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者繪：江戶和平時代的英雄想像

「武者繪」是描繪歷史戰爭與武者形象的浮世繪，主題圍繞武士、武將等擅長武藝之人，呈現精彩的戰鬥姿態、甲冑與刀劍細節，並融入歷史事件、通俗文學或傳說，反映武士道精神，深受大眾喜愛。

「武者繪」是描繪歷史戰爭與武者形象的浮世繪，主題圍繞武士、武將等擅長武藝之人，呈現精彩的戰鬥姿態、甲冑與刀劍細節，並融入歷史事件、通俗文學或傳說，反映武士道精神，深受大眾喜愛。有意思的是，催生武者繪的時代背景，其實並非戰亂，而是和平──江戶時代（1603－1868）幕府政權穩定，戰爭大幅減少，武士階層的實際戰鬥功能弱化，轉而成為社會上象徵性的存在。在和平的世道中，武士文化被理想化與浪漫化，而武者繪正好可滿足民眾對武士精神的懷舊與想像。

武者繪題材廣泛，一方面取材中國的文學、歷史與傳奇故事，另一方面也發揮日本本土的歷史與傳說。中國故事方面，以《三國演義》與《水滸傳》這些富於武俠精神與戰爭情節的小說最受歡迎，想必臺灣觀眾也能輕易在作品中認出關羽騎赤兔馬、劉備三顧茅廬等膾炙人口的場景。

天保時期歌川國貞〈極彩色五本幟之一、五虎將軍之一關羽〉，木版多色刷長大判錦繪，51.5×23.2公分，東京富士美術館典藏。

嘉永六年（1853）歌川國芳〈通俗三國志之内玄德三顧茅廬訪孔明圖〉，木版多色刷大判錦繪三連作，左36.6×25公分、中36.6×25公分、右36.6×24.9公分，東京富士美術館典藏。

在眾多浮世繪畫師中，歌川國芳被認為武者繪的第一能手，其作品以誇張的動作與激烈場面著稱，如武士揮刀、戰馬奔騰或英雄搏鬥，畫面充滿動感，類似現代動漫的分鏡設計，和早期浮世繪（如菱川師宣的典雅構圖）形成對比，更具視覺衝擊力。其成名代表作《通俗水滸傳豪傑百八人之壹人》，採單幅錦繪形式，每幅描繪一位《水滸傳》梁山好漢的武勇事蹟或標誌性場景。除了中國典故，歌川國芳還融入時事諷刺與傳說題材，如妖怪與神話人物，拓寬了武者繪的題材範圍，超越傳統的戰爭描寫。這種跨文化視野使他的作品具有普世吸引力，甚至影響了西方對東亞武士／武俠的想像。

延伸閱讀｜江戶浮世幻想曲──大阪中之島美術館「歌川國芳展 ─奇才畫師的魔力」

歌川國芳〈通俗水滸傳豪傑百八人之壹人・浪裡白跳張順〉，大判錦絵，37.8×26.2公分，東京國立博物館藏。圖取自ColBase。

至於日本本土的題材，包括軍記物語、淨琉璃、仮名草子（江戶時代以片假名書寫的小說）等。所謂軍記物語，是日本中世文學的一種體裁，主要描寫戰爭、武士的英雄事蹟以及與軍事相關的歷史事件，知名作品包括《平家物語》、《太平記》、《義經記》等。歌川國芳的〈宇治川先鋒〉一作，出自《平家物語》中的「宇治川之戰」，描繪源義經陣營的武士佐佐木高綱與梶原景末，在激流翻湧的宇治川中爭相當先鋒，欲攻入敵方。圖中間的佐佐木高綱身騎名馬「池月」領先眾人，破水而出，英姿颯爽。

約弘化四年至嘉永五年（1847-1852）歌川國芳〈宇治川先鋒〉，木版多色刷大判錦繪三連作，左36×24.8公分、中36.1×24.9公分、右36.1×24.8公分，東京富士美術館典藏。

〈源賴家公遊覽鎌倉小壺之海〉則取材鎌倉時代歷史書《吾妻鏡》，主角是鎌倉時代初期著名的武將朝比奈三郎義秀，傳說他在將軍面前展現泳技，還當場活捉三隻鮫魚，讓全場驚呼喝采。

天保十四年（1843）歌川國芳〈源賴家公遊覽鎌倉小壺之海〉，木版多色刷大判錦繪三連作，各36.3×24.5公分，東京富士美術館典藏。

有學者指出，江戶初期的武者繪常見中國故事（如北齋的作品），後期則逐漸變成以日本歷史人物與事件為主（如歌川國芳、月岡芳年），這種轉向或許是幕末日本面臨內外危機，民族主義逐漸抬頭所致。將日本歷史人物英雄化表現，有強化國族認同的作用。

安政一年（1854）歌川國芳〈英雄大和十二士楠河内判官正成〉，木版多色刷　大判錦繪，37×25.8公分，東京富士美術館典藏。

武者繪的興衰與日本歷史緊緊相扣，17世紀末因江戶時代的和平興起，18世紀中至19世紀隨木版印刷進步與市民文化繁榮而達到高峰，尤其是葛飾北齋、歌川國芳的大量武者繪，將這種浪漫推向頂點。然而明治維新後，武士階層沒落，西化衝擊使武者繪連帶逐漸衰亡，被新起的「歷史畫風潮」取而代之。所幸，武者繪誇張畫風與武士精神，仍然穿越時空，在現今的動漫、電影與遊戲中留下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