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國習慣將「寶物」與「國家」相互連繫，如「九鼎」、「玉璽」、「玉圭」、「鼎」等器物，這類國家憑證實際源自傳王位、傳國的思想概念，將代表國家的寶物與政權正當性連繫起來，藉著「傳承」或「掠奪」的方式繼承國家的合法政權。那麼，古代中國的憑證如何由九鼎變為玉璽呢？本文透過「九鼎」、「玉圭」、「玉璽」這三方器物，意圖說明傳國器物由九鼎嬗遞到玉璽之間，古代中國國家憑證的變化。
傳說中的器物：九鼎
傳國玉璽為皇帝的信物，是為皇權的象徵。我們都聽過「得玉璽即得天下」，不過在傳國璽成為國家憑證之前呢？有物名為「九鼎」或稱「傳說九鼎」，中國古代有句古語：「得九鼎、得天下。」相傳大禹治水，收集九州之金屬，鑄成九鼎。《墨子．耕柱第四十六》（公元前490至公元前211年）一段文字反映春秋戰國時期對於九鼎的印象：
昔者夏后開，使蜚廉折金於山川，而陶鑄之於昆吾，是使翁難雉乙卜於白若之龜，曰：「鼎成三足而方，不炊而自烹，不舉而自臧，不遷而自行，以祭於昆吾之虛，上鄉。」乙又言兆之由曰：「饗矣！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既成，遷於三國。」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
可知古時夏后氏派蜚廉到山川內採金，鑄鼎於昆吾之地，並用龜卜卦，卦曰：鼎為三足而方，本身似乎具有神祕的力量，不用升火烹煮自己就會沸騰，不藉外力自己就會移動。九鼎鑄成後，遷於夏、商、周三代。
文本中古人認為九鼎傳說確實存在，但漢代學者王充在《論衡．儒增篇》中對九鼎傳說多有所批評：「或言有益者，九鼎之語也。夫九鼎無能辟除，傳言能辟神姦，是則書增其文也。世俗傳言：『周鼎不爨自沸，不投物，物自出。』此則世俗增其言也，儒書增其文也，是使九鼎以無怪空為神也。」他認為世俗傳說九鼎「不用燒水會自己沸騰，不置入物品，物品也自然從鼎內而出」這些傳言，只是那些儒生在書面上誇大其辭。
如果撇除信物的性質，九鼎的功能就是祭祀。《左傳．成公十三年》：「國之大事，唯祀與戎」，祭祀在古代是相當重要的大事，承襲著人對天溝通的本質。《禮記．曲禮下》云：「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遍。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遍。」在古代只有天子才能祭天，諸侯僅能祭祀山川，而使用的祭祀的工具就是鼎器。
考古學家張光直認為，「九鼎」之所以在上古時期的政治上占有絕對地位，是因其為通天媒介，而九鼎本身廣納各地的銅礦錫礦，擁有九鼎，意味著掌控了通天的權力，也掌握了技術與原料。換言之，帝王掌握各地方的自然資源與通天工具，就好像掌握最有力的兵器一樣，是大勢大力的象徵。古代中國帝王的政治權力來自對九鼎的象徵性的獨占，同時也是對中國古代藝術的獨占（註1）。
至於九鼎的遺失，古今中外學者歷來眾說紛紜。《史記》中有許多關於九鼎的紀載，如《史記．秦本紀第五》：「秦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走來自歸，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城，口三萬。秦王受獻，歸其君於周。五十二年，周民東亡，其器九鼎入秦。周初亡。」可知東周被滅後，九鼎入秦後下落成謎。
又，《史記．封禪書》：「其後百二十歲而秦滅周，周之九鼎入於秦。或曰宋太丘社亡，而鼎沒於泗水彭城下。」《漢書．郊祀志》：「後百一十歲，周赧王卒，九鼎於秦。或曰，周顯王之四十二年，宋大丘社亡，而鼎淪沒於泗水彭城下。」這兩條材料，雖然有時間上的差距，但也表明九鼎因戰亂遺失在泗水彭城下。
九鼎的傳說故事，其實與周代「列鼎制度」有很大的關係。在周代，身分差距決定祭祀中鼎器的多寡，《春秋公羊傳注疏．卷四》：「禮祭：天子九鼎，諸侯七鼎，卿大夫五鼎，元士三也。」─天子九鼎、諸侯七、士大夫五、三，實際上周代的「列鼎制度」就是「九鼎傳說」的原型。從考古材料與文獻資料的考證中可以發現，九鼎的記載多在西周後才出現，由此可推知九鼎這一器物可能是周天子所虛構出來的，藉故利用夏、商文化正統，來替自己揑造「得九鼎、得天命」的一套政治術語。
傳國思想的誕生：玉圭
前面講到「九鼎」是古代中國帝王傳位最為重要的憑證，而周代的城邦諸侯也有一套屬於自己傳國思想的物品，就是「玉圭」。玉圭是新石器時代就存在的玉器形制，是從工具、武器慢慢演化成禮器的重要代表。周代的玉圭普遍被作為鞏固社會階級與王權的手段，《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谷璧，男執蒲璧。」以玉做六等信物，顯示圭在周代相當重要。
周代天子使用圭來冊命諸侯，稱「命圭制度」或稱「瑞圭制度」。《國語．吳語》：「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三國韋昭注曰：「命圭，受錫圭之策命」玉圭是天子冊封諸侯所賜的玉禮器，換句話說，玉圭帶有天子冊命的功用，也是諸侯的身分憑依。
周天子所賜的玉圭常被諸侯當成傳國之寶，如《詩經．大雅．崧高》：「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描述周王賞了許多金銀車馬給王舅，還冊命一塊領土，讓他在南方建國，而賜給王舅的圭，將作為國寶來收藏。
右 戰國〈玉圭〉，高9.6公分，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國立故宮博物院Open Data
天子會在諸侯即位時賜命圭給諸侯，象徵社會地位有所提升。古時的命圭制度是相當隆重的受命儀式，不可太隨便。《左傳．僖公十一年》：「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天子派召武公與內史去賜給晉侯命圭，然而晉侯態度惰慢。回去後，使者將情況告知周天子：「晉侯的後代無法再享其祿位。天子將天命賜給晉侯，他竟然態度惰慢地接受玉瑞，如此自暴自棄，怎麼還會有繼承人呢？」
「瑞圭制度」也是上對下的等級憑依制度，如《詩經．大雅．韓奕》：「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於王。」描寫韓侯手中需持有玉圭才能覲見天子，可見瑞圭制度（玉圭）在過去是維持王權政治的身分憑證，唯有諸侯王才能得此玉圭。那麼，以玉圭建其國的諸侯王死後，玉圭該如何處理呢？
根據《禮書綱目．卷三十二》：「諸侯薨，使臣歸瑞圭於天子。」諸侯死後，諸侯的玉圭就要還於天子。《白虎通．崩薨篇》曰：「諸侯薨，使臣圭瑞於天子何？諸侯以瑞圭為信，今死矣，嗣子涼闇。三年之後，當乃更爵命，故歸之，推讓之義也。」文中指出，諸侯以玉圭為憑信，諸侯死後，等嫡長子服喪三年，更爵其命，成為諸侯王，天子即將玉圭歸還給諸侯，有推讓之義。
綜上所述，玉圭是「冊命」、「建國」的重要憑依，周代的玉圭與階級相互連結，玉圭不只是禮器，更是維持周代社會階級的器物。在王權制度下，天子分封國家給諸侯，賜玉圭以策其命；而玉圭會被諸侯國尊為國寶，細心呵藏，當然覲見天子時，也必須手持玉圭。雖說諸侯死後要將玉圭歸還天子，但等服喪結束，天子又會賜予該長子，這樣傳國行為的展演，無疑就是透過「瑞玉制度」鞏固周天子的權力。此外，西周瑞圭制度，也可說促成了各小國對於傳寶器的思想萌芽。
帝國的憑證：玉璽
史料指出九鼎鑄於夏，傳至商、周，東周末年在遺失於泗水之中。儘管九鼎是周天子所虛構出來的產物，但因為九鼎遺失，秦朝急於找尋可以替代的物品，「玉璽」就成為當代首選。
目前學界對璽印的起源莫衷一是，但推測應與新石器時代製作陶器的「陶拍」有關。陶拍是陶器製作過程中用來拍打泥胚的工具，其目的是使裂縫彌合、坯土緊密牢固，由於印壓的過程中會在陶器上留下痕跡，是最早璽印的雛型。
《左傳》與《國語》最早記載官璽的使用，可知春秋後期印章已使用在官方書信。官璽之所以重要，在於它是傳遞君王信息的媒介，藉由官印的憑證，以確保上對下、下對上的訊息傳遞。
秦朝統一天下後，首先將很多制度都統一起來，印璽的制度也不例外。應劭〈漢官儀卷下〉：「秦以前民皆佩綬，金、玉、銀、銅、犀、象為方寸璽，各從所好。」漢蔡邑《獨斷》：「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為印，龍虎紐，唯其所好。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又獨以玉，群臣莫敢用。」以上二則史料皆說明，在秦代以前庶民與官員的璽印可依自己喜好製作。
秦始皇統一天下後制定「璽印制度」，唯有天子才可用玉質璽印，此後各官位階層，皆有不同的材質、名稱來加以劃分，在《漢舊儀二卷補遺二卷》中看出端倪：
諸侯王印，黃金駝紐，文曰璽，赤地綬。列侯黃金印，龜紐，文曰印。丞相、大將軍黃金印，龜紐，文曰章。御史大夫章。匈奴單于黃金印，駝紐，文曰章。御史兩千石銀印，龜紐，文曰章。千石、六百石、四百石銅印，鼻紐，文曰印。章，兩百石以上，皆為通官印。
「諸侯王」指皇帝，而「諸侯王印」實指玉璽。從文中可看出璽印制度有等級劃分，由玉到金、銀再到銅，各階級所用的璽印材質有所不同。
而秦始皇為何將玉選為天子獨用的璽印材質呢？筆者認為秦始皇在製玉璽時，考量的不是材質的美醜，實應為玉在文化內涵上比金、銀、銅都更顯重要。玉在三代以前主要用於製作祭祀與溝通神靈的器物，有著通天的功能，經過夏商兩代後，玉在西周時期更被當作王權憑證（玉圭）及王權象徵，且具美德意涵。秦始皇統一天下，認為自己是上天的代言人，因而選用玉來製璽印，玉璽即在此時與皇權劃上等號。
結語
相傳九鼎是夏代大禹治水後，收集九州金屬製作而成的神器，實際經考證後可知「傳說九鼎」只是「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周天子想藉由捏造古史的方式，讓普羅大眾對周天子天命一說更深信不疑。相傳九鼎遺失在泗水流域，秦朝急於尋找頂替「傳說九鼎」的器物，最終選取皇帝發號施令的玉璽，成為傳國器物。
筆者認為「九鼎」是國家意識形態的凝聚、「玉圭」是天子鞏固皇權與傳國思想的加深、「玉璽」則是傳遞君王信息的媒介，玉璽的出現讓皇權拓展到更遙遠的疆界，這三類物品其實相互作用。
大從「九鼎」天子傳天子、小至「玉圭」諸侯傳諸侯，傳國器物反映了大時代思想的變遷。春秋戰國時期（東周），宗法制度崩解，天子不再以玉圭作為上對下、下對上的憑證信物；諸候王們也不再以簡單的血緣觀來分化，有才能的智士得以被任用，這樣複雜的官僚體制，不能再以簡單的「玉圭」與「血緣制度」來作為政治憑證。真正結束天子與諸侯的城邦政治，實際是大時代的改變。「玉璽」是「璽印制度」的代表，反映著「人才政治」打破「血緣政治」的思想，而這個轉變也透過器物體現出來。
註釋：
註1 張光直《中國青銅器時代（第二集）》，臺北：聯經出版社，2020，頁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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