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構、權力、壓迫」的延燒討論：# MeToo 運動與當代攝影

隨著# Me Too運動的延燒，曾與日本知名攝影師荒木經惟（Nobuyoshi Araki）合作的模特兒／舞者KaoRi今年4月在自己的部落格上發表了一篇7,000字長文。文中指出荒木在長達16年合作關係中的各種不尊重行為，包含言語騷擾、勞動剝削、以及影像被展示或出版之後所招致的負面影響等。然而，這起事件所引發的迴響似乎並不顯著，不管在日本或台灣的攝影社群中，都鮮少展開公共的討論或對話。然而，這起事件不只關乎攝影與藝術領域，更能從廣泛的性別、勞動、法律、藝術與社會等角度切入。

事發後的三個月，Lightbox攝影圖書室在台北當代藝術館舉辦了一場公開的討論會，主動回應事件中所牽涉的議題；並邀請各領域的專家講者進行跨域的對話，包括影像研究學者侯鵬暉、藝術家蘇匯宇、模特兒友子、法律人林實芳。而上述講者也與觀眾展開了一場「困難的對話」（Hard Talk），共同打開公共討論的場域。

研究日本攝影展覽史的侯鵬暉，以荒木經惟的個案來檢視，帶領觀眾一起回顧荒木的攝影創作脈絡與時代的關係，並犀利地指出荒木早期的「私寫真」與中後期所拍攝的「類私寫真風格」影像的差異。荒木私攝影宣言的起點，大多被標定在1971年出版的攝影集《感傷之旅》，書中內容為荒木拍攝妻子荒木陽子（Yoko Araki）在蜜月旅行中帶有哀傷氛圍的影像，有論者提出陽子彷彿在這場旅程中經歷生死並再次重生的迴圈。

到了1980年代，荒木開始大量在次文化雜誌中發表繩縛或軟調色情（soft porn）等類型影像。這些拍攝工作的被攝者大多是陌生的模特兒，與他的親密愛人陽子明顯不同。此外，陽子在跟荒木的過程中雖帶著複雜情緒，但還是幫荒木推廣創作，可以說他們兩位是以合作夥伴的方式發揚「私寫真」。

1990年代，荒木在東京現代美術館舉辦個展，他也從邊緣的次文化出版，成為進入到受專業社群認可的美術館「藝術家」。到了2000年後，荒木開始大量拍攝這起事件的女主角KaoRi。荒木拍攝KaoRi時包括商業攝影肖像照、日常的私寫真、裸體跳舞、綑綁照等，可以說KaoRi經歷過荒木上述的所有表現風格。

雖說荒木一直以來都是以「私寫真」名義拍攝，但是侯鵬暉認為，「KaoRi的私寫真」跟「陽子的私寫真」有所差異。荒木在拍攝陽子時更多是呈現私人真實生活（比方說荒木不會去綁陽子來形塑自己風格）；但在拍攝KaoRi的照片卻有攝影家介入的大量表現，並混淆商業風格跟私人的界線。要言之，侯鵬暉清楚地引領我們區辨各個時代的「荒木私寫真」演變，同時指出荒木「中後期的私寫真」已經風格化與商業化，並漸漸脫離原初私寫真的脈絡。

另一方面，雖不是拍攝私寫真，但也在作品中呈現大量裸體與情慾畫面的當代藝術家蘇匯宇（其作品常以錄像裝置為主要創作方式，攝影只是使用的媒材之一），則是在這次座談分享自己創作的經驗過程，同時反思創作時所遭遇的「勞資問題」，並將他個人所經歷的事件放在結構性層面來省視。

他自省地提出身為創作者的挑戰跟風險。主要是攝影者跟被攝者關係的反省、男性權力位置的批判、還有整個產業結構對個體的壓迫。對他來說，相較法律所提供的最低程度保障，更重要的是攝影者與被攝者雙方的共識、互信與關係的微妙變化。此外，男性居多的攝影社群很容易進入權力強勢位置，女性容易在這結構中被客體化。而攝影與電影等產業結構，也很容易形塑權力不對等的宿命。

關於最後一點的產業結構壓迫，更接近蘇匯宇在過去創作經驗中所遇到的問題。他的創作模式跟單純的私寫真不同，他的拍攝工作更接近電影劇組的分工模式（主要經由製片聯絡參與演出的表演者／模特兒）。他談到，一位曾參與拍攝2016年《超級禁忌》的表演者，於兩年後指出蘇匯宇在當初拍攝時並未給予合理酬勞。而當蘇匯宇得知此事後，也聯絡了製片試圖釐清問題，在得知因為每位參與者支領的薪水不一（有些專業模特兒開價高、有些素人單純想參與而不收錢等各種狀況都有），而製片與該名表演者也並未溝通清楚，導致在付出大量勞力、長時間拍攝而沒領到合理報酬的情況（事發之後，蘇匯宇在第一時間主動聯繫表演者，向對方致歉並表達願彌補之意。相較之下，同樣被參與者指控勞資問題，但荒木至今仍以冷處理的方式未回應）。

此外，蘇匯宇更將問題擴展到「結構層面」思考。創作者很容易在創作過程「著魔」，在高壓工作環境下，將工作人員視為服務自己理念的工具，而忽略每個人的需求（無論生理或心理）。他舉例說道，當創作者和大部分的參與者想完成工作，可是有人卻因為身體不適想休息，這時他／她可能就會因為集體壓力而保持沉默，在超出自己身心所能負荷的情況下達成創作者的理念。換言之，當群體成為只為服務創作者理念的「拍片機器」，很容易就會對個體造成壓迫，而無法拒絕一些不合理的要求（回到KaoRi事件，她長期保持沉默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群體或僵化結構的壓迫）。

回到蘇匯宇創作所引發的事件中，主要是因為開始拍攝前的「溝通問題」。這並不見得是KaoRi那種對身體自主權的侵犯；但假如開頭沒跟對象溝通好，則很容易遇到相似的結構性壓迫。但如果在拍攝前多溝通、了解彼此需求，則能減少這些壓迫、剝削的不合理行為發生。

綜合來看，侯鵬暉分析荒木經惟各時代的創作風格，區辨私寫真在各時期的差異，並提醒我們混淆私寫真的危險；而蘇匯宇則是以自身為例，將問題拉到更廣泛的社會結構層面思考。另一方面，模特兒友子試圖畫出攝影師不能越過模特兒的基本界線；法律人林實芳則是深入淺出地提供豐沛的法律知識與生動的實際案例，強調溝通與尊重的重要性。

雖說四位講者各從不同的背景與經驗出發，但有趣的是他們同時碰觸到「結構」、「權力」、「壓迫」、「變動的倫理」等根本問題。這種結構性的壓迫不只發生在攝影界個案，任何領域都可能發生類似的爭議事件，成因不一。藝術界這種為藝術而奉獻犧牲的傳統觀念，藝文工作者們超載付出勞力、體力的情況，或至今仍為常態的所謂「情義相挺」。當許多藝術相關工作者為藝術熱情賣命而卻無相對報酬時，也默默地接受這個產業的結構性不對等，空有再多的藝術熱誠也很容易因為現實的殘酷而消耗殆盡。

若我們不能改變這種結構性的壓迫，很容易就會自我剝削的陷入某種僵化的體制中而不自知，而許多時候「意識到問題」才恰恰是改變的第一步。事實上，這場# Me Too討論會不只關乎「攝影師與模特兒」、「作品與作者」、「創作倫理與自由」的衝突。更多是對整體結構的反省與思考，我們得打破沉默、尋找另類路徑、撼動既有的框架規範，而這並非能一觸可及的達到目標，更是需要不斷地進行公共辯論、討論與多元觀點的激盪，來展開那些我們不願談但卻非常重要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