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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國王御座後方的祕密:《日月五峰圖》屏風的起源與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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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國王御座後方的祕密:《日月五峰圖》屏風的起源與意涵

朝鮮宮廷所在的都城漢陽為朝鮮全國的政治權力中心,景福宮則為朝鮮宮廷的核心所在,勤政殿作為朝鮮國王朝政議事的重要儀典場所,所處位置更是重中之重,歷代朝鮮國王皆於此處統御臣民、日理萬機,而御座恰位於後方《日月五峰圖》屏風的日、月之間,成為朝鮮政治地理同心圓的核心,其王權象徵的積極意義不言自明。一萬韓圓紙幣中的朝鮮世宗頭像,即以該圖與《龍飛御天歌》為背景。而2012年首播的韓劇「擁抱太陽的月亮」海報,亦見取《日月五峰圖》的概念。
韓國文化財廳宮陵遺蹟本部的景福宮管理所2019年8月7日宣布,自8月21日起至9月21日止,每逢週三與週六,13歲以上的民眾均能於景福宮官網報名參觀勤政殿內部,由管理所派員導覽內部裝潢與建築,民眾終可一窺從未對外開放的勤政殿內部面貌。而勤政殿中最引人注目者,莫過於御座後方的《日月五峰圖》屏風。
景福宮勤政殿《日月五峰圖》屏風。(王明彥提供)
屏風圖繪日月、山海、松樹,左右對稱,色彩強烈,為朝鮮王權象徵之一。一萬韓圓紙幣中的朝鮮世宗(1418-1450在位)頭像,即以該圖與《龍飛御天歌》為背景。《龍飛御天歌》是朝鮮世宗頒布訓民正音後,首次以諺文寫作的長篇詩歌,作成於朝鮮世宗廿九年(1447),內容為朝鮮王朝的發展歷史,頌揚朝鮮穆祖、翼祖、度祖、桓祖、太祖與太宗等「六龍」的功績。而2012年首播的韓劇「擁抱太陽的月亮」海報,亦見取《日月五峰圖》的概念,以日月、山水、樹木等實物為背景設計。
以日月五峰圖為背景的一萬韓圓紙幣。(王明彥提供)
韓劇「擁抱太陽的月亮」海報亦參考《日月五峰圖》的概念。©Wikipedia
昌德宮《日月五峰圖》屏風,韓國古宮博物館藏。(王明彥提供)
現存有關「日月五峰」圖像的作品,做為朝鮮國王御座屏風者,見於景福宮勤政殿、昌德宮仁政殿、德壽宮中和殿、昌慶宮明政殿與慶熙宮崇政殿等宮廷正殿,連同其餘形式作品共約28件,名稱包括「日月五峰」、「日月五嶽」、「日月崑崙」等,均為18世紀末以降作品,表現形式以屏風居多,另亦見少數插屏。本文將分別就建築空間、圖像形式等角度,探討《日月五峰圖》的起源與相關意涵。
昌德宮《日月五峰圖》屏風,韓國古宮博物館藏。(王明彥提供)
《日月五峰圖》插屏,韓國古宮博物館藏。 (王明彥提供)
勤政殿《日月五峰圖》屏風與王朝都城的空間關係
就朝鮮王朝首都漢陽的整體城市空間來看,以坐北朝南的景福宮為中心,東西南北四城門,分別為興仁之門(東大門)、敦義門(西大門)、崇禮門(南大門)、肅靖門(北大門),東、西、南門取孔子「禮以仁義為本」之思想命名,而肅靖門則為國王緊急避難之用,非供百姓出入,平時大門深鎖,未舖設通行大路。其中「肅靖」二字隱含「肅敵綏靖」之祈願。 都城漢陽之正門為「崇禮門」,宗廟與社稷則各依地形位於東、西城門內側,自崇禮門往北,可見後倚白岳山的景福宮,其正門「光化門」與勤政殿皆位於南北軸線之上。要進入正殿「勤政殿」,需經勤政門,此門僅於重要儀典開啟,文武百官平時須自兩側側門「日華門」與「月華門」通行。勤政殿內部北面為御座所在,《日月五峰圖》屏風即位於御座後方,從御座、正殿、宮廷、都城,擴大至整個王國領土所及之處,均屬朝鮮王朝政治地理同心圓的範圍。
朝鮮宮廷所在的都城漢陽為朝鮮全國的政治權力中心,景福宮則為朝鮮宮廷的核心所在,勤政殿作為朝鮮國王朝政議事的重要儀典場所,所處位置更是重中之重,歷代朝鮮國王皆於此處統御臣民、日理萬機,而御座恰位於後方《日月五峰圖》屏風的日、月之間,成為朝鮮政治地理同心圓的核心,其王權象徵的積極意義不言自明。
金正浩1866年作《漢陽舊圖》,收錄於《大東輿地圖》,首爾大學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藏。圖為局部。(王明彥提供)
例如朝鮮國王於室外舉辦活動時,帳幕內必定設置《日月五峰圖》屏風,自完成於朝鮮英祖時期(1724-1776在位)的宮廷紀錄畫《耆社慶會帖》,即見眾官員朝空無一人的桌椅行禮作揖,桌椅後方即為《日月五峰圖》屏風。朝鮮時代凡官居正二品且年逾七十者,均可入國家為奉養元老官員所設立之「耆老所」,該作即為描繪朝鮮英祖與耆老所成員宴飲之場景。
《耆社會慶帖》中未見朝鮮英祖身影,而同樣的情形亦出現於1765年《英祖乙酉耆老宴.景賢堂受爵宴圖屏》,以及此後其他描繪國王參與活動的紀錄畫。此處畫家以《日月五峰圖》屏風的出現,暗示朝鮮國王的出席,由此可見《日月五峰圖》屏風與王權象徵具有相當程度的關連性。
1744-1745年《耆社慶會帖》,韓國中央博物館藏。由局部放大處可見座位後方設置《日月五峰圖》屏風。(王明彥提供)
1765年《英祖乙酉耆老宴.景賢堂受爵宴圖屏》,首爾歷史博物館藏。圖為局部。 (王明彥提供)
《日月五峰圖》可能的圖像來源
當五峰圖像與日月鏡成套使用已成定式,選擇捨棄懸掛實物,改以圖繪替代,固然有可能依循「便利性」的內在演變,但於當時中朝兩地文化交流頻繁的情形下,朝鮮日月五峰圖像的形成亦有可能來自中國影響。《日月五峰圖》畫面具有二個特點,一以山水、松樹為主體;二為日、月並出。於時間與前述畫面表現元素相近之中國作品,為收錄於明萬曆年間(1573-1620)刊印的《方氏墨譜》與《程氏墨苑》之「天保九如」墨圖,儘管墨存方圓兩制,且山石、樹木、月亮等造型亦有不同,但圖像元素均十分相近,尤以《程氏墨苑》所收錄之「天保九如」墨圖於構圖方面,相較於《方氏墨譜》所收錄者更為接近朝鮮的日月五峰圖。
左圖為明萬曆十六年(1588)美蔭堂刊本《方氏墨譜》收錄之「天保九如」墨圖;右圖為明萬曆三十三年(1605)滋蘭堂刊本《程氏墨苑》收錄之「天保九如」墨圖。(王明彥提供)
所謂「天保九如」,語出《詩經》《小雅.鹿鳴之什》「天保」篇:「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內容提到「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如月」、「如日」、「如南山」、「如松柏」等九種比喻,故合稱為「天保九如」。明代墨譜對《詩經》文本的圖繪,隸屬毛詩圖像傳統,該類圖像現存最早者為歸於南宋馬和之(生卒年不詳)名下的系列作品,描繪「天保」篇者為現藏北京故宮的《小雅.鹿鳴之什》。
該作畫前先錄《毛詩序》對「天保篇」之題解:「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說明該篇為臣屬報答人君所做之詩篇,隨後書「天保」全文。整體構圖分左右兩部分,左側為遼闊「川」面與天際紅「日」,右側為「山」、「岡」、「阜」、「陵」、「南山」與「松柏」,半「月」隱現山巔一側,畫面完整呈現「九如」各項元素,且畫名訂為「天保」,忠實對應《詩經》文本。
而明代「天保九如」墨圖,除構圖與馬和之所繪相應,於訂名亦突顯「天保」篇中的九種比喻。如明萬曆十六年(1588)美蔭堂刊本的《方氏墨譜》,展現「天保九如」墨之正反兩面,一面題寫該篇主要內容,省略中間一段文字,集中展現「九如」內涵。而明萬曆三十三年(1605)滋蘭堂刊本的《程氏墨苑》,亦將「天保九如」墨分圖、文兩面,一面僅書「天保九如」四字,圖後為祝頌天子萬年的《天保九如頌》,借用「天保」典故表達對君主的崇敬、忠誠與祝福。
傳南宋馬和之《小雅.鹿鳴之什》圖卷,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圖為局部。(王明彥提供)
此類於16、17世紀交替之際,自「天保」篇衍生的「九如」概念,除用於稱頌天子,亦可為人祝壽。王圻(1530-1615)於《九如同祝引賀唐純宇》提及「是詩之言九如者,古以頌尊上,而今以頌耆臣,非溢美也」,而趙世顯(1545-1610)於《壽胡觀察》詩,亦以「九如」概念為人祝壽。另曾任萬曆年間首輔的王錫爵(1534-1611)死後隨葬銅鏡一面,銘文為「象君之明,日升月恆。擬君之壽,天長地久」,北京故宮藏有一面銘文相同的萬曆辛卯年(1591)銘銅鏡,顯見帶有該類銘文的銅鏡並非客製生產,而是批量鑄造,大量販售流布,說明以「九如」祝壽的概念亦廣為時人接受。
明1591年《萬曆辛卯銘銅鏡》,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王明彥提供)
此外,日本德川美術館一件款署「桑林季子鴻漸監製」的墨餅,正反兩面分別刻有山水圖與「九如圖」三字,於構圖、形式、風格皆與前述美蔭堂本《方氏墨譜》的「天保九如」墨圖一致。該墨餅為明萬曆時期製墨名家汪元一(名仲綏)之墨肆「桑林里」所製,監製者為元一之徒「鴻漸」。若考慮《方氏墨譜》成書時間,該墨餅應為16世紀末以後的作品。德川美術館所藏文物為幕府將軍德川家康(1542-1616)與德川義直(1600-1650)的收藏,推測此墨餅應透過貿易獲自中國,顯見「九如」圖像不僅可能透過書籍傳入朝鮮,如墨餅一類的圖像載體,亦有可能藉由使團採購或走私貿易等途徑進入朝鮮境內,同時將圖像所蘊含的頌君、祝壽之意,一併帶入朝鮮宮廷或貴族官員階層。
17世紀桑林季子鴻漸監製〈九如圖墨〉,日本德川美術館藏。 (王明彥提供)
朝鮮自立國以來,直至朝鮮高宗三十一年(1894)廢除科舉考試為止,《詩經》均為科舉考試科目之一,故朝鮮士人對「天保」篇內容應相當熟悉。再者,自趙泰億、金養根的詩文描述亦可發現,當時朝鮮文人官員多將「日月五峰」圖像與稱頌聖王、祝壽明君有所連結,恰與前述明萬曆時期的「九如」概念相合,故即有可能借用「九如」圖像繪製《日月五峰圖》屏風,取代原本五峰圖像與日月鏡成套使用的實物懸掛方式。 若考慮朝鮮於仁祖十二年(1634,崇禎七年)最後一次派遣赴明使團,以及丙子胡亂(1636-1637)後改隸清朝藩屬,復以明清易鼎之際,中國境內情勢混亂,中朝之間公私交流可能暫停、受阻等因素,則「九如」圖像傳入朝鮮的時間,極有可能落於17世紀上半,甚或介於1810年代至1830年代之間。
結語
對於《日月五峰圖》的理解,或亦可藉由與同時期具有其他表現形式的屏風圖繪進行比較來認識。例如常見於18世紀後期以降,以書籍古玩與文房用具為表現主題,且多用於書房裝飾的《冊架圖》,多採用與《日月五峰圖》完全相反的透視寫實方式表現,此與《日月五峰圖》於趨近平面表現的空間中,對稱安排日月、山海、瀑布、松樹,以近似圖樣化的方式,於造型、色彩、質感各方面,有別一般山水畫給予觀者的寫實感受,整體呈現誇張的樣式化表現全然不同。
就朝鮮文人李奎象(1727-1799)《一夢稿》中《畫廚錄》所載,「當時院畫創倣西洋國之四面尺量畫法。及畫之成,瞬一目看之,則凡物無不整立,俗目之曰冊架畫」,以及吳載純(1727-1792)於《辛亥錄》中所錄,1791年與朝鮮正祖之對談內容:「故視於座後書架,謂入侍大臣曰,卿能見之乎。對曰,見之矣。笑而教曰,豈卿真以為書耶,非書而畫耳。昔程子以為雖不得讀書,入書肆摩挲簡秩,猶覺欣然。予有會於斯言,為是畫卷端題標,皆用予平日所喜玩經史子集,而諸子則為莊子耳,仍喟然曰,今人之於文,趣尚一與予相反,其耽觀者,皆後世病文也,安得以矯之。予為此畫,蓋亦寓意於其間者矣。」可知《冊架圖》約莫首現於朝鮮正祖時期(1776-1800在位),且多由類似中國南宋御前待詔、祇應一類畫師,隸屬奎章閣的「差備待令畫員」繪製,此亦與《日月五峰圖》由朝鮮宮廷圖畫院所屬畫員製作的情形不同。
19世紀李亨祿《冊架圖》,韓國Leeum美術館藏。(王明彥提供)
朝鮮宮廷於18世紀出現二種風格截然不同的屏風圖繪,顯示當時朝鮮宮廷並未藉由頻繁的中朝官方使節交流活動,將西方傳教士帶入中國宮廷的寫實畫風全面運用於宮廷繪畫,而是有意識地配合空間場域,選擇作品的表現主題與風格。再者,用於勤政殿此類重要儀典場所的《日月五峰圖》屏風,是由接受宮廷畫院訓練的畫員製作,而非經由考試遴選的差備待令畫員,代表朝鮮宮廷重視此類作品所呈現的傳統內涵與象徵意義,作品風格形式亦見尚古意識,對朝鮮宮廷繪畫中的重要地位,可見一斑。

本文節錄自《典藏古美術》329期(2020年2月號)
原篇名〈朝鮮政治地理中心,屏開日月五峰山:朝鮮宮廷繪畫《日月五峰圖》屏風的起源與意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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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彥 ( 4篇 )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學系博士生,曾任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院處助理研究員,研究領域為中國藝術史、韓國藝術史、中韓文化交流、亞洲陶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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