散錯落在港口區,基隆的潮汐迎來了另一個藝術浪潮。入夜後,海和港口沒入了暗黑,只有浪濤低吟。海潮將基隆與世界連結,更牽連著台灣藝術歷史的潮來汐返。浪濤聲裡,輕輕述說著台灣的藝術與圖像故事。

金本位於19世紀中期開始盛行。在金本位制度下,每單位的貨幣價值等同於若干含重量的黃金(即貨幣含金量);當不同國家使用金本位時,國家之間的匯率由它們各自貨幣的含金量之比值,金平價(Gold Parity)來決定。
朱貽安( 47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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