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識印象 一室微光
1974年3月的一個星期日，吳仁博兄突然北上，帶我去胡適紀念館。館內陳列了胡適的文物和交往，當時我剛接觸刻印不久，對印章特別敏感，注意到其中幾方印是臺靜農刻的，印象最深的是一方用隸書刻的「胡適的書」（圖1），想隸書也可入印。出館後，往訪中研院早期研究員墓園，走到董作賓墓時，見墓園裡有一整片臺靜農隸書的墓誌銘。當時我臨寫過兩通〈鮮于璜碑〉，面對這一整片墓誌隸書牆，只有震撼。這就是我和臺先生的「邂逅」，自此種下尋找他的苗種。
1981年暑假，臺灣大學美術社開設暑期篆刻班，由當時剛從文化大學畢業的林淑女和我一同授課。為了辦成果展，我們將學員印拓作品集成一橫披，引首處想請臺先生題字。於是，向李猷先生問得臺先生的住址，我和淑女便同往溫州街臺大日本宿舍區拜訪。猶記當時天色已暗，在臺先生家門口遇到穿灰黑衣服的老人，我問道：「請問臺靜農先生家在哪裡？」他抬頭回一句：「我就是，有什麼事？」
知來意後，臺先生領我們進屋。他的書房便是會客室，抬頭可見張大千所書〈龍坡丈室〉，字下窗旁的檜木柱上有一件董作賓寫的小紙片。書桌在窗旁，窗邊兩面窄牆，一面是張大千的畫，一面是沈尹默的竹子，後來不時更換，曾見過倪元璐的字畫、溥心畬的字。起居室門旁有面不到100公分的白牆壁，是他掛卷軸書作的牆，平常都空白著，如有掛書作都是極厲害的好字：最記得的是蔡元培的立軸，最後看到的是臺先生所臨敦煌漢簡，後來捐給了臺北故宮。房內還有張日式矮几，上頭擺著女陶俑和陶藝家馬浩的陶人作品及一些小雜項。有一次我在學校燒陶，做了個伏虎羅漢送給臺先生，也擺在那裡。書房書畫和物品擺設都與臺先生有深沉的情愫。
那日，書房裡燈光不很亮，有幽淨的溫煦。臺先生坐在高背藤椅上，我拿出貼好的印拓，他接過後仔細看著，問如何寫，便取筆寫上「國立臺灣大學暑期篆刻研習作品展覽」（圖2）。記得臺先生那天用來盛墨的圓硯盒有個凸出三角錐的倒墨口，剛好可以擱筆，好奇問臺先生，他說一直用這種硯臺，平常寫字用墨汁。當時我還帶了四張將在歷史博物館展出的印拓，想請臺先生指導，其中一張尚無題簽，亦藉此求題。臺先生瀏覽後，從桌旁拿出一枝小豹狼毫筆，拔開筆套，蘸墨寫上「陳宏勉篆刻，臺靜農題」。書寫過程是靜寂的，執筆方式與方才完全不同：他寫大字行草書時手腕懸空，筆桿隨著線條的律動，並非完全垂直行筆；寫小字時手指接近毫端，五指緊握，筆桿前斜，打破我「執筆需垂直」的認知，讓我驚奇不已，那景象至今仍是清晰的。後來我才發現，歷史上若干書家小字線條，似乎都有這種行筆而生的韻味。
先生寫完，小筆套入筆套，就坐下來與我們說話。我們年紀和臺先生相差半世紀，對文史也沒用功，只能略述生活和工作，也就不知要聊什麼了，只貪婪地看著他房間的一切。臺先生也靜靜看著我們，很有趣的氣氛。這便是我第一次拜訪臺先生的書房，待了一個多鐘頭才告辭。其實，等見臺先生這一面的機會已等了近八年，離開時就想能有什麼理由再來找他。
求字軼事 見真性情
隔年，「印證小集」成立，成員為40歲以下年輕印人，都是渡海來臺印人的精英弟子。思忖社刊封面題字人選，想到臺先生也刻印，沒有這方面的學生，高度在諸印人之上，便再度登門求字。臺先生一聽，爽快取筆揮就，惜原稿後來在印刷過程中佚失。當時我還請他多寫一件可展覽用的大字橫額（圖3），次年在國軍文藝活動中心開展時，就放在入門第一張。
印證小集成立一段時間後，社友吳耀輝託我代向臺先生求字，內容是其師劉執中為其所作十二言長聯（圖4）。因此緣故，我向臺先生問得江兆申先生為其所寫的潤例單，並依例奉潤。當時我自己也很想請臺先生寫一對，但看看潤例要約一個多月的薪水，便不敢再有想法。為耀輝兄取字時，沒想到臺先生居然多寫一副書聯贈我：「神龍萬變海天小，猛虎一聲山月高。」（圖5）我驚嚇地說：「老師，這句子如何承受得起。」他笑笑：「可以的，可以的。」這是我擁有的第一件臺先生作品，如今憶起，仍充滿著溫暖。
後來朋友偶會找我代求臺先生書作，過程中時有趣事。有次仁愛圓環的東來順臺菜餐廳裝潢，想請臺先生寫字，放在餐廳裡，臺先生聽了便說，近日剛好託朋友從日本找到梁任公輯臺灣民謠的書，可從中找段來寫。沒幾天，臺先生便來電說寫好了，我趕緊騎車去取，一進門就看他興奮地拿起、逐字唸，陶醉其中，唸到最後一段「郎搥大鼓妾打鑼，稽首天西媽祖婆，今年夠受相思苦，乞取他生無折磨」，直說這寫得太好了，隨後又說：「這本是抄來當稿子用的，文中郎啊郎啊，掛在廳堂中似乎不太妥當，送你了。另外抄杜甫的〈客至〉詩給他（東來順）好了。」於是我意外得到這件很有意思的書作，後來曾以此稿為例，在北美館刊《現代美術》（1996年6月）寫了一篇〈由臺靜農〈竹枝詞稿〉論其人與書法〉談臺先生的書法。
家父60歲生日時，希望我請臺先生寫字作為生日禮物。我惶恐地帶了禮金和酒去找臺先生，他聽說是要給家大人的壽禮，哈哈大笑：「錢你收回去，酒你幫我喝！」隔兩天就打電話催我去拿，一對85歲為60歲作壽的聯（圖6）。父親生日那天，我們一邊喝酒一邊聊起臺先生那代人的歷史，在那混亂的時代，政治是不講道理的，連我父親只是一介鄉下國民學校的總務主任，都必須兼寫監視報告，而臺先生作為臺灣首席大學的系主任，背後的水深又是如何難測？然時隨境遷，還是得在當下過日子，很少人會把自己困在那種氛圍，且戰後物資缺乏，人口眾生，想來學校事務重整與日常生計壓力，恐怕才是先生鬱結的根源吧！
一代大儒 歌哭於斯
臺先生小學時就閱讀西方的翻譯著作，18歲起便頻繁參與新文化潮流的社團，24歲時由張目寒介紹認識魯迅，同年成立「未名社」，集結思想新潮的知識分子，在執政者眼中不啻最刺眼的異議結黨。後來未名社出版托洛斯基《文學與革命》中譯本，臺先生莫名被捕，羈押50天。又因與魯迅的關係，使臺先生揹上莫須有的「共黨嫌疑」，從27歲到34歲被捕關押三次，最後一次長達半年之久。亂世中，臺先生胞弟在逃亡中病逝，三個兒子不幸夭折。1946年一家三代七口遷聚來臺，其子臺益堅記述：「自1946年抵臺未久，即住進這日式平房，原本日治時代帝大教員宿舍，當時隨父母身側的只有尚年幼的妹妹和弟弟，純懿姐於次年夏由杭州赴臺，我則拖至48年9月始由重慶到臺北，同年年底祖母也由南京安抵，三代同聚一堂，父親自謂：『憂樂歌哭於斯者四十餘年。』也都在這棟精簡的『板屋』度過的。」臺先生抵臺時已44歲，不再年輕，擔負起全家經濟責任，對政治三緘其口亦是自然。走過那個時空的知識分子，在往後的日子裡，多半如此。
臺先生來臺前，歷任教北京中法大學、輔仁大學、北京大學文理學院、廈門大學、山東大學、齊魯大學、白沙國立女子師範學院，也曾兼任輔仁大學校長秘書和國立編譯館編審，其師友都是這時代最有影響力的人物。臺先生在44歲成熟的年紀，懷著知識思想熱情和開放的胸襟，在許壽裳、喬大壯辭世後接任一個改朝換代、百廢待舉的中文系，真是冥冥中的安排——對臺大中文系來説，是福分；對臺先生來說，老天也為他安排一個很好的場域，讓他將前半生積累的智識加以沉澱、整理，以不同形態的「建塔者」身影出現，讓學生同時接受新文學與古文學的洗禮，融合其他科系共構的開放思潮，拓寬追隨者的眼界和思潮。
不少學者談及，臺先生來臺後，不再有以前社會諷刺和批判力道的文章，而以學問論文為主。我初也不明白，後來讀胡適晚年考據文字時方知，人到成熟以後，看事角度完全不同：年輕時易限於單一視點而躁動，然當層層複雜歷練，尤其是經過束縛覊押的無助時光，才能洞悉文史哲的學問論斷，生命行旅亦隨之明晰，思想自然就轉換到著書論述，和談人記事的雜文層面上了。
柯慶明出版臺先生的《中國文學史》時，寄了一套給我。我平常不喜看論述文字，卻在翻閱此書時屢屢解開心中長久的疑問。如當年懷素〈自敘帖〉論戰，我對帖中內容一直百思不解；直到讀此書唐代士風與文學篇，方知當時應進士科的舉人，得先將其所作詩文投獻主司以自薦，是謂「行卷」，這種行卷的作用，雖說是憑自家作品以求知音，其實則是營緣奔競的結習。對照〈自敘帖〉開頭：「⋯⋯遂擔笈杖錫，西遊上國，謁見當代名公，錯綜其事。」心中謎團隨之而解。
在臺先生最後的十年，我常去串門子，每次見到他都是熱情開懷一臉笑容。然時下論者談臺先生書法，總說他沉鬱蒼茫、顧盼頓挫，和臺先生早年流離各大學及被拘禁的歷史綁在一起，甚或說其結體和行筆都因早年受政治迫害而鬱結形塑。我一直無法理解這樣的論述，想臺先生自己要是看了這些說法，也一定說他們饒舌吧。
書藝默化 絕對中鋒
常看臺先生寫字，但始終無法和他聊書法。1985年臺先生出版《靜農書藝集》，集結他在國立歷史博物館個展的作品，出書後他給了我一本，多年來隨年紀增長，反覆讀其序言，方知其實都寫在其中了。
一直以來，對於書家個人書風的形成，我習慣先從其父祖輩的法書中探求，再究其早年啟蒙的臨帖，逐步推敲其生命歷程的境遇、個性及思潮的轉化。以前書法為文人用物，千千萬萬文字的手稿和書信，累積完整形成個人書體。臺先生1943年的〈我與老舍與酒〉的手稿（圖7）中，就可以看到許多父祖輩與師友的影子。有次，我在趙中令先生的舖子看到一件沈尹默寫汪旭初詩的卷子，便告訴臺先生，他隨口便要我去買下來。送去給臺先生前，靜讀此卷，發現沈尹默對臺先生的影響很大。《靜農書藝集》序中說楷行從顏魯公的〈麻姑仙壇記〉和〈爭座位帖〉，幾乎有大半的基本軸體略似沈尹默。只是臺先生個性內歛沉著，沒有沈尹默筆調的飄逸；然臺先生是嚮往外放的，所以早年嘗臨王鐸給沈尹默看，但沈尹默認為王鐸「爛熟傷雅」，打斷了臺先生臨王鐸的興致。
《靜農書藝集》序中又說「於胡小石先生處見倪鴻寶書影本」。有天下午去找臺先生，見桌上擺著一張胡小石的卷子影本。臺先生直說胡小石字很好，我跟著看好久，但資質太差，不知所以。一出門，我就到趙中令舖子問有沒有胡小石的字，恰巧黃天才先生也在，趙先生就拿著剛從黃先生家搜刮來的清道人給胡小石授課臨寫的〈楚公鐘〉給我看，我就帶回來了。
在家看清道人的〈楚公鐘〉看了一星期，一樣不知所以，興沖沖帶去找臺先生。一展開，臺先生興致就來了，拿起毛筆來，握在筆頂端，口中隨著落款喃喃：「小石賢弟近學篆，頗力能提筆，轉折更當於此直起直落求之。」隨後告訴我，張大千也有清道人課稿，很小的一張，後來在拍賣圖錄中見到。
有天去找臺先生，他剛好寫完字，興致很好地說：「你要寫什麼，我寫給你。」我也不知道寫什麼好，他說那寫「君香室」（圖8）好了。於是他取了龍瑞棉紙行壓紋印圖案的對聯紙，我說想要隸書，他拿起「一掃千軍」筆，正如那天他看清道人的字時取筆而寫的氣氛相彷彿。見他沉醉在行筆律動中，我突然體會到臺先生書結構的奧妙，也在心中貫連了一個「絕對中鋒」體系的家族。
「絕對中鋒」是指運筆時筆桿垂直平行地進行，通常握在筆桿上方，神行俯視紙上，筆端中鋒直下平行運筆，使線條形成如鐵線般的圓韌剛勁，有力透紙背的結實凝膩。以前中正紀念堂舉辦何紹基展，我為其寫說明看板時，就因其「橫平豎直」、「猿叟」、「迴腕」等關鍵詞，而思考到這行筆的現象。伊秉綬、鄧石如皆源於此，再看張大千的篆隸、〈石門銘〉，胡小石的用筆，皆可追溯清道人、曾熙此般行筆概念，在臺灣與臺先生同一時期的曹容、曾紹杰亦然。但因每個人思考效果面向不同，講究線條呈現也不一樣，衍生運行的速度、律動和姿態各成特色。此外，筆毫的硬軟又是另一個關鍵，曾熙、清道人、胡小石、張大千用硬筆，線條直接見骨爽利；何紹基、曾紹杰用軟毫，線條就有厚實肌膚的質感，在這平行運筆上下起伏和筆端旋轉走筆之中，遂成各家風貌。
用筆方面，臺先生晚年偏好日本溫恭堂製的「一掃千軍」和「長鋒快劍」（圖9），隸書用「一掃千軍」寫，是很純淨的長鋒羊毫，極柔軟。聽汪中先生說他曾拿來寫，真難寫死了。我也託人買了，亦寫不慣。如此的軟毫，臺先生寫時享受優遊在筆毫懸盪變幻的情趣中，這種悠揚起伏的律動，卻被研究其書學的人說是鬱結孤憤的情結，真難置一詞。
《靜農書藝集》序又說「初學隸書〈華山碑〉與鄧石如」。〈華山碑〉是漢碑，和清人鄧石如是兩種完全不同的面目。臺先生早年的隸書是看不到了，我都懷疑他在書〈董作賓墓誌〉之前，可能較少花工夫在此，然為老友寫墓誌，不寫楷書只好寫隸書了。當時臺先生手邊也臨〈衡方碑〉（圖10），〈衡方碑〉和〈華山碑〉都方整嚴謹，用筆波磔俊逸，有廟堂莊重氛圍的結體，適合用在壽序、墓誌銘上。隨後〈張大千七十壽序〉、〈英千里墓誌銘〉、〈張大千八十壽序〉等，真有堂皇氣息。臺先生在歷史博物館展覽時，展出他臨摹許多不同的漢碑，起初還有點張大千早期結體的筆調，後來逐漸雍容莊重整齊；臺先生又嚮往著開張的氣息，所以寫〈石門頌〉（圖11）、〈楊淮表〉，猶有生性嚴謹的拘謹，寫大字時可以奮筆濡墨，揮灑自如，而且可享受更長距離的懸盪律動了。
臺先生行書的執筆方法亦和隸書不同。條幅用「長鋒快劍」，是偏柔稍硬挺的兼毫；小字用狼毫，執筆有斜度。寫大小字，臺先生執筆高低也不一樣。有次，我買到一張臺先生1956年寫給在香港的董作賓的信（圖12），上面不疾不徐的鋼筆小字有一種熟悉感，幾乎同他行楷的小字結體。曾聽臺先生的學生說，他上課總會先寫整個黑板的板書，我便想像他慢慢寫滿黑板的場景——其實以前文人的所有文字都是以毛筆書寫，所以使用硬筆時依舊是毛筆書寫的習慣，千千萬萬文字書寫的量，在有意識調整結體的狀態下，這種文字量和生活律動當是連結在一起的。後來他搬家時，送我幾本莊嚴給他的日本《書品》雜誌，看到他在張旭〈古書四帖〉旁的紅筆釋文（圖13），亦是如此。想來文人的字，不論學誰、學多種面貌，書寫的量總會演化成屬於自己的獨特風格。
吉光片羽 如印在心
1986年，我搬到麗水街，離臺老師家很近，常看到或買到作品就去找他。有次買到一張董作賓的字，他看了看，指著他門柱的董作賓小字說，甲骨文字可以照描，但題款是不容易仿的，要我拿去退掉。隨後又說，兩個人的東西不要買，一是張大千，一是溥心畬。有次我在一個熟舖，老闆拿了一疊臺先生的字給我看，我大吃一驚，印章和字都有落差；老闆有點驚嚇，說這字是大廟出來的，已賣出大部分。出了舖子，我直接去臺先生家按電鈴，告訴他剛看到的事。臺先生大笑：「知道，也看到了。」那個當下，我差一點開口：「不能買的，除了張大千、溥心畬，現在加上臺老師了。」
一直去串門子，就是不敢拿字給臺老師看。在他最後兩年左右，終於有一天鼓起勇氣，拿了兩張自己覺得很滿意的草書請他指導，他停駐了一會説：「線條不行。」我追著問：「那怎麼辦？」他說：「我不知道，我沒教過字。」隔一星期再去，他還惦記著：「你那線條不行，氣勢大，找找晚明的字看看。」我又問：「看誰的？」答：「都看看。」再問：「你都怎麼學字？」答：「臨帖不多，主要是讀帖。」一年多後，臺老師病中，我再一次拿字請他看，他依舊說：「線條還是不行，再看看晚明書家的線條。」這是我和他的所有學書過程，卻跟著我往後所有的書寫日子。找出晚明各家的字，漫無目的、不刻意的，去看、去感覺、去試著臨寫。我逐漸看到自己筆下線條在改變，只是再不能請臺老師看了。
開始認識臺老師，是在胡適紀念館那方隸書「胡適的書」。之後「印證小集」找他題字，他大部分都蓋別人刻的印。那時他自己已不刻印，我竟也忘記，還曾大膽刻印送他。臺老師也找我刻幾方印，有些是友人找他刻的，推給我刻。後來，從他送我《龍坡雜文》中知曉「圓台印社」的故事，和看到在張大千90歲紀念展中臺先生所刻梵文「三千大千」的印等，我這才驚呆了——我永遠刻不到他那種樸拙老辣、沉穩厚實，又時出新意的文人遊戲之境。字句裡更多的是真實心意，往後陸續看到他為許多他同輩文人的刻印，才發覺他在臺灣這段日子應仍刻印不少。
很喜歡去臺先生龍坡丈室那個小書房。先生話不多，有種被呵護的溫暖，隻言片語總是關心和解惑。受益最多的，是他影響我對人對事的看法：許多事情不是如表面所見，而是牽涉許多層面，必須從各個不同方向去思考。這麼多年來，連我女兒都說，「臺先生真的影響你很大」。
【雜誌購買連結】
【更多古美術最新消息】
陳宏勉( 2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