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岸有個流行語，稱之曰「吃瓜群眾」，因為想像過去的鄉民看客，閒來無事，聽人道是非聊八卦，邊看戲邊嗑瓜子啃西瓜，因以而得名。在臺灣網路用語裡，因「瓜」與「八卦」之「卦」諧音，所以冒出了「有沒有瓜」這個雙關問卦語。
至於古代的「吃瓜」則牽涉了更複雜的飲食史考察。各位若遍搜網海，可能會查到一些瓜類是愛情象徵的說法。這基本上出自《詩經．衛風》的〈木瓜〉這首詩：「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但這首詩是單純兩情相悅的贈禮，還是瓜類真的有愛情的象徵？其實也不好說。
文人種瓜大會
在我實際搜尋古典文學的資料庫，關於「瓜」與男女戀愛或情感上的連結，其實算不上多。但西漢初有一個關鍵的吃瓜典故出現，成了往後士人不斷召喚的意象與隱喻，那就是東陵侯邵平與他種出的「青門五色瓜」。這個故事最早見於《史記．蕭相國世家》：
邵平，故秦東陵侯，秦滅後為布衣，種瓜長安城東。種瓜有五色，甚美，故世謂之東陵瓜，又云青門瓜。
邵平是秦時的貴族，秦國滅之後成為布衣（沒被幹掉算是運氣好了）。於是在長安城東門外種瓜，「瓜有五色」這句形容頗費人疑猜，我們稍後再論。但其種之瓜品質甚好，故時人稱之「東陵瓜」、「五色瓜」或「青門瓜」（因長安城東門色青，故而稱青門）。
對古典文學略為嫻熟的讀者，大概知道「仕隱」是歷代文人關注的永恆主題。所謂「仕隱」其實偏義在「隱」，「仕」乃是不得不然。一方面嘛從古到今沒人想幹社畜；另一方面選擇隱逸山林、肥遁鳴高，方能得顯士人之高潔。然而若世道清明，滄浪之水清兮，若堅持不願出仕又有違士大夫經世濟民的使命，也因此文人經常猶豫在仕隱之間的抉擇，有了「鐘鼎山林」或「身在魏闕，心在江海」之類的創造性名詞。
在隱逸詩人之宗的陶淵明出現之前，文人若要召喚歸隱的意象，經常會想到「東陵瓜」這個典故。畢竟邵平這樣皇親國戚、位極人臣，但卻甘於布衣，且種瓜有成的歷史，就成了士人們不斷召喚呼應的重要典故。譬如阮籍〈詠懷詩〉：
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畛距阡陌，子母相鈎帶。五色曜朝日，嘉賓四面會。膏火自煎熬，多財為患害。布衣可終身，寵祿豈足賴。
「膏火自煎」出自《莊子》，山木自寇，膏火自煎。斧頭的柄是木頭作的，膏油蠟燭是被火燒融形成的，本自同根的物質兩兩相害，這就是人生的宿命，所以榮寵不足仰賴，布衣方能終身。此處的「終身」與今義不太一樣，指的是道家所說的：養天年，以全天真，也讓這首詩有些玄言詩的意味。
李白的〈古風〉同樣用了這個滄海桑田，盛極而衰的典故，感嘆世間富貴何足憑恃：
莊周夢蝴蝶，蝴蝶為莊周。一體更變易，萬事良悠悠。乃知蓬萊水，復作清淺流。青門種瓜人，舊日東陵侯。富貴故如此，營營何所求。
這首詩白話無須翻譯，結論當然是人生何必汲汲營營，這很像我們如今的IG體格言，類似「意外與明天不知道哪個更早到」之類的及時行樂體悟。沒人知道莊周忽而化蝶，蝶幻化莊周，就像想不到青門旁之種瓜人是往日的東陵侯這般，人事變幻，興替無常。
而從興感人生無常，富貴難圖，一轉而為欽羨東陵侯，也嚮往學種瓜的，是杜甫的〈曲江〉：
雀啄江頭黃柳花，鵁鶄鸂鶒滿晴沙。自知白髮非春事，且盡芳尊戀物華。近侍即今難浪跡，此身那得更無家。丈人才力猶強健，豈傍青門學種瓜。
這首詩的名句是「自知白髮非春事，且盡芳尊戀物華」，人到暮年應當無牽無掛了，但終究是貪戀物華。最後的「豈傍青門學種瓜」是反問，也是激問句。褪盡榮華，隱逸東門，但還得重學東陵侯的種瓜事業，也沒那麼容易吧。
五色瓜是什麼瓜？
讀過這些詩，我們大概知道「東陵瓜」在歷代文人召喚典故裡的關鍵意象。文人當然也不是沒有吃真正的瓜，譬如元曲裡馬致遠的〈新水令〉：「恁般樓臺正宜夏，都輸他沉李浮瓜」，只是用到瓜或種瓜的關鍵詞，經常都與邵平的典故有關。
清代外銷畫《清國京城市景風俗圖》之賣西瓜、賣香瓜。
然而前文還遺留了一個懸而未解的課題，即是─這東陵侯種的「五色瓜」，到底是五種顏色的瓜，還是一種品種？在對岸的入口網站有個解釋，說這種五色瓜種至今已失傳。因為文獻稱之「大如斗，味如蜜」，漢代一斗為兩千毫升，故可能不是如今原產於中國的香瓜、甜瓜之類的薄皮品種，而是屬厚皮甜瓜種。其所用之另一條證據是紀昀至烏魯木齊時寫的〈雜詩〉（詠西瓜）曾稱：
種出東陵子母瓜，伊州佳種莫相夸。涼爭冰雪甜爭蜜，消得溫暾顧渚茶。
紀曉嵐應當沒吃過真正的東陵瓜，但他提到的伊州即是伊犁，「伊州佳種」就是我們現在熟悉的哈密瓜，即是厚皮甜瓜種。是故作者推測五色瓜可能是由邵平所配種之厚皮甜瓜新品種，但其後瓜種已經失傳，但體積類似西瓜，甜度接近哈密瓜。
飲食史之難以考察
當然，考察飲食模式，或植物農作物的傳播，本身就有困難度。譬如「西瓜」這樣原產於非洲的品種，究竟是何時傳入中原，過去就有好幾種說法。譬如有說在11世紀經由契丹傳入，也有說馬王堆漢墓裡的木乃伊女屍的腸胃道裡，就有發現類似西瓜的種子。又說宋詩裡「銀瓜」之類的形容，都是在稱西瓜。不過我倒覺得這就是讀古文、讀詩歌之趣味。
許多時候文人在文學作品裡所描寫的植物、草木，並不只是它原本的指涉。文學總是指東畫西，總有其明喻和隱喻。現實生活當然有香瓜水果，有鳥獸草木，但它們往往有另外一層文學內裡的意涵。就像我們高中可能都背過的，陶淵明的一首田園詩—「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歷代箋注家都已經解釋了，這裡陶淵明所謂的「種豆」，可能不是現實世界的豆子，因為他用了東漢隱士楊惲的詩：「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箕。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這個典故。
即便古代文人集體的種瓜想像，也未必是真心想去種瓜，只是對隱逸生活的嚮往；而他們吃的瓜也只是那個從秦至漢，由貴族淪為布衣卻發明出新品種的東陵侯邵平。但這種集體吃瓜呼應著某個歷史事件、進而長吁短嘆一番的行動藝術，卻與今日若何符節。我在想這大概就是從古到今不曾改變的吃瓜群眾之心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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