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五十四年（1965），我們家四個人住進溫州街230巷的大雜院（現有部分改建為「大院子」），一出門就是臺靜農先生所住的18巷6號。我平日坐校車到校，上下車都在230巷與和平東路的交叉口，走進巷子，大雜院在右邊，臺家在左邊，相距僅十數步。臺先生有時找外子張亨（張亨任教中文系），便走來敲我們家的玻璃門，他總是這麼直接。六十六年（1977），我們搬到現在住的16巷，出門走幾步，就是臺先生後來遷居的溫州街25號，我們兩家始終是在溫州街上。
在大雜院的時候，我偶爾會見到臺先生家的門開著，在玄關處總有一位女士，拄著拐杖，獨立無語，似乎在等待甚麼。對我來說，這是常見的一幕，但我一直不知她是何許人。直到問了當時在臺大中文系任教的廖蔚卿先生，才知道那位女士是臺先生的母親，大家都稱她「臺奶奶」。廖先生是臺先生在四川白沙女子師院的學生，對臺先生家來說，她幾乎像是大女兒一樣，她告訴我，當年復員的情形很混亂，而且要到下江各地的船一票難求，機緣巧合之下，臺先生接到臺大聘書，於是帶著一家直接來到臺灣，臺奶奶也在其中。
我有時到校或外出辦事，經過臺家，總能瞥見臺奶奶的身影，一如往常拄著拐杖，佇立玄關，彷彿忘記了時間。我猜想，她始終在等著人在大陸的臺爺爺。在臺先生數十年的生活中，這不是一件小事。我從來沒有和臺奶奶說過話，大多數人可能也是如此，但臺奶奶沉默的形象，一直留在我的心裡。我沒有向臺先生問過他的父母親，但我想，臺奶奶的心情肯定對臺先生有所影響，這種無奈與艱辛，其實也是當時許多家庭的縮影。
無論臺家有甚麼事，臺先生一概如常以對。民國六十三年（1974），有一天我去臺家，見到時任中研院史語所所長的屈萬里先生正在書房——臺先生每有要事，往往和屈先生商量，我這才曉得臺奶奶已經彌留。那是我第一次走進她的房間探望，她的房間和臺先生的書房只隔著玄關，她躺在一張矮床上，神色很寧靜。臺奶奶過世後，臺先生決定不發訃聞、不收奠儀，在十普寺做完佛事即火化，沒想到當天弔唁的人絡繹不絕，連靈柩都差點出不了佛堂，可見臺先生人緣之廣，也可看出臺先生不願麻煩別人的性格。
第二個影響他的女性，是臺師母于韵閑女士，她是撐著臺先生的無形力量。有一天中午，我搭校車回家，在龍安國小前下車，走過新生南路，見到臺師母提著一個大大的菜籃，我趕緊幫她把菜提到家裡去。臺師母的身材很瘦小，我和臺先生半開玩笑地說，菜籃簡直比師母還重。臺先生答道，師母向來比較晚出門，買人家挑剩的青菜。我想一方面是師母動作本來就比較慢，二來這樣的菜比較便宜。臺師母不僅要打理臺奶奶、臺先生的生活，還照顧四個兒女，臺先生的外甥女也曾與他們同住，除此之外，還有其他人也在臺家住過。廖先生曾對我說，到臺先生家吃飯的人很多，有一次四川白沙女子師院的一群學生到臺家，臺師母燙一大盤菠菜，其次是一盤切過加了醬油的豆干，廖先生形容他們像蝗蟲過境一樣，把這些一掃而空——現在的人或許難以想像，但對當時的平常人家來說，即使是一盤簡單的蛋炒飯，都是很金貴的。臺師母總是這樣默默主持這個家，盡她所能，使所有人都不會餓著。生活的重擔，加上骨質疏鬆，臺師母不僅弓著身子走路，腰也越來越彎曲，在臺家的走廊見到師母，一定要讓路，因為她的頭永遠是低著的。
臺先生也完全清楚師母為這個家的付出。彼時，偶爾晚上九點左右我把孩子安頓好了，會到臺家看看。我常見到臺先生熱了保久奶，倒在杯子裡，送到臺師母面前，一個遞，一個接，這是為了讓師母補充鈣質。每當我看著這一幕，總覺得他們兩個人的神情，只有「熨貼」二字可以形容，沒有一點隔閡或保留。他們不是自由戀愛，但這一幕讓我想著，自由戀愛是不是到老也能這樣呢？臺先生有很多新派的思想，但對於這段舊式婚姻並不敷衍，對妻子始終尊敬、疼惜，師母對臺先生也是如此。臺師母曾對我說，年輕時她服侍臺先生，現在換臺先生在服侍她。他們的二女兒純行告訴過我，在大陸時，臺先生和一些關心社會的朋友在隔壁房子開會，有警察來了，臺師母便架起梯子，用她的小腳翻過牆去通知他們，一點也不膽怯。
純行還告訴我另一個故事。臺先生早年在北京時，和一名中學的女校長很談得來，不過後來仍和家鄉的臺師母結婚，並且接她到北京同住。這位女校長知道臺師母是裹腳的鄉下人，在他們剛落腳不久，便邀請他們吃西餐，可能多少想看師母的洋相。赴約的前一天，臺先生帶著新婚妻子到西餐廳，教她刀叉用法。我想這不只是臺先生保護髮妻，更是扶持弱者的表現，反映了臺先生對「人」的尊重。臺先生很早就有改革現實的抱負，對於弱勢的關懷，更是一生從未改變，他對師母的疼惜始終如一，也就不足為奇。
師母對任何來客都是同樣的態度，從來沒有要求學生為她做甚麼。她身上的那種寧靜、淡泊，總讓我想到「原善」這個詞。後來家務有媳婦幫忙，臺師母的擔子輕了一些，在日式房屋的地板底下，有時住著流浪貓，臺師母便經常餵養牠們，宛如流浪貓的救世主。她還有一項本領，臺家後院的花花草草，也都是她料理的，增添了不少情趣。記得有一年，師母只用了泥巴糊住了蘭花盆，竟讓嬌貴的報歲蘭開得茂盛無比，臺先生興致很高，把花盆移到飯廳，辦了個「蘭花會」，要廖先生、同在臺大任教的林文月和我們三家各出兩個菜，其餘的交給小媳婦惠敏。記得林文月的丈夫郭豫倫帶了佛跳牆，我則做了珍珠丸子。當天，臺先生事先寫好三幅字，飯後讓我們抽籤，張亨抽到了〈五柳先生傳〉，廖先生和林先生分別抽到〈登樓賦〉和〈哀江南賦〉。
還有一次我去臺先生家，他指著杯子說「茶乏了」（沒有茶味），接著遞給我一杯白蘭地，我記得不是小杯子，而是圓口的玻璃杯。平日並不喝酒的我，不免嚇了一跳，但還是接了過來，那天真不知是怎麼走回家的。我想臺先生慣於以酒代茶，並非偶然。臺先生的笑聲也是一絕，既嘹亮，又清雅，我想可以說是「明澈」——很多人的笑是很複雜的，用來掩飾尷尬或其他情緒，但臺先生的笑聲不帶任何雜質，沒有一絲罣礙或算計，完全把自己敞開。他對家事、對系務也都是如此，有人說他主持臺大中文系的風格是「無為而治」，在我看來，不如說是「透明」，遇事一定和幾位老先生商量。
最後，還有一件我親歷的事，也可以看出臺先生基本的教育理念。民國五十年（1961），我從碩士班畢業，臺先生通知我留校教書。我去見臺先生時提起研究室，他立即起身，領我到第八研究室。這裡原本是供研究生上課之用，放著由四張桌子拼成的大木桌，兩邊各排著四張椅子，他說：「你就在這裡找一個位子，這樣才能讓學生容易找到你。」後來我才了解，這對師生關係有多麼重要，不只是方便討論課業，學生在生活中遭遇各種問題，在這裡只要找把椅子，師生立刻可以坐下來談。經常來到第八室的，除了修課的學生、導生，還有來自各系的大一國文學生。在臺先生心中，教育不只是教師在臺上講課，更在於師生心靈的交流。我想至少在這一點上，我沒有辜負他的期待。
這些都是臺先生住在18巷6號時的往事。師母辭世的四年後（1989），因為舊居將拆除改建，臺先生必須搬到溫州街25號的新家，雖然兩間屋子的結構相當，距離也近，但他在心理上始終不願意搬家離開——對他來說，18巷才是真正的「家」。在搬家這件事上，我可能是第一個「發難」的。那天上午，中文系來了四名研究生，加上張亨一共五個男生幫忙，午後我到臺家，發現東西居然原封不動，那時臺先生正在午睡，聽到我的聲音，便要我走進書房，抱起一件仿製的仰韶陶甕，第一個先到新家去，放在同樣的位置，也就是書房一進去斜對角的窗臺上，並叮囑我務必小心，千萬別打破。接著，眾人動手，這才陸續搬完了家，但除了這個甕，臺先生沒有要我搬任何東西，我至今記得那咖啡色的甕身，上面畫了一條大蛇。當晚我送了他一塊滷牛腱，說要讓他下酒，他很高興。
和臺先生來往的人很多，也留下許多關於他的回憶，忝為臺先生的「老學生」之一，這幾年我衰老愈甚，許多往事不復記憶，但上面的片段，包括臺先生身邊的這兩位女性，始終留在我的心裡。如果少了臺奶奶和臺師母，我想臺先生的後半生可能完全不同。記下這些可能已鮮為人知的往事，除了用表追思，也希望能讓人多少認識臺先生生命中「尋常百姓家」的一面，以及那一輩人所走過的那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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