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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見臺灣花磚的遠房親:西班牙花磚的近代史

來見臺灣花磚的遠房親:西班牙花磚的近代史

若視野放大至全球,追溯起花磚的世界史,臺灣傳統花磚實屬廣義「馬約利卡」瓷磚的一種。馬約利卡瓷磚最早的作法,為在素胎表面低溫燒覆一層錫釉後,於白色釉面繪飾各類圖案,最後表層再上薄釉,入窯高溫燒成,因該類產品約於15世紀之際,透過西班牙馬約利卡島商人輸入義大利,故以馬約利卡名之。
而博覽會的主場館—西班牙廣場(Plaza de España)亦見以瓷磚作為主要裝飾材料,並與磚料、木材、鑄鐵等其他安達魯西亞的建築傳統元素結合,瓷磚皆來自賽維亞當地工廠,大量使用於人行道、外牆、屋頂、路燈與欄杆,旨在透過還原傳統形式與使用傳統材料,增強人民對國家身份的認同感。
 
廣場底部環繞48座長凳,分別代表西班牙48個省份,每一長凳正面皆有彩色瓷磚鑲板,描繪帶有受穆德哈爾與文藝復興風格影響的圖案,內容為與各省相關的歷史故事、風俗習慣或具代表性的名勝風景,側面為彩繪釉面陶瓷隔板,均可放置各省廣告手冊,頂部亦有各省圓形浮雕徽章為飾。
賽維亞西班牙廣場的彩繪釉面陶瓷隔板,20世紀製作。(王明彥提供)
賽維亞西班牙廣場的西班牙國徽,20世紀製作。(王明彥提供)
回顧人類使用陶磚與瓷磚裝飾建築的歷史,已自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的各王國與古埃及時期,延續至現代社會,期間綿延數千年之久,材料工法與裝飾圖案隨著科技發展與文化差異亦有所不同。以西班牙瓷板畫為例,15世紀以前多受伊斯蘭文化影響,為天主教與伊斯蘭藝術的混合形式。16世紀以降,由於燒製技術的提升,紋樣主題與風格表現遂較以往更為豐富多元,隨時間推移,亦陸續受到文藝復興、巴洛克、歷史主義與現代主義影響,呈現出西班牙瓷板畫的獨特面貌。時至今日,西班牙瓷版畫依然兼具實用性與藝術性,建築裝飾功能並未減弱,反因符合當代審美趣味而更富生命力。
賽維亞景色陶瓷鑲板,18世紀製作。(王明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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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手繪花磚的製作方式,為在已燒成的瓷器釉面,以釉藥進行彩繪,再入窯低溫燒製,此與西班牙馬約利卡(Majolica)瓷磚作法已有相當差異。日治時期的臺灣手繪花磚圖樣概分四類,包括仿製英國維多利亞瓷磚的自然花草紋樣、日式風格的山水田園、專為外銷設計的中國傳統吉祥圖樣,以及傳統花鳥、人物題材的瓷板畫。手繪花磚皆需經過瓷磚燒製、墨線或炭筆打稿、繪製上釉、低溫窯燒等階段,各工序皆須藝師匠工親自完成,故均獨一無二。
臺灣傳統花磚實屬廣義「馬約利卡」瓷磚,圖為嘉義花磚博物館收藏之花磚。(©lin Judy’s Flicker)
臺灣傳統花磚的外國遠親:15世紀西班牙瓷磚
臺灣花磚技術於日治時期傳入臺灣,結合臺灣傳統彩繪技巧與圖案題材,形成地方色彩濃厚的「手繪花磚」,早期常用於民宅,戰後一度成為廟宇裝飾的重要建材。日治時期囿於技術與設備,臺灣尚無製作瓷磚能力,均需自日本引進白色瓷磚做為基底材料,由主事燒製的廠商,聘請傳統彩繪藝師合作,產地集中於臺南、嘉義、宜蘭等地,臺灣前輩畫家潘麗水(1914-1995)、蔡草如(1919-2007)等均為知名藝師。
 
若視野放大至全球,追溯起花磚的世界史,臺灣傳統花磚實屬廣義「馬約利卡」瓷磚的一種。馬約利卡瓷磚最早的作法,為在素胎表面低溫燒覆一層錫釉後,於白色釉面繪飾各類圖案,最後表層再上薄釉,入窯高溫燒成,因該類產品約於15世紀之際,透過西班牙馬約利卡島商人輸入義大利,故以馬約利卡名之。臺灣傳統花磚雖與西班牙馬約利卡瓷磚於燒製作法有所不同,但其裝飾住宅與宗教建築的功能仍有其共通點,尤其瓷板畫一類產品,亦均由當時著名匠師設計繪製,且各家製造商所燒製的產品皆面貌獨具,頗有異曲同工的淵源關係。
門薩格之家,夏季餐廳的《動物》,20世紀初製作。(王明彥提供)
15世紀之際,西班牙的馬約利卡瓷磚跨越時空藩籬,來到臺灣。地理大發現造就的蝴蝶效應,令臺灣花磚和西班牙瓷版畫擁有了始料未及的牽絆。然而除了馬約利卡瓷磚,瓷版畫在不斷征戰的西班牙歷史中持續發展,擁有多元精彩的面向。
雷布理哈伯爵夫人宅邸的《仕女 》, 18世紀製作。(王明彥提供)
走入巴洛克:西班牙的陶瓷祭壇裝飾
伊比利半島的裝飾陶磚至15世紀以前,因伊斯蘭文化傳入,呈現天主教與伊斯蘭藝術的混合形式。16世紀之後,隨著瓷磚表面繪畫技術的發達,主題與風格增加更多可能性。1609年,菲利浦三世(Felipe III de España,1598-1621在位)將改信天主教的摩爾人穆斯林逐出西班牙,原本該族群承擔大部分手工業勞動力,因此間接導致安達魯西亞的陶瓷作坊遭受嚴重打擊。隨著17世紀西班牙的經濟與軍事實力衰退,情況日趨嚴重。
 
此時教會成為安達魯西亞陶瓷工業最重要的客戶,聖經題材成為當時常見的裝飾主題,同時促使陶瓷祭壇數量激增,藝術風格亦受賽維亞當地繪畫影響。18世紀法國波旁王室登上西班牙王位,這時貴族社交活動與打獵場景等世俗題材成為常見內容,風格受巴洛克藝術影響,得益於著色瓷磚技術的普及,圖案亦變更為自然。
雷布理哈伯爵夫人宅邸,夏季餐廳《田園風景》,1700年製作。(王明彥提供)
西班牙16世紀興建的雷布理哈伯爵夫人宅邸(Palacio de la condesa de Lebrija , Sevilla),便保留了各時代的瓷版畫風格。以內部為例,可見16至17世紀文藝復興風格瓷磚與其他後期作品並置之外,最古老者甚可溯至1585年賽維亞的特里雅納區(Triana of Sevilla)作坊產品。該區於伊斯蘭統治時期即見陶磚作坊,15世紀末義大利工匠皮薩羅(Francesco Nicoloso Pizarro)定居賽維亞,開發直接於瓷磚表面繪畫的技術後,瓷磚作坊即日漸群聚興盛,16至17世紀之際,該區作坊產品的特色之一是受義大利影響的奇花異獸裝飾,以及法蘭德斯織品與建築輪廓結合啟發的圖案。其中最引人注目者為18世紀賽維亞著色瓷磚,自其題材內容與描繪風格的相似性,可知皆為特里雅納區作坊所燒製。此外,馬拉加教區主教宮殿(Palacio Episcopal de Málaga)中,一座小型花園門廊窗下的賽維亞瓷磚圖案亦具代表性,內容多為動物與狩獵場景,釉面瓷磚共有12組鑲板,分別描繪軍人、侍從與其他人物。
馬拉加教區主教宮殿花園門廊的《侍從演奏樂器》,18世紀製作。(王明彥提供)
天主教會於義大利特倫托(Trento)與波隆那(Bologna)召開特利騰大公會議(Concilium Tridentinum,1545-1563)後,為了對抗新教而興起天主教改革運動(Reformatio Catholica,1545-1648),間接促成西班牙巴洛克藝術達到鼎盛,啟發了具教誨意義與感動觀者的現實風格,題材多為強化宗教情感的聖經內容,並且常應用於陶瓷祭壇裝飾。
陶瓷祭壇裝飾源於16世紀,自18世紀起開始大規模應用,主要為模仿天主教堂中祭壇的木質或石質建築結構,後亦納入街道公共建築構件,成為外部裝飾的一部份,具有禮拜儀式與公眾崇拜的雙重意義。陶瓷祭壇裝飾小至簡單規則的鑲板,大至環繞浮雕的巨幅作品,圖案在所有瓷磚可用空間中延伸,每個瓷磚單元皆為整幅作品不可或缺的部份,製作過程採用著色瓷磚技術,使祭壇裝飾外觀多彩、造型考究,更能寫實呈現巴洛克油畫與雕版畫中的人物。
賽維亞慈善醫院《聖喬治與信心》,17世紀製作。(王明彥提供)
以17世紀的賽維亞慈善醫院(Hospital de la Caridat,Sevilla)為例,其立面有六組燒製於1733年的著色瓷磚鑲板,鑲板繪飾醫院的主保聖人聖喬治與其門徒聖迪亞哥,以及象徵基督神學三美德的信心、希望與仁愛3組人物。此外,18世紀的卡迪斯婦女醫院禮拜堂(Chapel of the Women Hospital, Cadiz)主庭院有14座陶瓷祭壇,為1749年賽維亞的特里雅納區作坊燒製,內容包括耶穌被捕、十架殉道、入墓安葬等情節,象徵耶穌苦路的14處場景,體現虔敬的信仰情懷。
卡迪斯婦女醫院禮拜堂《耶穌被捕與維若妮卡為耶穌擦汗》,1749年製作。(王明彥提供)
半島戰爭之後:歷史主義之下的瓷業發展
1807年,拿破崙為削弱英國國力,計畫奪取伊比利亞半島各港口控制權,因而發動半島戰爭(Peninsular War,Guerra de la Independencia,1804-1814)。戰後的賽維亞因西班牙戰敗與美洲殖民地接連喪失等影響,這座陶瓷生產重鎮的經濟陷入嚴重衰退。1841年英國企業於賽維亞投資設立瓷器工廠,安達魯西亞瓷磚開始運用英國工業革命後、伴隨蒸氣機發明新創的陶瓷沖壓製程,並且在歷史主義的鼓吹倡導下,力圖恢復西班牙傳統圖像特色,因而促成19世紀下半葉的復興。
 
時下的賽維亞貴族與上流社會階層,亦將瓷磚視為藝術品或高需求的資產,助長了陶瓷產業的復興運動。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宅邸是西班牙貴族的社會地位象徵,具有地位或影響力的家族經常花費大筆資金購置藝術品與裝飾宅邸。當時貴族多要求以繪畫形式構思瓷磚鑲板圖案,並希望達到學院派繪畫的精準度,故賽維亞菁英階層逐漸成為特里雅納區陶瓷工廠的主要客戶。
 
此時瓷磚的主要圖案多仿自繪畫與雕塑,常見題材有貴族狩獵或生活場景,以及歷史、宗教與希臘羅馬神話故事。主題深受浪漫主義與歷史主義影響,迎合了當時貴族的藝術品味。另外,中世紀常出現於陶瓷裝飾的紋章,再次成為常見主題,熟悉傳統的工匠遂設計出豐富多元的陶瓷紋章符號,為貴族階層客戶找到宅邸專屬的個性化印記,滿足市場需求。
賽維亞皇家城堡檔案室中的《阿方索十三世徽章 》(左)及卡普切諾修道院的《方濟各會徽章 》。(王明彥提供)
賽維亞皇家城堡獅子門的《獅子徽章》,1894年製作。(王明彥提供)
賽維亞的特里雅納區陶瓷工廠產品於此時成為主流,例如建於1627年的卡普切諾修道院(Convento de los Capuchinos,Sevilla),1894年修繕時大量採用特里雅納區陶瓷工廠產品,其中包含描繪東方三王朝覲聖家庭場景的鑲板祭壇畫。此外,修建於19世紀上半的克羅帕尼宮(Palacio de Crópani),主庭院牆面瓷磚亦為該區陶瓷工廠於1929年生產。
卡普切諾修道院的《東方三王朝覲聖家庭鑲板祭壇畫》,1897年製作。(王明彥提供)
該區陶瓷工廠亦與賽維亞當地美術學校合作,生產一系列以動物為主題的青花瓷磚,並為亞吉爾二世公爵(II Conde de Aguiar,1831-1885)宅邸──瓜迪奧拉之家(Casa de Guardiola)設計文藝復興式的鑲板裝飾,圖案即見奇花異獸與神話人物交替出現,聖徒形象與奇幻怪獸並存,顯示宗教與世俗圖景結合的情形。此時參與瓷磚藝術的畫家,多自過去的雕版畫與大師作品汲取靈感,例如取材自18世紀雕版畫,描繪賽維亞景色的陶瓷鑲板,以及複製賽維亞大教堂(Catedral de Santa María de la Sede de Sevilla)保存的哥雅(Francisco José de Goya y Lucientes,1746-1828)作品《聖胡斯塔與聖魯菲娜》(Saints Justa and Rufina,1817)的瓷板畫等,皆為避免單純複製,多以不同色彩與構圖進行變化。
門薩格之家,夏季餐廳的《動物》,20世紀初製作。(王明彥提供)
左為《聖胡斯塔與聖魯菲娜》瓷版畫,19世紀製作。右為其複製的哥雅原作《聖胡斯塔與聖魯菲娜》,位於賽維亞大教堂。(王明彥提供)
走向現代:西班牙瓷磚的20世紀及未來
西班牙政府於1929年在賽維亞舉辦「伊比利亞美洲(Iberoamérica)博覽會」,為賽維亞的城市規劃帶來影響,城市各處興建紀念性建築,亦使安達魯西亞瓷磚需求大增,帶動賽維亞陶瓷工業進入產量高峰期。與此同時,賽維亞陶瓷工廠設計許多受自然主義啟發,線條流暢、色彩強烈,具現代主義風格的作品,與學院主義風格的嚴謹作品形成鮮明對比。
 
例如建於1917年的賽維亞路易家族禮拜堂,內牆瓷磚鑲板所繪製的天使報信、耶穌誕生與再現耶穌十架苦路等場景圖案,皆呈現印象派與現代主義結合的風格,於簡單勾勒的人物形象與強烈的色彩運用中,體現對於超越傳統的追求,並突顯個性化表現。
路易家族禮拜堂的《古利奈人西門幫耶穌背十字架》,20世紀初製作。 (王明彥提供)
此外,由於消費活動推動廣告的興盛,安達魯西亞瓷磚因材料實惠、生產便利、普及度高,亦成為當時廣告的主要載體,尤以咖啡館、商店與公共建築的招牌最為常見,不同工廠的產品於形式上均趨於社會寫實的表現。以1939年創設的聖安娜陶瓷工廠為例,該廠集中全賽維亞最優秀的工匠,於傳統風格基礎上,設計繪有奇花異獸與天使形象,以及眾多企業商標的瓷磚。
陶瓷工廠商標,20世紀前半聖安娜陶瓷工廠製作。(王明彥提供)
咖啡館商標,聖安娜陶瓷工廠1930年代製作。(王明彥提供)
王明彥( 5篇 )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學系博士生,曾任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院處助理研究員,研究領域為中國藝術史、韓國藝術史、中韓文化交流、亞洲陶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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