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五十四年(1965),我們家四個人住進溫州街230巷的大雜院(現有部分改建為「大院子」),一出門就是臺靜農先生所住的18巷6號。我平日坐校車到校,上下車都在230巷與和平東路的交叉口,走進巷子,大雜院在右邊,臺家在左邊,相距僅十數步。臺先生有時找外子張亨(張亨任教中文系),便走來敲我們家的玻璃門,他總是這麼直接。六十六年(1977),我們搬到現在住的16巷,出門走幾步,就是臺先生後來遷居的溫州街25號,我們兩家始終是在溫州街上。
在大雜院的時候,我偶爾會見到臺先生家的門開著,在玄關處總有一位女士,拄著拐杖,獨立無語,似乎在等待甚麼。對我來說,這是常見的一幕,但我一直不知她是何許人。直到問了當時在臺大中文系任教的廖蔚卿先生,才知道那位女士是臺先生的母親,大家都稱她「臺奶奶」。廖先生是臺先生在四川白沙女子師院的學生,對臺先生家來說,她幾乎像是大女兒一樣,她告訴我,當年復員的情形很混亂,而且要到下江各地的船一票難求,機緣巧合之下,臺先生接到臺大聘書,於是帶著一家直接來到臺灣,臺奶奶也在其中。

我有時到校或外出辦事,經過臺家,總能瞥見臺奶奶的身影,一如往常拄著拐杖,佇立玄關,彷彿忘記了時間。我猜想,她始終在等著人在大陸的臺爺爺。在臺先生數十年的生活中,這不是一件小事。我從來沒有和臺奶奶說過話,大多數人可能也是如此,但臺奶奶沉默的形象,一直留在我的心裡。我沒有向臺先生問過他的父母親,但我想,臺奶奶的心情肯定對臺先生有所影響,這種無奈與艱辛,其實也是當時許多家庭的縮影。
無論臺家有甚麼事,臺先生一概如常以對。民國六十三年(1974),有一天我去臺家,見到時任中研院史語所所長的屈萬里先生正在書房——臺先生每有要事,往往和屈先生商量,我這才曉得臺奶奶已經彌留。那是我第一次走進她的房間探望,她的房間和臺先生的書房只隔著玄關,她躺在一張矮床上,神色很寧靜。臺奶奶過世後,臺先生決定不發訃聞、不收奠儀,在十普寺做完佛事即火化,沒想到當天弔唁的人絡繹不絕,連靈柩都差點出不了佛堂,可見臺先生人緣之廣,也可看出臺先生不願麻煩別人的性格。

第二個影響他的女性,是臺師母于韵閑女士,她是撐著臺先生的無形力量。有一天中午,我搭校車回家,在龍安國小前下車,走過新生南路,見到臺師母提著一個大大的菜籃,我趕緊幫她把菜提到家裡去。臺師母的身材很瘦小,我和臺先生半開玩笑地說,菜籃簡直比師母還重。臺先生答道,師母向來比較晚出門,買人家挑剩的青菜。我想一方面是師母動作本來就比較慢,二來這樣的菜比較便宜。臺師母不僅要打理臺奶奶、臺先生的生活,還照顧四個兒女,臺先生的外甥女也曾與他們同住,除此之外,還有其他人也在臺家住過。廖先生曾對我說,到臺先生家吃飯的人很多,有一次四川白沙女子師院的一群學生到臺家,臺師母燙一大盤菠菜,其次是一盤切過加了醬油的豆干,廖先生形容他們像蝗蟲過境一樣,把這些一掃而空——現在的人或許難以想像,但對當時的平常人家來說,即使是一盤簡單的蛋炒飯,都是很金貴的。臺師母總是這樣默默主持這個家,盡她所能,使所有人都不會餓著。生活的重擔,加上骨質疏鬆,臺師母不僅弓著身子走路,腰也越來越彎曲,在臺家的走廊見到師母,一定要讓路,因為她的頭永遠是低著的。
臺先生也完全清楚師母為這個家的付出。彼時,偶爾晚上九點左右我把孩子安頓好了,會到臺家看看。我常見到臺先生熱了保久奶,倒在杯子裡,送到臺師母面前,一個遞,一個接,這是為了讓師母補充鈣質。每當我看著這一幕,總覺得他們兩個人的神情,只有「熨貼」二字可以形容,沒有一點隔閡或保留。他們不是自由戀愛,但這一幕讓我想著,自由戀愛是不是到老也能這樣呢?臺先生有很多新派的思想,但對於這段舊式婚姻並不敷衍,對妻子始終尊敬、疼惜,師母對臺先生也是如此。臺師母曾對我說,年輕時她服侍臺先生,現在換臺先生在服侍她。他們的二女兒純行告訴過我,在大陸時,臺先生和一些關心社會的朋友在隔壁房子開會,有警察來了,臺師母便架起梯子,用她的小腳翻過牆去通知他們,一點也不膽怯。

純行還告訴我另一個故事。臺先生早年在北京時,和一名中學的女校長很談得來,不過後來仍和家鄉的臺師母結婚,並且接她到北京同住。這位女校長知道臺師母是裹腳的鄉下人,在他們剛落腳不久,便邀請他們吃西餐,可能多少想看師母的洋相。赴約的前一天,臺先生帶著新婚妻子到西餐廳,教她刀叉用法。我想這不只是臺先生保護髮妻,更是扶持弱者的表現,反映了臺先生對「人」的尊重。臺先生很早就有改革現實的抱負,對於弱勢的關懷,更是一生從未改變,他對師母的疼惜始終如一,也就不足為奇。
師母對任何來客都是同樣的態度,從來沒有要求學生為她做甚麼。她身上的那種寧靜、淡泊,總讓我想到「原善」這個詞。後來家務有媳婦幫忙,臺師母的擔子輕了一些,在日式房屋的地板底下,有時住著流浪貓,臺師母便經常餵養牠們,宛如流浪貓的救世主。她還有一項本領,臺家後院的花花草草,也都是她料理的,增添了不少情趣。記得有一年,師母只用了泥巴糊住了蘭花盆,竟讓嬌貴的報歲蘭開得茂盛無比,臺先生興致很高,把花盆移到飯廳,辦了個「蘭花會」,要廖先生、同在臺大任教的林文月和我們三家各出兩個菜,其餘的交給小媳婦惠敏。記得林文月的丈夫郭豫倫帶了佛跳牆,我則做了珍珠丸子。當天,臺先生事先寫好三幅字,飯後讓我們抽籤,張亨抽到了〈五柳先生傳〉,廖先生和林先生分別抽到〈登樓賦〉和〈哀江南賦〉。
還有一次我去臺先生家,他指著杯子說「茶乏了」(沒有茶味),接著遞給我一杯白蘭地,我記得不是小杯子,而是圓口的玻璃杯。平日並不喝酒的我,不免嚇了一跳,但還是接了過來,那天真不知是怎麼走回家的。我想臺先生慣於以酒代茶,並非偶然。臺先生的笑聲也是一絕,既嘹亮,又清雅,我想可以說是「明澈」——很多人的笑是很複雜的,用來掩飾尷尬或其他情緒,但臺先生的笑聲不帶任何雜質,沒有一絲罣礙或算計,完全把自己敞開。他對家事、對系務也都是如此,有人說他主持臺大中文系的風格是「無為而治」,在我看來,不如說是「透明」,遇事一定和幾位老先生商量。
最後,還有一件我親歷的事,也可以看出臺先生基本的教育理念。民國五十年(1961),我從碩士班畢業,臺先生通知我留校教書。我去見臺先生時提起研究室,他立即起身,領我到第八研究室。這裡原本是供研究生上課之用,放著由四張桌子拼成的大木桌,兩邊各排著四張椅子,他說:「你就在這裡找一個位子,這樣才能讓學生容易找到你。」後來我才了解,這對師生關係有多麼重要,不只是方便討論課業,學生在生活中遭遇各種問題,在這裡只要找把椅子,師生立刻可以坐下來談。經常來到第八室的,除了修課的學生、導生,還有來自各系的大一國文學生。在臺先生心中,教育不只是教師在臺上講課,更在於師生心靈的交流。我想至少在這一點上,我沒有辜負他的期待。
這些都是臺先生住在18巷6號時的往事。師母辭世的四年後(1989),因為舊居將拆除改建,臺先生必須搬到溫州街25號的新家,雖然兩間屋子的結構相當,距離也近,但他在心理上始終不願意搬家離開——對他來說,18巷才是真正的「家」。在搬家這件事上,我可能是第一個「發難」的。那天上午,中文系來了四名研究生,加上張亨一共五個男生幫忙,午後我到臺家,發現東西居然原封不動,那時臺先生正在午睡,聽到我的聲音,便要我走進書房,抱起一件仿製的仰韶陶甕,第一個先到新家去,放在同樣的位置,也就是書房一進去斜對角的窗臺上,並叮囑我務必小心,千萬別打破。接著,眾人動手,這才陸續搬完了家,但除了這個甕,臺先生沒有要我搬任何東西,我至今記得那咖啡色的甕身,上面畫了一條大蛇。當晚我送了他一塊滷牛腱,說要讓他下酒,他很高興。
和臺先生來往的人很多,也留下許多關於他的回憶,忝為臺先生的「老學生」之一,這幾年我衰老愈甚,許多往事不復記憶,但上面的片段,包括臺先生身邊的這兩位女性,始終留在我的心裡。如果少了臺奶奶和臺師母,我想臺先生的後半生可能完全不同。記下這些可能已鮮為人知的往事,除了用表追思,也希望能讓人多少認識臺先生生命中「尋常百姓家」的一面,以及那一輩人所走過的那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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